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奴隶篇原文及鉴赏

　　一hr鲁迅说：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弯子了。有更其直截了当的说法在这里：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一种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
　　是的。从前人不是说过吗？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这便是在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的人对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人的一种向往。大多数的中国人，以前做一姓一家的奴隶，近百年来，又因为中国是各国的殖民地，要做十多个主人的奴隶，奴隶做得太久了，便不自觉地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一旦主子垮台，欲求做奴隶而不得，对于过去的奴隶生活便不胜其追念，甚至于连做一匹狗都甘心的，只要天下太平。
　　而况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同是奴隶，还有舆、台、隶、仆等的分别，如果在奴隶阶层里能够爬得高一点，可以仗主子的威势来欺压比他更低一层的奴隶的，自然更值得骄傲了。还有一种平时受主子豢养的奴隶，是全靠有奴隶的身分才能生活的，我们浙江萧（山）绍（兴）一带有所谓堕民者，一向是比平民更低一级的，自五族共和以来，曾由政府明令解放，然而堕民们大不高兴，原因是怕失去了低级奴隶的地位，岁时令节，便不好意思再向主人讨赏赐。
　　总之，奴隶这个名词，虽然字面上看来不大冠冕，然而只要生活过得下去，尤其是在奴隶阶层里爬得高一点，永远不会感觉到耻辱、不平而意图挣脱的。
　　二hr然而，终于有人在不平，在叫喊了。三十年前，许多革命志士大声疾呼，要挣脱满洲人所加于我们的镣铐，而康有为却主张保皇立宪，于是章炳麟斥之曰：饰为喑聋，甘与同壤，受其豢养，供其驱使，宁使汉族无自立之日，而必为满洲谋其帝王万世祈天永命之计，何长素之无人心一至于是也。
　　康有为为什么不赞成革命，甘心做清皇朝的奴隶呢？理由很简单，如果立宪成功，康氏自己的地位，是所谓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这样的高等奴隶，又何乐而不为呢？只可惜大多数的奴隶们已经起来反抗，清皇朝终被推翻，康有为也只好默默地带着他的宝贵的奴隶标识辫子，而长眠地下了。
　　只是我们身上的镣铐不止一副，挣脱了满洲人所给我们戴的那一副，却还有帝国主义者给我们戴的。所以孙中山先生临终时告诉他的同志们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而鲁迅先生也告诉青年们说：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青年的责任。
　　所谓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很明白就是没有奴主之分的时代，而我们也的确正在努力创造抗战建国便是。
　　三hr只是中国人奴隶做得太久了，所以要挣脱奴隶镣铐还有办法，而要拔去奴隶思想却很困难。据说现在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奴隶思想似乎也确有两种，一是封建的，一是殖民地的。譬如康有为一定要尊载湉小丑为圣上，那便是封建的奴隶思想。还有一种殖民地的奴隶思想，就是只看见主子的伟大，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只想倚靠他人，占一点儿小便宜，他们根本不要革命，只要能够维持现状，做稳奴隶就成了。
　　要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须要根本拔去奴隶思想。否则无论是留学生也好，名教授也好，甚至被尊称过革命的外交家者也好，尽管你表面上如何高等，如何华贵，一旦褫其华衮，露出本相，也不过是奴隶罢了。
　　1940年10月
　　（1985年三联书店版《宋云彬杂文集》）
　　赏析鲁迅先生1925年写过一篇文章《灯下漫笔》，文中曾说：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文章把中国历史概括为两个时代：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并号召青年们勇敢站出来，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不难看出，本文的立意和基本结构框架都本于鲁迅的这篇文章。但40年代的中国社会现实，毕竟与20年代有很大不同。在40年代，封建压迫依旧，而民族矛盾则公开激化了。因而本文的这种阐释和解读，也就有了新的时代内涵。
　　首先，文章在继承鲁迅关于中国的历史不过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一论断的同时，着重突出了近百年来中国日渐殖民地化这一特征，尤其是中国正在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这一现实。我们身上的镣铐不止一副，挣脱了满洲人所给我们戴的那一副，却还有帝国主义者给我们戴的。基于这一点，作者把鲁迅所说的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阐释为没有奴、主之分的时代，并具体化为抗战建国这一历史任务，即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中国。
　　文章进一步指出，由于中国人的双重奴隶身分，盘结于中国人身上的奴隶思想也就有两重：封建的奴隶思想和殖民地的奴隶思想。当然，作者并没有把所有中国人等同看待，而是突出表现了对奴隶阶层里爬得高一点的高等奴隶的切齿痛恨。文章突出批判了企图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康有为式的人物和一些奴化的教授名流。他们是殖民地奴隶思想的集中体现者，幻想依赖洋主子，而对人民的力量则视而不见。
　　尤为可贵的是，作者也象鲁迅那样深刻意识到，由于压迫的深重久远，中国人奴隶思想的根深蒂固，不仅意识不到自己的奴隶地位，居然还能在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摸、陶醉。作者慨然叹道：只是中国人奴隶做得太久了，所以要挣脱奴隶镣铐还有办法，而要拔去奴隶思想却很困难。这种奴隶思想对于抗战建国事业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因而文章尖锐指出：要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须要根本拔去奴隶思想。
　　现在距鲁迅写《灯下漫笔》时已有60余年，距作者写作本文时也有近50年了。他们所期待的第三样时代，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已经出现。中国人早已摆脱了奴隶镣铐，然而他们所深恶痛绝的奴隶思想，无论其为封建的还是洋化的，却远不能说已经脱净，仍有去拔之必要。这也就是我们学习这篇文章的现实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