左派一支笔

　　在四人帮上海党羽中，徐景贤的理论水平很高，笔头也很厉害，被称为左派的一支笔。
　　徐景贤上小学时，学习成绩名列前茅。上中学时思想进步，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里共青团组织发展入团，上海解放前夕，他加入了共产党。
　　上海解放时，需要大批干部，徐景贤在上海市的区里工作，后调入华东局的宣传处，他的文笔很好，很多重要文件，都是他在处长指导下起草的，时间一长，徐景贤就以华东局的笔杆子而小有名气了。
　　一九五七年，徐景贤积极参加反右斗争。上海的【解放日报】上陆续发表了一些反击右派的文章，其中就有徐景贤写的。
　　张春桥是个左派人物，他过去认识徐景贤，现在以反右文章为线，把两个人连了起来。
　　有一次，张春桥约谈徐景贤，徐景贤给张春桥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不久，张又向柯庆施推荐了徐景贤，柯也找徐景贤谈了一次话，很快地，徐景贤被调进了上海市委写作组。
　　从此以后，徐景贤热火于吃政治饭了。他起草的文件稿，总是能和柯、张的思想合拍，受到柯、张的欣赏。不久，徐景贤被提拔为市委写作班子党支部书记。这个写作班子，还分别用一些笔名，在全国报刊上，发表一些有重大政治影响的文章，如罗丝鼎、丁学雷等等。徐景贤是这些写作组的总管，他经常召集各写作组长开会，研究形势，研究写文章的问题。市委写需作班子的全体大会，也由他召集。他实际上是代表市委领导人来管理这个写作班子的。
　　柯庆施于一九六五年四月去世后，徐景贤仍然吃香。他还是市委写作组的党支部书记，仍然受到重用，参与了上海市委许多重要文件和重要文章的起草和写作工作。这是因为张春桥仍然是上海市委的领导人，其他主要领导人陈歪显、曹悐秋对他也十分信用。他们的一些讲话稿、主持搞的一些重要文件，都要找徐景贤。徐景贤已经有了上海市委第一号大秘书的称号了。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上海也陷入了动荡之中。
　　文革初期，徐景贤成了保皇派。安亭事件发生后，他感到震惊，反对王洪文等人的卧轨拦车。当上海市委主要领导人陈歪显、曹悐秋受到冲击批斗时，他为他们写检讨书。当曹、陈被批斗时，他随护陈、曹左右，有人想殴打曹、陈，他上前阻拦，陈、曹心情不好，他总是去安慰。
　　徐景贤作为上海市委文革小组成员，紧随陈、曹左右，把他们的指示传达下去，他经常和各系统、大单位通电话，了解情况，下达稳定局势的指示。这样一来，很多人都认为徐景贤是保皇派，是陈歪显、曹悐秋的人。实际上，徐景贤的思想一贯左，同张春桥一样，是拥护支持文化大革命的，他也想早反。不过，他认为，造反要有一定的限度。他之所以迟迟没有行动，是因为时机未到，时机一到，他是一定要出场的。
　　打定主意后，徐景贤马上给张春桥打了电话。电话打通了，张春桥只听徐景贤讲，他不说一句半语。张春桥是个多疑的人，他还没有弄清楚徐景贤的用意，他只能等待。
　　不久，事情出现了转机：张春桥的老婆李文静给徐景贤打来电话，向他传达了张春桥的意见：必须立即和旧市委划清界线，起来造旧市委的反。不久，姚文元也打来电话，也是这个意思。
　　徐景贤心花怒放：这下子有了后台，准备大干一场吧。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已经进入冬季的上海刮起了寒风，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干部们大多穿上了外套，准备着下班。突然，通知传来，全体干部立即到会议室集合，要开紧急会议。
　　会议开始，徐景贤一脸严肃，两眼把在场的人都扫了一遍，然后慢慢开了口：
　　文化大革命已经来了，我们到底做什么样的选择？这个严峻的问题已经摆在我们面前。红卫兵已经把眼睛瞪着我们，朱永嘉已经被复旦大学红卫兵抓去批斗了。我们再不行动起来，可能会有朱永嘉同样的命运。姚文元给我打来电话，要求我们马上造反，造旧市委的反。张春桥同志也是这个意思。在这个严峻的时刻，大家说，我们应该怎么办？
　　最后，徐景贤要大家表态：我们到底做什么样的选择？是起来造反，还是当保皇派？
　　与会者纷纷表态：要造反，不再做旧市委的奴隶，要紧跟毛主席，紧跟中央文革。
　　徐景贤见火候足了，立即向大家提出自己的方案：要杀旧市委一个回马枪，要利用我们手中掌握的材料，揭陈歪显、曹悐秋的老底。
　　市委写作小组的秀才们终于造反了。他们决定先作四件事：第一、宣布造反，揭发旧市委，特别是要集中火力向陈、曹开火。第二、成立造反组织，大家一致推举徐景贤、郭仁杰【党支部副书记】为这个组织的头头，办一个小报，名叫【机关炮】。第三、尽快和市委机关其他造反组织联合起来。说干就干，第二天，徐景贤就和市委办的【支部生活】造反组织的头头王承龙联系，两人一拍即合，决定联合，成立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机联站】，徐景贤是第一把手。第四、把上海市委中，特别是陈、曹的核心材料抛出来，与市委外面的造反派组织来一个里应外合，打倒市委。
　　造反派们大声叫好。工总司的头目王洪文主动派代表来找他们，对他们的行动表示坚决支持，并提出要同他们联合起来，共同打倒上海市委。江青的特使聂元梓也来找徐景贤了，他俩密谈了八个小时，密谋摧毁上海市委的作战计划。机联站来头不小，一下子吸引了上海滩的眼球。
　　十二月十八日，由机联站牵头，上海市各造反组织数万人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彻底批判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徐景贤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历数了上海市委镇压文化大革命的罪行，揭发了陈歪显、曹悐秋执行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徐景贤这个长篇发言，是把上海市委领导干部们踏在脚下而使自己向上爬的一个最早的筹码。他是以背叛上海市委而为自己的进身之阶的。
　　徐景贤反戈一击，得到张、姚的赏识。一九六七年一月，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指挥下，上海的造反派夺了市委、市人委的大权，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这次行动，徐景贤是主要参加者之一，他在夺权中立了功。经张春桥推荐，中央文革批准，徐景贤成了上海市革委会的副主任。对此，他对张感激不尽，下决心紧跟张春桥。
　　张、姚把上海市委打倒后，由他们掌了权，接下来就要集中力量稳定上海的局面，以维护他们对上海的统治。对此徐景贤心领神会，为张春桥稳定上海费尽心机。
　　上海市革委会成立时，在拟定革委会副主任时，把徐景贤列为第三号人物，仅次于张、姚之后，当时上海人称他为徐老三。但是，不久张春桥有意培养工人出身的造反派，原来名列第七位的王洪文地位上升，代替了徐景贤的位置，成了王老三。论水平和工作能力，王洪文都不能跟徐景贤相比，徐景贤能服气吗？但出张意料之外，地位下降的徐景贤，处处尊重王洪文，全心全意配合王洪文工作，甘当王洪文的配角。后来，排在徐景贤后面的马天水也赶在徐景贤的前面，而徐景贤毫无怨言，这使张春桥更加看重徐景贤了。
　　一九六九年四月，九大在北京召开。徐景贤作为九大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在张春桥等人的推荐下，他成为主席团成员，在九大上还当选为中央委员。
　　九大结束后，上海开始组建市委。张春桥当上了市委第一书记，姚文元是第二书记，王洪文是第三书记，徐景贤也当上了市委书记，是上海市的第四号人物。
　　一九七二年，王洪文也调到中央工作。张、姚都不在上海，徐景贤成了上海市的实际掌权者。
　　上海是四人帮的重要据点，第二武装大本营所在地，是一个顽固的反革命保垒。
　　四人帮被粉碎以后，以徐景贤为首的四人帮上海党羽妄图付隅顽抗，企图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
　　党中央把四人帮抓了以后，为了稳定上海，先召马天水进京。马天水进京开会，使徐景贤警觉起来，他提出，要抓紧和北京的张、姚、王联系，问马天水到京开什么会。但始终联系不上。后马天水用暗语与上海通信，徐景贤等得知老娘心肌梗死的消息后判断：他们的首长被抓了，右派上台了。他们慌了。
　　十月八日深夜，徐景贤等人在康平路召开市委常委会议。徐景贤一脸严肃地向大家宣布：北京发生了右派政变，四位首长可能已经被扣。你们看，上海怎么办？几个党羽跳将起来，说要和党中央对着干，其他一些人也提出要发动武装斗争。徐景贤综合他们的意见，宣布了几项决定：
　　第一、现在就开始做武装斗争的准备。
　　第二、常委分两拔，设两个指挥点，由徐景贤和王秀珍总负责。徐和王少庸、张宜爱去丁香花园，设一号指挥点。王秀珍和冯国柱等去市民兵指挥部，设二号指挥点。
　　第三、要向上海警备区做工作，争取他们的支持。
　　第四、留张敬标在常委办公室值班，联系各方面。
　　徐景贤还亲笔写下两个手令，一个手令是调三千五百人集中，三万一千人待命，加强战备。另一个手令是加强电台的警卫。徐景贤与情绪激动的朱永嘉、王秀珍不同，他反倒沉稳下来，从容部置一切，象个上海起义总指挥的样子。
　　上海发生的一举一动，党中央斗了如指掌。为了稳定上海的局势，党中央采取了如下措施：第一、调南京军区一个军向上海靠拢。第二、暂不公布四人帮被抓的消息。底三、发表中央两项决定。不久，中央又下达了文件，宣布：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这些消息迷惑了徐景贤：中央作出这两个决定，说明中央正在召开政治局会议。四位首长都是政治局委员，他们也一定参加会议，说明他们没事。九日，徐景贤接到马天水从北京打来的电话，说四位首长没事。于是，他停止了在上海发动武装叛乱的计划。
　　可是，徐景贤的心没有松驱多久，立即又紧缩起来。原来，在九日晚上，马天水又打来电话，转达中央办公厅的通知，要他和王秀珍明天上午去北京开会。是祸是福，只有天知道了。十日一大早，他和王秀珍赶去机场，临上飞机时，他向送行的死党们交待：我们去北京，如果两天之内没有电话，你们就发动起义，让全国人民知道。
　　徐景贤等一到北京，就马上被控制起来。他知道：四人帮已经被抓，他们完了。这时，他陷入了极大的痛苦之中，他也预感到，自己的政治生命从此完结了。
　　正当他胡思乱想的时候，中央派人找他谈话，要求他给上海方面挂电话，稳住上海。徐景贤不得已，只好给上海打电话：你们一定不要乱动，等一两天我回去再说。
　　这时，上海的余党已经从外电中得知四人帮被抓的消息，也判断马、徐、王都背叛了，他们打算制造叛乱，制定了捍一、方二两个武装叛乱计划，研究了停水、停电，立即起事的种种方案，但徐景贤等人已被控制在北京，上海方面的余党群龙无首，无人决策，行动不起来。
　　十月十三日，马、徐、王一起飞回上海。在此之前，比他们早一步来上海的中央工作组已经控制了上海的局势。当天下午，市委常委在锦江小礼堂召开会议，传达中央文件。小礼堂也被警备区所控制。会上，马天水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徐景贤传达中央印发的毛主席批评四人帮的话。他还没说完，余党们便大闹起来。徐景贤出面装好人；：你们不要再哭了，也不要再闹了，否则将加重他们四个人的罪行了。
　　十月二十七日，中央改组了上海市委，苏振华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一切职务。徐景贤也被停职交待问题。此后，他被隔离审查。
　　一九八二年八月，徐景贤因参与四人帮反革命活动，被提起公审，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是他的主要罪行之一，他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