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源记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二章聂娥娇
　　我叫聂娥娇。我家祖上是在常德城里开药行的。当年，在常德城里，提起百泰堂药行，妇孺皆知。百泰堂的朱砂深得顾客信赖，远销天津、上海、广州、香港。对于门市销售的药品，我祖父和我父亲在选料方面特别讲究，如天麻，要色白透明，如黄芪，要选用内蒙古的正路货。药物的处理，糖制，酒砂等，都是古法炮制，一丝不苟。如百泰堂自制的参茸丸，配方系用高丽野参和关东鹿茸，而其它药行制作的参茸丸，大多选用石柱参，西党参和南茸、西茸，原材料价格不及百泰堂的五分之一。又如百泰堂创制的百泰虎骨酒，制作更是费尽心机。先要将虎骨熬膏，然后用汾酒浸泡。汾酒购自湖北汉口的最大酒坊李大有酒号。李大有酒号卖给百泰堂的汾酒，酒质要比卖给其它药行的高十度。百泰虎骨酒驰名湘、黔、川。
　　百泰堂药行在经营上也与众不同。店面是三层牌楼的石库门面，店堂内高悬天人共鉴、存心有天知金字匾额，橱柜窗台陈列的药物琳琅满目，又配以风物说明，新颖别致。店堂内安置铁笼，笼中关有活虎，引得路人围观。到了冬季，店堂内更是当众杀活驴、活鹿来炖胶。
　　我祖父对我百般宠爱。自我懂事时起，祖父在百泰堂药行里坐堂应诊，总让我在一边旁听。收购药材时，他常把我带在身边，耐心地教我识别参、术、苓、草、归、芎、芍、地八大类主要药材。湘西、川、黔一带的药材商人把药材卖给百泰堂，百泰堂再把这些药材远销外省，称为下货生意。跟在祖父身边，我熟识了湘西、川、黔的各种名贵药材，如朱砂、水银、吴萸、虎骨，穿山甲、麝香等。
　　我祖父还经常亲自到野外去采集药物，每次外出，他总会带着我。跟着祖父，我走遍了常德地区的山山水水。
　　在澧县文庙的大成殿里，祖父指着供有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的灵牌对我说：我的小娥姣呀，你天资聪慧，记忆超群，你要是个男孩，我一定好好供你读书。只可惜你是个女孩。孔夫子说：女子无才便是德。你以后读几年书，能识文断字就行。你从小跟着我尝遍百草，将来要是落难了，靠读书救不了你，行医问药或许能帮你度过难关。
　　走进石门县的夹山寺，祖父告诉我：这里是闯王李自成的归隐地。他念起了墙上的诗：捣碎乾坤惊日月，踏翻宇宙走雷霆。时来作恶天还怕，运去念经佛不灵。
　　接着，祖父对我说：人一辈子能不能过上好日子，关键还是靠时运。‘时运不齐，命运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像李自成这样的英雄，一辈子也没有风光几年。娥姣啊，人活一世，能过十年舒心的日子，那就是天大的幸运了。
　　祖父拉着我的手说：聂娥姣，你要记住：你现在过的就是衣食无忧的舒心日子，如果将来遭了难，你不要想不开，你要对自己说：‘我是享受过好日子的，现在吃点苦是应该的，有好多人一辈子都没有享受过好日子呢！’这样，你就没有什么想不开的了。
　　来到桃源县的桃花源，祖父又对我感叹道：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免不了有纷争，世上没有世外桃源。
　　在野外采草药时，看到山坡上的南瓜，祖父会牵起一根南瓜藤，对我说：好水嫩的南瓜藤！把外面带刺的皮剥了，生吃起来味道也不错。
　　我对南瓜不感兴趣，更不要说南瓜藤了。家里的餐桌上经常会有南瓜，我从来不吃南瓜。我最喜欢的一道菜，是沅水里捞起来的鲤鱼。
　　祖父又说：南瓜藤一时吃不完，可以趁着它鲜嫩的时候，用几个大坛子把它们腌起来。到了秋天，地里的南瓜藤枯了，坛子里的南瓜藤还可以接着吃。
　　春天的时候，棕榈树上会长出一种板状的嫩籽，祖父指着它对我说：这种籽不甜不酸，苦中带一点涩，吃了不会坏肚子，闹饥荒时可以充饥。
　　我心中暗想：沅水里的鲤鱼鱼籽我都吃不完，我为什么要吃这种棕榈树籽呢？
　　在枞树山里，祖父用锄头挖出了一种叫土茯苓的东西，他把这种粉红的土茯苓拿给我看，说：生吃，或是煮熟了吃，味道都不错。
　　我那时还小，不理解祖父的话，我家百泰堂撇开零售不说，光是做下货生意，一年获利就成千上万，难道我会有吃南瓜藤的日子？
　　后来的经历证明了我祖父是有先见之明的。
　　最初是川军在常德胁迫商民筹饷，把常德总商会会长绑起来作人质，商会不得不向商户分摊。有的商店弃店逃走，有的将妻室儿女的金银手饰拿出来抵交摊派。我们家不得不变卖桃源县老家的田土来交摊派款。
　　接着是土匪抢劫，绑架。从沅陵来的一伙土匪，不仅把我们百泰堂的现金洗劫一空，还把我父亲绑走了，让我祖父筹钱到沅陵赎人。
　　后来是日本飞机轰炸，百泰堂的大堂被炸垮，日本人还从飞机上投下了大量的大豆，高粱，麦子等谷物，以及一些零散的破棉絮，破布条，稻草。三四天后，街头巷尾出现了许多死老鼠，大家不以为然。几天后，鼠疫就开始在常德城蔓延了，我祖父和我的一个哥哥死于鼠疫。
　　日本人攻陷常德那一年，百泰堂百分之八十多的货物毁于战火，百泰堂差不多只剩下几幢房子了。我父亲在逃难路上被日本人打死了。
　　我二十岁时离开百泰堂，从常德城里嫁到了汉寿县蒋家嘴镇。我夫家姓蒋，在当地是大户人家。我丈夫是黄埔军校五期毕业，在国民党军队中当营长，我跟着丈夫四处漂泊，生下了五个孩子。
　　解放前夕，我丈夫负伤了，我随他回到了汉寿县老家。土改那年，我夫家彻底破了产。划分成份时，村子里还是蒋姓的堂兄掌权，我夫家当时已经没有田产，只剩一栋老宅，按理应该划分中农。但是，这们掌权的堂兄出于一番好意，将我夫家划为破落地主，因为破落地主可以分到田土。
　　不过，他没有想到，这个破落地主的成份，以后会给我们一家带来终身的厄运，不仅让我担惊受怕一辈子，还危害到了我的子女。
　　很快，蒋家嘴土改时的打人杀人，就吓得我们晚上睡不着。有的地主被吊在树上打，有的在批斗时，被台下的群众用扁担打死。还有的地主被用麻袋装起来，绑上大石头，沉到了江里。
　　我丈夫从小在外面读书，后来又在外面当兵，他这个破落地主在当地没有民愤，更没有血债，我这个地主婆虽说是蒋家嘴的媳妇，但在那里住的日子并不多，与当地人无冤无仇。不过，我们还是惶惶不可终日，我们的五个孩子也整天躲在家里不敢出门。最后，我决定将全家迁往常德。
　　常德娘家没有我们的住处，百泰堂的房子已经被我的哥哥嫂子们占据了，我们只好在德山租一处房子住下来。但是，一家人生计没有着落。我丈夫身有伤病，再加上他面子薄，放不下架子，找不到事做。全家靠我四处行医糊口。后来我一狠心，把我的两个女儿放到穷人家去做了童养媳。
　　常德城里搞公私合营的时候，我靠着娘家的关系，进了中医院工作，分配在制药室上班。当时，我万分高兴，心想：我一定要好好珍惜这份工作，再也不要去当游医了。
　　有一天，我和几个职工正在制药室制药，忽然有几个人走了进来，其中一个人指着我手里的白芍说道：呵，这白术看起来很地道啊。
　　我纠正他说：这不是白术，这是白芍。
　　那个人怔了一下，说：看起来明明就是白术嘛，怎么会是白芍呢？
　　旁边有人向我使眼色，可我还是说：白芍就是白芍，怎么能说成是白术呢？这是中药，不能随便混淆的。
　　那个人笑了笑，说：你呀，你真是内行人。看来，我是个外行。说完，他走了出去，其他几个人也跟着走了出去。
　　我旁边的一个职工小声告诉我：这个人是新来的中医院书记，你怎么能跟书记顶嘴呢？
　　我满不在乎地说：他说错了嘛。药可是人命关天的东西，出不得半点差错。
　　没想到，从此以后，我经常处于紧张的人际关系之中，医院的领导经常在大会小会上含沙射影地批评我，医院的职工一个个见了我，脸上都会露出异样的神色。
　　后来，运动来了，我被勒令站在台上挨批斗，头上戴着一顶用报纸做的尖尖的高帽子，上面写着地主婆、坏分子。有人高呼口号：这个国民党军官太太，反动军官家属，她不老老实实，我们就叫她灭亡！
　　我的小女儿就站在台下陪斗。医院的职工在发言中，还把我小女儿牵扯进去了，她们说：这个地主婆，以前四处当游医，赚了很多钱，她的女儿穿的都是丝绸衣服，从小过的就是资产阶级生活。
　　后来，批斗会升级了，我在批斗会上被人打了耳光，嘴角流血了，我戴的高帽上写有五类分子这个新的封号。
　　我这个五类分子受到政府的管制，经常要到派出所去接受讯问。
　　在中医院过得很压抑，我干脆辞去了医院的工作。
　　这一年，我的丈夫去世了，撇下我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我该怎么活呢？
　　我母亲看我处境艰难，就让我带着小女儿从租住的德山，搬到了百泰堂老宅。这老宅里住着好几户人家，他们都不欢迎我的到来，说什么泼出去的水怎么往回流？
　　我的几个嫂子天天指桑骂槐，希望把我和小女儿逼走。
　　在这个时候，我的小女儿又给我惹祸了。有一次，她把我的银饰盒拿出来玩。银饰盒里有一个玉镯子和一个金链子，邻居家的孩子看见了，就告诉了她家里人。她家里人就跑到派出所去举报，说我家里藏有黄金。
　　派出所的人跑来了，把百泰堂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有搜到任何值钱的东西。他们把我抓到派出所拷问了好几天，说我丈夫在国民党部队当营长，在蒋家嘴一定藏了不少黄金。
　　从派出所回来，我把小女儿狠狠打了一顿，扫帚都被我打断了。
　　百泰堂的人再次联合起来，威逼我母亲，要把我和小女儿赶走，
　　说我这个地主婆把百泰堂染黑了。
　　我只好带着女儿搬了出来，重新开始租房住了。
　　三年苦日子到来了。我在常德县农村四处当游医。到处都是饿得浮肿的人，我想起了祖父当年对我讲过的话。我开始吃南瓜藤，吃棕榈树籽，吃土茯苓，我还把这些东西带回来给我的儿女们吃。
　　我的大儿子在蒋家嘴造纸厂谋得了一份工作，他在那里谈了个女朋友，女朋友是贫下中农的女儿。我大儿子是地主子弟，能娶上贫下中农子弟，我认为这是天大的喜事。女方家邀请我这个未来的亲家去作客。
　　我到了蒋家嘴，大儿子带我去他女朋友家。没想到，大儿子却把我带到了我自己的婆家。
　　我问大儿子：怎么把我带回自己家里来了？
　　大儿子说：这里以前是你的家，土改时，这栋房子被分给我现在的岳父了，所以，这里现在不是你的家，是你亲家的家了。
　　走到老屋前的沅江边，看着这栋气派的老宅，我的心情就像沅江水一样不平静。我想：三十多年前，我这个常德城里百泰堂的千金小姐，就是坐着花轿嫁进了这栋房子里的呀。那时候，我是这栋房的女主人，我在这里侍奉公婆，在这里生下了五个孩子。现在，丈夫死了，两个女儿也送人了，我自己居无定所，无家可归。自家的房子怎么就成了别人的呢？
　　我的亲家知道我曾是这栋房子的主人，可他们接待我时，丝毫也没有不安和尴尬，心安理得地以主人的身份招呼我。亲家公笑嘻嘻的，两颗爆牙露在外面。我想：当年，他大概就是凭着这两颗爆牙，把我的老宅挖走的吧。
　　我的大儿子看出了我的心思，他在我耳边悄悄说：我选择跟这户人家结亲，目的就是要把我家的房子夺回来。
　　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
　　居委会的陈主任每天到我家训话，要我小女儿下乡。我小女儿躲了起来。陈主任找我要人。我不交人，她就收缴了我家的购粮证，停止了我家的口粮供应。这一招最狠毒。没办法，我小女儿只好下乡了。她到桃源县的菖蒲公社插队落户。
　　不久，我得到了一个新的封号，叫二十一种人。常德城里的游街，示众，每一次都少不了我。城里十天一次戒严。每次戒严之前，都要把二十一种人从睡梦中拖出来，集中关押，不准交头接耳，不准乱说乱动。
　　在屋里蹲了一夜，第二天开始游街示众，脖子上挂一块大牌子，上面写明各人的身份：地主婆，反革命，牛鬼蛇神，孝子贤孙。男人头上戴一顶高帽子，画上鬼脸，女人们被剪成了阴阳头。
　　我们这些人被绑着双手，用一根长绳子串成一行，在大街上示众。冬天，我们打着赤脚，走在铺着薄冰的路上，脚板钻心般疼。夏天，头顶烈日，打着赤脚，走在半融化的柏油路上，脚下发出吧哒吧哒的声音，脚板上的皮被一块一块扯了下来。
　　由于二十多个小时水米未进，有好几次，我晕倒在地。围观的人群中，有人讪笑说：看哪，这不是当年百泰堂的千金小姐吗？她现在怎么成了这个样子？
　　后来不搞游行示众了，来了一个新运动，叫遣送回原籍。我这个土生土长的常德人不能在常德呆了，作为二十一种人，我被遣送回我的婆家汉寿县蒋家嘴。这里本是我的家。土改时，因为害怕，我离开了这里，如今，我又被强行遣送回到了这里。
　　这里已经没有我的住处，我只能住在生产队的牛栏里。社员们见了我，都说：还乡团又回来了。
　　我的亲家公对我说：你又跑回来干什么？想反攻倒算？还是惦记着你家的房子？
　　隔三岔五地召开斗争大会。我同这里的人，或多或少都沾亲带故，可开起会来，这些族亲们一点也不手软。
　　有一次，在斗争会上，我亲家公对社员们说：这个地主婆这一次回家，是来找她公公埋在地下的变天帐的，谁分了她的田，谁分了她的房，她将来都会要跟我们算总帐的。
　　大家听了，一拥而上，把我按倒在地，一阵拳打脚踢。我亲家母从茅厕里舀来了一端子大粪，笑嘻嘻地对我说：这大粪是你当年住这里时留下的，你把它吃回去吧。
　　我不吃大粪，死死咬紧牙关。有人跑回家，拿来了火钳，撬开了我的嘴，把大粪灌进了我的嘴里
　　散会后，我独自到沅江边去漱口。望着滔滔沅江水，我真想跳进江里一死了之。这时，我想起了祖父对我说过的话：娥姣呀，你是享受过十年好日子的，以后吃点苦受点委屈也是应该的。
　　我要活下去。
　　但不能呆在蒋家嘴这个地方了。
　　我开始逃亡，一边逃亡一打听，看看哪里有合适的人家，我要找个成份好的人家重新嫁人。最后，我逃到了军山铺公社，在一户瞎了一只眼睛的独眼龙贫农家里安了家。
　　没想到，我在这个独眼龙家里还是不得安生。只要喝了酒，独眼龙就会把我按在地上，一只脚踩在我身上，笑嘻嘻地对我说：听说你原来是常德城里的富家千金？真是脱了毛的凤凰不如鸡。想当年，我家里也有八十多亩水田，都被我赌博输光啦，我现在成了贫农。我们家里有两个阶级，阶级斗争不留死角，我家里也要搞阶级斗争！你这个地主阶级不许乱说乱动，必须乖乖听我这个贫农阶级的摆布。
　　我最怕他喝酒，喝了酒，他什么稀奇古怪的事都干得出来，比如，他会骑在我身上，一边用竹枝抽打我，一边喊道：快跑！快马加鞭！
　　有时，他还会一边打，一边痛哭流涕。
　　我被他打得浑身是伤。
　　唉，这样的日子何时才是尽头呢？
　　我再次决定逃跑。为了不让这个独眼龙找到我，我想我不能再在汉寿县呆了，我跑到了我小女儿插队的地方。
　　我小女儿插队的菖蒲公社，是一个很偏僻的地方。一条石板小路弯弯曲曲，环绕着这个小山村，三面都是高山，平时，外人很少到这里来，这里的人也难得到外面去。村前破庙的墙上，留下的还是当年土改时的标语。我想，躲在这个地方应该是安全的吧。
　　我住在我小女儿家。我小女儿家的隔壁也住着一位知青，这位知青的老娘被遣送到了这里。我不认识这个女人，也不想跟她多说话。没想到，第二天，她主动跑来同我聊天。
　　她说：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你不就是百泰堂的吗？哎呀，那个时候，你可不得了哟，在上学路上，我同几个小伙伴，远远地跟在你后面走。你一路走，一路剥糖果吃，把糖果纸随手往地上扔。我们几个悄悄把它们捡起来，贴在嘴边，舔那上面的甜味。哎呀，我现在还能闻到那股浓浓的奶香味呢。我们眼红得要死呢。只有百泰堂的千金，才能吃得起这么高级的糖果。你那个时候啊，走路时，头昂得高高的，对旁人看都懒得看一眼，哪里会晓得有人捡你的糖果纸来舔呢？
　　我一点也记不起吃糖果的事了。
　　她又说：我们家那时也是开药行呢。你还记得吗？你父亲当年把其它几家药行的参茸等名贵药材买去，摆在百泰堂的玻璃橱柜里，标明售价，让顾客明白你们的售价比我们家药行的价格便宜。哎呀，你父亲这一招好毒啊，把我家药行的生意都抢光啦
　　这件事我倒是有印象。我记得祖父曾经劝阻过父亲，但我父亲坚持要这样做。
　　我在小女儿那里没住两天，渐渐地，我感到情况有些不妙。生产队的知青，原来见了我都热情打招呼，现在见了我都不理我了。生产队的社员见了我，也像见了怪物一样。我小女儿也问我：妈，我外公是不是发过国难财？
　　我莫名其妙：什么国难财？
　　我小女儿说：这里的人私下里议论，说我外公在常德滨湖地区发洪水的那一年，故意抬高价格，售卖百泰堂研制的散疫丹，发了一笔横财。还有，我外公的百泰堂药行被顾客称为‘漆黑店’，卖劣质药材害死过人
　　这真是天大的冤枉！民国二十年，洞庭湖滨洪水泛滥成灾，时疫流行，我祖父派出店员，深入灾民家里，免费赠送散疫丹。同时，还把药送到各慈善堂，让他们代我们广为散发，不取分文，救了不少人的命。这在当年，是常德城里人人称颂的一件善举，现在怎么成了发国难财呢？
　　很快，大队民兵开始找上门来，问我丈夫是不是因为罪大恶极而被人民政府处决了？
　　我的胸口又开始怦怦跳了起来，我知道，这一切都是隔壁那个婆娘造的谣。可是，我现在就是有十张嘴也说不清呀。
　　第二天清早，我小女儿到田里出工去了，我还在床上睡觉，房里忽然闯进了几个孩子，每人手里拿着一根竹条，朝我的床上抽打，一边喊道：地主婆，睡懒觉，剥削人，罪难饶，打死你这个黄世仁！打死你这个彭霸天！打死你这个南霸天！
　　当天下午，阶级斗争现场会就在田间举行。生产队强令我挂上一块木牌，跪在水田里。
　　我一直跪到天快黑。
　　生产队长恶狠狠地对我说：你女儿不听话，嘴巴比刘胡兰还能说。我好心劝她嫁给我侄子，她竟然嫌我侄子文化低！哼！斗争大会明天接着开，一直开到你女儿答应嫁给我侄子为止
　　我知道我不能再在这里呆下去了。等天一黑，我就开始逃跑了。菖蒲那个地方的山真多。我翻过一座山，又翻过一座山。我在黑暗中跌跌撞撞地跑着，半夜里，我迷了路，在大山里转来转去，又累又饿。实在走不动了，我就靠着一棵大树坐着。无名鸟发出一声声疹人的叫声。
　　我想：会不会有狼过来呢？
　　我又想：唉，叫狼吃了正好，反正这个世界没有我的容身之处。我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天天亮以后，我又开始继续逃亡。我也不知道自己要逃到哪里去。哪里偏僻，我就往哪里躲。有时睡在山洞里，有时睡在社员的屋檐下。饿了就跟好心人讨口饭吃，或是在山野采些野果。遇到有病人的人家，我会帮病人看病。病人的家人为了答谢我，会给我一小包米，或是几个红薯，几个包谷，甚至会留我在他们家里住一晚。
　　有时遇到民兵查证明，他们会把我抓去关几天，最后又只好把我这个老婆子放了出来。出来后，我又继续流浪，我渐渐适应了这样的生活，我再也没有想过要回常德。在桥下的涵洞里，我睡得比在常德城里还要安稳。
　　一年又一年过去了。
　　有一次，我流浪到了安乡县安全公社。在长乐大队，有一位老婆婆，头和腰都无法伸直，身子长年蜷缩着，我拿出随手带的不锈钢针，给她扎了唇中、三阴交、肾玉这三个穴位，病人很快就可以站起来了。
　　一个十多岁的姑娘，乳房糜烂。我采来芙蓉花，捣碎后敷在她的患处。不久，这个姑娘的乳房就好了。
　　在榆树生产队，有一个妇女牙疼得睡不着。我就到田野里去捉来几只癞蛤蟆，用刀刮它们的眉棱处，那里会渗出少许桔黄色的浆液。我把这些浆液收集在酒盅里，再把浆液晒干，制成了蟾蜍酥。我把蟾蜍酥放进那个妇女的牙洞里，那个妇女的牙就不再疼了。
　　我在安全公社有了名气，许多社员都来找我看病。从社员的口中，我得知这里有个朝鲜女人，她患气管炎好多年了。他们问我敢不敢给她看病。
　　我问：为什么不敢给她治病？
　　他们说：这个朝鲜女人是个女特务。
　　又有人说：其实她在日军中当过慰安妇，是个婊子。
　　这个朝鲜女人引起了我的强烈兴趣，我找到她家，发现她同安全公社本地女人并没有什么区别。她个子娇小，头发花白，慈眉善目，完全不像四十多岁的女人。她说安乡话跟当地人说得一样。
　　我问明了她的病情，告诉她一个偏方：用刚出生的乳猪，伴冰糖蒸熟后服用。她用我的偏方治好了气管炎。很快，我和她成了朋友，每隔一段时间，我都要去她家坐坐，听她聊她的身世。她也乐意跟我讲她的经历。
　　她叫金姬顺，十二岁时随父亲来到中国沈阳，进了日本人创办的朝日女校读书。毕业后，被分配到南满铁道医院担任助产士。后来，经过一个朝鲜技工的介绍，认识了在国民党部队当排长的吴连长。辽沈战役后，国民党驻东北的军队土崩瓦解，吴连生决定离开国民党部队，他带着金姬顺，回到了湖南安乡老家。
　　在安乡老家，农村缺医少药，妇女生孩子都是土法接生。有一天，邻居有一个孕妇生孩子，由于难产，痛得哭天喊地。金姬顺采取人工引产的方法，使孩子顺利分娩。
　　不过，婴儿降生后仍处于窒息状态，不哭不动，全身发紫。按照当地的旧习，这样的婴儿是要当作死婴埋掉的。金姬顺却没有放弃。她先是口对口地为婴儿作了人工呼吸，再用手轻轻扣出他嘴的血块，然后倒提着他，在他屁股上连击两掌，婴儿终于哇地一声啼哭起来。
　　这次接生让金姬顺名声大振，远近一带的产妇都喊她接生。当地人都夸她：想不到这个外国人还是个送子观音。
　　不过，她当送子观音的风光日子没过几年，厄运就开始降临了。在反右运动中，她的丈夫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她成了反革命家属。
　　接下来是三年苦日子，公共食堂里顿顿都是红薯汤。她饿得走路摇摇晃晃，得了夜盲症，手上的青筋凸出来，脸上只有骨头没有肉。她刚出生的女儿没有食物吃，饿死了。
　　熬过三年苦日子之后，接下来就是四清。四清清理出了她这个女特务。工作队的人在她房前屋后挖地三尺，想要找出发报机。生产队的孩子用弹弓射她，一边喊道：女特务，你把发报机藏在哪里了？赶快交出来！
　　这些孩子，有好几个出生时都是她接生的。
　　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最让金姬顺搞不懂的就是这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阶级斗争。
　　有一次，她悄悄问我：你说说，上面号召我们搞阶级斗争，到底是要下面的人真搞呢，还是假搞？
　　哎呀，到底是个外国人，思路跟中国人就是不一样。我头一次听到这样奇怪的问题，感到莫名其妙。
　　她又说：要是真搞呢，就认真地搞，扎实地搞。要是假搞呢，那就当是演戏，好好地演。问题在于：有时候看起来是像在真搞，结果却是在演戏；有时候看起来像是演戏，结果却让人死不瞑目。你永远琢磨不透这阶级斗争什么时候是真搞，什么时候是假搞。
　　她给我讲起了她第一次参加万人斗争大会的情景
　　那天清晨，我家屋檐下的喇叭里就反复广播着一个通知：今天将举行全公社万人批斗大会，全公社每个社员务必按时参加，缺席者按现行反革命处理。这个通知吓得我和吴连生瑟瑟发抖，早饭都吃不去。
　　早饭后，公社直属连的基干民兵们，雄赳赳气昂昂地来到我家。他们先是在禾场上高喊一通口号：
　　打倒历史反革命分子吴连生！
　　打倒朝鲜女特务金姬顺！
　　我和丈夫早已吓得瘫软在地上，民兵们用棕绳把我俩捆上。这次捆绑跟以前不同，这次把我们包粽子一样，横七竖八，捆了一道又一道，然后，押着我们跌跌撞撞走向万人批斗大会会场。
　　大会是在一个山坡下举行的，这次批斗大会比生产队、大队的批斗会气派大得多。黑压压的人群漫山遍野，老人和孩子们都来了。会场上空始终回荡着让人亢奋的语录歌。主席台上方挂着斗争大会四个吓人的大字，会场两边挂着巨幅标语：
　　砸烂黑五类的狗头！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人群中有一个穿军装的男人，他站在一张桌子上，手持喇叭，恶狠狠地指挥着各个大队社员应该站立的位置。
　　批斗大会开始了。
　　第一项议程当然是由大会主持人高声宣布：把黑五类分子押上台来！
　　于是，基干民兵们把我们押上主席台。当我们一个个鱼贯上台时，广场上响起了雷鸣般的口号声。我们被勒令跪在台上，低下狗头。
　　公社革委会的马主任开始讲话了。我看不到他的模样，只能听到他的声音。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无限的愤怒和无比的仇恨，他气愤得说不出一句一句完整的句子，从他嘴里嘣出的只有一个一个的词语。他每说出一个词语，就会挥拳在桌子上狠狠地砸一下。桌子上摆放着的话筒，就会把他砸下的这咚的一声无限放大，传到会场四周高悬的喇叭里去。四周的喇叭再把这咚的一声无限放大，传到天空，传到山上，然后再回荡到我的耳鼓里。
　　每当这咚的一声砸到我耳鼓里的时候，我的心就会揪紧，停止跳动。
　　马主任咬牙切齿，历数着我们这些阶级敌人的一桩桩罪恶：
　　头上长疮！咚！
　　脚底流脓！咚！
　　想复辟！咚！
　　磨刀霍霍！咚！
　　毒如蛇蝎！咚！
　　火烧芭茅心不死！咚！
　　在我的想像中，他的样子应该像一个喝了两斤白酒的狂怒之人，满脸通红，双目圆睁，脖子上的青筋有乌梢蛇那么粗，牙齿咬得格格响，随时准备扑上去，把他眼前的黑五类撕成碎块，然后一块又一块把它们生吞下去。
　　又或许，他像一个在荒岛上孤独生活了几十年的落难者，他已经有几十年没有说话了。突然，他发现一条满载游客的航船正从远处驶过。他向船上的人高呼，他想向他们表明：他需要说话。他还能够说话。他急需他们来拯救他。
　　听着他那声嘶力竭的尖叫，我心中感到一阵阵愧疚：都怪我们这些十恶不赦的阶级敌人啊，要是我们这些黑五类没有犯下那些滔天大罪，他会这么愤怒吗？他的愤怒是我们这些阶级敌人招来的啊。
　　有时，我又会在心中暗暗同情他。他愤怒了这么久，他不累吗？他呐喊了这么久，他不需要歇一歇，喝口水吗？他把嗓了喊哑了怎么办？
　　马主任讲了两个小时，他的拳头也在桌子上砸了两个小时，我的耳朵也被咚！了两个小时。马主任终于结束了他的讲话。他累了。
　　批斗大会的最后一项议程是：全公社的一万多名社员，包括老人和孩子，排成整齐的队伍，依次从我们这些黑五类面前走过，每个人在经过我们面前时，都要指着我们吼一声：罪该万死！
　　然后狠狠地跺一脚：咚！
　　最后轻蔑地吐口水：呸！
　　大会结束之后，我们这些黑五类正准备回家时，忽然有两个民兵来到我面前跟我说：你还不能走。马主任要对你这个外国女特务训话。
　　我丈夫望着我，满眼惊恐。
　　民兵押着我来到了马主任的办公室门外，一个民兵看着我，另一个民兵进去报告。办公室的门和窗都是敞开着的，我看到一群人把马主任围在中间。马主任满面红光，神采奕奕。
　　马主任说：今天的斗争大会开得很过瘾，比喝了茅台酒还要痛快！
　　他旁边的一个干部说：你今天的报告作得很有气势，雷霆万钧，大长了无产阶级志气，大灭了阶级敌人威风。
　　另一个干部说：最后一个环节：万人唾骂，这是只有马主任才能想出来的精彩华章。别的公社开斗争大会，绝对想不出这样的妙招。
　　民兵把我带进办公室。
　　马主任一看到我，立刻笑容满面，与刚才主席台上的那个凶神恶煞的马主任判若两人。他对我说：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我没听懂。
　　他说：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作‘千夫所指，无疾而死。’今天，你遭受的不是千夫所指，而是万夫所指，可你没死，还活得好好的，这说明你这个女特务生命力很顽强。你知道吗？过去我们大多数中国人，只有在电影银幕上才能看到女特务，而此刻，一个活生生的女特务，而且是外国女特务，就站在我面前，我很激动。有你这个女特务在主席台上跪着，我今天做报告做得特别兴奋，特别来劲！
　　旁边一个干部说：电影里的女特务都是穿旗袍的，可惜这个女特务穿的是大裤脚。
　　马主任指着我的裤子说：你不应该穿大裤脚嘛。你们朝鲜的金日成主席说过：朝鲜女人都不应该穿裤子
　　看到我和在场的其他人都惊讶得目瞪口呆，马主任又笑眯眯地缓缓说道：你们朝鲜的金日成主席说：朝鲜女人都不应该穿裤子，而应该穿裙子。
　　在场的人都笑了。
　　马主任又指着我的裤子说：你不应该穿裤子，而应该穿裙子。现在，我给你一个穿裙子的机会。
　　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下，看到我脸上并没有表现出惊喜，他显得有些气馁。他说：今天，我们接到通知，安乡县要举行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汇演大比武，我们公社文宣队必须要拿出有特色的节目。上次，我看了你们大队文宣队的一个节目，叫《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那个节目是你演的吧？很好嘛。你从哪里搞来的朝鲜服装？是你从老家带来的？
　　我告诉他，朝鲜服装是我自己临时做成的。我扯了一些纱蚊帐布，把它染成红、绿色，再把它缝成一条红色的短上衣，一条绿色的裙子，还有两条彩带，把这些东西套在身上，我就成了朝鲜族的延边人民了。
　　马主任说：别的公社演《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的演员都是冒牌货，只有我们公社的演员才是正宗的朝鲜人。你虽然是个外国女特务，但我们中国的毛主席说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你现在可以为我所用。这段时间，你要同文宣队好好排练，要为我们公社争光。你这个正宗的朝鲜人表演的《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要是在汇演中没有取得好成绩，老子枪毙了你！
　　说到这里，他将手枪啪地一下放在桌子上，两眼露出凶光，又恢复了他在批斗大会上的样子。
　　我战战兢兢地离开了办公室。
　　走到门外不远处，我听到马主任在房间里对其他人叹气道：这狗日的吴连生，他凭什么这么有福气，竟然搞了一个漂亮的外国堂客！我们公社的女人，什么样的我没搞过？可我就是没开过洋荤。你们说说看，这朝鲜女特务是什么味道？是不是跟长沙臭豆腐一样，闻起来臭，吃起来香？
　　我懒得再听下去了，我为我今天在批斗大会上遭受的痛苦而感到委屈。我在心里想：报纸上天天讲，阶级斗争是关系到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大事啊，多么庄严神圣！可是，到了我们公社的马主任这里，他怎么将阶级斗争跟臭豆腐扯到了一起呢？
　　有一个冬天的深夜，民兵们突然砸开我家的房门，把我和吴连生从被窝里揪了出来，还未等我们穿上棉衣，他们就把我们捆了个结结实实，然后押着我们向外走去。屋外大雪纷飞，天地一片白晃晃的，我和吴连生冻得哆嗦，也没敢问他们这是要把我们押到哪里去。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我们这两个黑五类经常被民兵押到某个地方，同全大队或是全公社的阶级敌人集中关押到一起。
　　但是，今晚似乎有点不同寻常，今晚他们押着我们朝一座荒山上走去。正感到疑惑时，忽然听到我背后的两个民兵悄悄议论：
　　就在生产队里处决不行吗？为什么要跑到山上去？
　　在生产队处决，谁给他们抬尸呀？再说，他们这些阶级敌人的血有剧毒，会污染生产队的稻田，将来种出来的稻谷也不能吃
　　啊，原来，他们这是要处决我们！我的腿一阵发软，我丈夫一下子瘫倒在地上，行进的队伍停了下来。一个民兵用枪托捅了我丈夫一下：起来！你这怕死鬼，这里不是你死的地方，你没有资格死在这里。
　　我丈夫呜呜地哭了起来。又有一个民兵用枪托打他。
　　不知为什么，我突然一下子变得勇敢起来。我走过去安慰丈夫说：连生，起来吧，死就死吧，这样的日子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你以前不是说将来我们要死在一起吗？现在机会来了。
　　吴连生没有起来。两个民兵只好拖着他的胳膊，像拖麻袋一样向山上拖去。
　　我望着漫天的雪花，望着这白茫茫的世界，我没有对死的畏惧，我想起了中国电影里无数的就义场面，我想起了刘胡兰，江姐，我甚至想：我这样穿着内衣内裤哆哆嗦嗦地死去，实在是死得太窝囊了，我要是穿着朝鲜族的裙子死去就好了，而且最好是死在一棵万年松树之下。
　　我吴连生到达了目的地。这里没有电影里常出现的那种衬托先烈的青松，却有两个已经挖好的墓穴。
　　我丈夫咕咚一声，自己主动滚到墓穴里去了。
　　两个民兵把他拖了上来，踢了他一脚：我们还没有代表人民宣判你们的死刑，还没有扣响正义的枪声，你怎么就像癞皮狗一样躲进去了？
　　那一刻，我真有点恨我的丈夫，他把我们的英勇就义搞得太滑稽了，跟我从电影里看到的英雄就义场面相比，相差太远！
　　一个民兵问我：你有什么临终遗言？
　　我想起我的儿子此刻还在家中哇哇啼哭呢，我的眼泪哗地涌了出来。我能给儿子留下什么遗言呢？让他化悲痛为力量？让他继承我们的遗志？不，不行。我觉得还是什么也不说。我恶狠狠地擦干了我那个不争气的眼泪电影里的哪个先烈是带着眼泪死去的？！
　　民兵们在我们前面站成一排，举起了枪。
　　牺牲的时刻马上就要来临了，我突然意识到我应该高呼几句口号，于是，我高喊：伟大的金日成同志万岁！
　　民兵们放下枪，走到我面前，踢了我几脚，骂道：这里是中国，金日成有什么资格称万岁？
　　我又喊：毛主席万岁！
　　他们用枪托砸了我几下，骂道：你这个朝鲜女特务，有什么资格喊毛主席万岁？
　　我灵光一闪，决定高唱《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这一回，他们没有提出反对意见。我想让丈夫跟我一起唱，可他一声不吭。
　　民兵们重新举起了枪，一个民兵高叫道：预备
　　我继续唱道：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枪响了。我只觉得头上有一阵风掠过，我倒在了地上。我以为我死了。我一动不动地躺着。不知过了多久，有人在踢我，我睁开眼一看，民兵们在哈哈大笑，笑够了，他们开始议论：
　　这狗日的吴连生，他还在国民党部队当过营长呢，我们还没开枪，他就吓晕了。难怪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
　　这个女特务真是视死如归，大义凛然，跟电影里的先烈一模一样。
　　我从地上爬起来，拍了拍身上的雪，责问他们：你们刚才为什么不把我打死？
　　一个民兵说：今晚，我们几个民兵武装巡逻，巡了一个通宵，一个敌人也没有发现，实在无聊，所以，把你们两个拉出来搞了一场演习。你可别怪我们。通过这场演习，我们发现：吴连生真是个狗熊，他当反革命一点不冤枉。而你呢，你可真不像个特务，你像个先烈。
　　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
　　又来新的运动了。
　　这一回的运动叫一打三反。上面派了工作组进驻我们生产队。这一回的工作组，同以前的工作组也没有什么不同，无非是开会，学文件，喊口号，号召社员们检举、揭发我们生产队的阶级斗争新动向。我们生产队只有我和吴连生这两个阶级敌人，所以，开会时照例把我们两个押到台上批斗一番。
　　不过，有一天晚上，吴庆生堂客的揭发，还是让我和吴连生感到心惊肉跳。
　　吴庆生是我丈夫吴连生的堂兄，他们两人的父亲是亲兄弟。吴庆生堂客是生产队的接生婆，在我来这里之前，这一带的产妇生孩子，都是由她接生的。我随丈夫刚到安乡那些年，我和吴庆生堂客相安无事。在了解到我是个助产士以后，她还经常向我请教接生方面的问题。这附近的产妇生孩子时，有的人请她接生，有的人请我接生。
　　自从我被打成女特务后，这附近的产妇就不敢再请我接生了。吴庆生堂客对我的态度，也来了个大变脸。吴庆生堂客私下里四处造谣，说我原来是在日本军队里当妓女的，从头到脚，都胺脏得流脓水。
　　这些我都忍了。谁让我和吴连生是黑五类呢？
　　更可气的是，吴庆生家里养的猪，经常跑到我家的自留地里拱辣椒树。我去找吴庆生堂客，陪着小心跟她说好话，让她把家里的猪关好。吴庆生堂客笑嘻嘻地答应了，可是，她家的猪照样跑到我家的自留地里来。我捡起石头，把她的猪砸跑了，这一幕被她看见了，她对我破口大骂。我回骂了她几句。
　　没想到，这次一打三反运动，让她逮到机会了。她在斗争大会上检举说：那天，我家的猪拱了吴连生的辣椒，吴连生这个反革命一边赶我家的猪，一边恶狠狠地对我说：‘你们这些贫下中农，人人都欺负我。等蒋介石反攻大陆成功的那天，我要把你们这些贫下中农全部杀光！’吴连生堂客也在一旁帮腔说：‘我日夜盼望着金日成主席带人来拯救我，我要把安乡县的党员、团员全杀光！’
　　工作组的人，还有生产队的知青，觉得问题十分严重，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知青们个个义愤填膺，逼我交出发报机。我交不出，他们就对我拳打脚踢。
　　知青们到生产队插队之前，我参加过无数的斗争会，但那些民兵、社员们从来都只是喊一喊口号，从来没有人动手打过我。这一回不同，这一回知青们下了狠手，是真打，我被打得头破血流。
　　斗争会结束之后，吴连生就被关押在生产队的三忠于室，由民兵日夜看守。我被放了回去，负责每天给丈夫送饭。
　　第一次去给丈夫送饭的时候，丈夫的神情显得轻松，他同看管他的民兵有说有笑，他给他们讲述他以前在国民党部队当兵的经历。
　　在生产队关了两天之后，我丈夫被民兵押到大队部去了。我去给他送饭时，看见他同其它各个生产队揪出来的坏人关在一起。当时，他还安慰我说：过不了几天，我就会回去的。这里关了这么多人，政府还能把我们都杀了？
　　再往后，我丈夫被关到公社武装部去了。我去给他送饭时，看到他心事重重，愁眉不展。他对我说：姬顺，这一次，我可能回不去了。
　　我安慰他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你还记得上次开万人大会的情景吗？还有，那天夜里，在山上，埋我们的坟坑都已经挖好了，结果呢，我们不是也活着回来了吗？
　　我丈夫苦笑了一下，说：这一回不同，这一回是来真的了。文件上说的是：管，关，杀。就是管一批，关一批，杀一批。我大概是属于‘杀’的那一批。
　　我又安慰他说：杀你干什么？你只是历史反革命，又没有现行破坏行为。
　　我丈夫说：你不知道，我们公社挖出了一个光复党，公安局的人说我是光复党的骨干分子
　　我再次去送饭的时候，见到的就是我丈夫的尸体了。
　　我扑到丈夫身上，我没有哭，我心中想的是：这是真的吗？我丈夫他是真的死了吗？
　　看守我丈夫的人告诉我：吴连生是光复党的主要头目，拒不交待光复党的行动纲领，组成人员名单，畏罪自杀身亡。
　　我抚摸着丈夫冰冷的尸体，看到他的脖子上，胸部，大腿上，到处都是紫色，他是怎么自杀的？他真的死了吗？
　　在埋葬了丈夫之后的好长时间里，我脑海一直盘旋的一个问题是：我丈夫真的死了吗？这一回，不是像上次在山上那样的假枪毙？这一回是真的？这一回，是真真实实地在搞阶级斗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