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逃难与大死亡惨绝人寰的太平轮事件为

　　作者：金满楼
　　对于旧时代的中国人来说，1949年无疑是一个大变局的年代。
　　从上年秋天开始，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相继拉开战幕，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国民党上百万精锐部队灰飞烟灭。
　　这年的元旦刚过，挟淮海之胜威的解放军再度集结重兵于长江北岸，兵锋凌厉，剑指南京。
　　在匆忙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后，蒋介石于1月21日宣布下野。至此，中国大势已不再有悬念。
　　隐约可闻的隆隆炮声中，昔日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上海滩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躁动。
　　而随战争而来的，是一股规模浩大的难民潮，一些对新政权感到恐惧的昔日旧官吏、公务人员、资本家、富商等人群纷纷云集上海，以图跟随国民党政权继续前往台湾。
　　这段时间里，如电影《滚滚红尘》中的逃难故事每天都在上海的码头重复上演。
　　由于台湾与大陆隔海相望，当时迁台的途径主要以海运与空运为主。不过，由于飞机数量及运量有限，加之票价高昂且受天气等各方面因素影响，海运成为前往台湾的最主要渠道。
　　在南京被攻占前，上海成为迁台人员的主要集散地，当时来往于沪台之间的轮船公司有中联、中兴、民生、舟山、太古、大通、招商局等十余家，轮船更是高达五十余艘。
　　轮船虽然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数，但在几十万、上百万想涌入台湾的难民潮面前仍是杯水车薪，一票难求。
　　据转进迁台的青年军贾贞斋回忆：
　　最紧张时，他带着部队到达黄埔码头，看到码头上已是人声鼎沸，士兵、军眷、难民挤在一起，人们争先恐后搭船逃离上海，整个码头犹如人间地狱。
　　为了挤上船，许多人冒险企图攀爬上船，结果像饺子下锅一样，由船舷落入海中，真悲惨！
　　另一位青年军尤怀贤也说：
　　当时上海已是乱成一团，黄浦江沿岸挤满了人和代运物质，多少人因抢搭船掉落黄浦江被淹死，造成妻离子散、骨肉分离的悲剧。
　　谁也管不了，人命如蝼蚁般的难民潮。因为他们系部队性质，所以能驱散人潮顺利登船。
　　还有人回忆，当时上海码头乱七八糟的停放着数千辆被抛弃的汽车，上海也是满街都在出卖家具、旧物。
　　平常一部需要上千银元的《三希堂法帖》，这时50银元就能得手。至于线装的大部头《二十四史》，那不是按部卖而是论斤称了。
　　喧嚣的逃难潮中，太平轮只是其中一艘。
　　据生还者之一李述文回忆，他当时是山西公务员逃难团中的一员，在1948年冬太原被包围前逃了出来。一行百多人一路逃亡，最终在节前赶到上海。
　　登上太平轮后，他们发现这不是装人的船，货舱挤得像猪舍一样，弥漫着酸腐气味，令人阵阵作呕。尽管如此，他们仍为自己能够登船而感到庆幸。
　　乱世当中，人的命运仿佛冥冥中自有天注定，登船未必幸运，不登船也未必不走运。在当时情况下，很多人是通过关系或塞金条才得以偷偷上船，而有些人则是碰巧。
　　如国立音乐学院院长吴柏超为学校迁台选址而想搭乘太平轮去台湾，但他赶到码头时船已满载，正当他想转身离去时，船上原本相识的三副把他叫住并将自己舱位让给了他，结果一去不回。
　　也有另外一些人因为各种原因而没有坐上死亡之轮，如国民党四平市书记长梁肃戎因刚出生的二女儿发烧而放弃登船，同行好友家眷二十多人也一起退了船票，结果逃过一难。
　　后来的学者、当时还在幼年的郑培凯，他们全家买好了1月27日的太平轮船票，因为郑培凯吐奶，家人于是退了船票改乘飞机。
　　星云大师也曾说，我因为时间匆促，赶不及搭上那班轮船，而幸免一劫。在大师看来，这就是因缘。
　　海难消息传出后，太平轮所属的中联公司大股东周曹裔家被数百名受难者家属包围，愤怒的人群涌入房中，捣烂了所有的家具、摆设，还有公司的大门、办公设备、玻璃窗也全被砸碎。但这一切，并不能挽回近千人的生命。
　　据上海档案馆的档案显示，太平轮受难者家属在事发后立即成立了太平轮被难旅客家属善后委员会，负责与中联公司谈判赔偿事宜。
　　后来，这些人被中联公司安排在吴宫饭店并负担一切费用，每人发放米15石。在通货膨胀剧烈、经济接近崩溃的1949年，大米或许比所谓纸币更加实惠。
　　由于双方无法达成和解共识，416位登记在册的罹难者家属推选齐杰臣、吕谷凡、杨洪钊等人为代表将中联公司告上法庭，并提出了四项要求：
　　一、追究刑事责任；二、保障被难家属的损害赔偿；三、责令中联公司从速办理抚恤与赔偿；四、扣押中联企业名下的轮船，包括曾为蒋介石座船的华联轮。
　　事后，上海地方法院判决中联公司进行赔偿，但在天文数字般的赔偿金额下，连同太平轮的投保公司（上海华泰保险）也全部倒闭。
　　据1949年2月23日《台湾新生报》的报道，中联公司曾于2月22日后在台北发放临时救济金，每个受难者家属可领金圆券1万元，折合台币35万元。
　　《时与潮》总编辑邓莲溪之子邓平回忆，当年他们确实领到了补偿金，但金额不高，家中生计全部落在母亲身上。
　　在1949年那样一个时局剧烈变动的年代，太平轮的悲剧或许只是其中一个小插曲。
　　类似的事件，并不止太平轮一例，如一个多月前被炸沉的江亚轮，遇难人数更是高达三千余人，所谓后事，无非湮灭在乱世尘烟之中。
　　就在太平轮沉没的4天后，北平宣布和平解放，平津战役划上句号。四个月后，上海全境解放。江山代谢，战乱流离，赔偿一事最终不了了之。
　　太平轮海难事件后，因为诉讼未结的缘故，中联公司旗下的另两艘轮船也被铁链锁在高雄港，最后全部锈烂。
　　事实上，除了那些悲愤的受难者家属，当时也不再有人去关注这样一艘沉入海底的旧轮船。
　　时至今日，太平轮（如果它还在的话）仍旧沉睡在舟山海域白节山附近的海底，与之隔海相望的，大概只剩下基隆港于1951年竖立的太平轮遇难旅客纪念碑（于右任题字），或许还能唤起人们的一点记忆。
　　逝者已逝，幸存者还得继续前行。在所有幸存者中，原国防部参谋少校葛克大概是最知名的一位。在这场海难中，他失去了自己的妻儿家小，只剩下孑然一身，继续求存。
　　1949年后，葛克仍在台湾军中服役，后遇上同样在太平轮上失去亲人的袁家姞（其父袁家艺为袁世凯之孙，于这次事件中罹难），两人结婚生子，共度余生。
　　36位幸存者中，台北的王兆兰是最年轻的一位。
　　当太平轮倾覆时，她用力抓住弟弟和妹妹的手，事后多年，她仍清楚记得母亲跟她说的最后一句话：带好弟弟、妹妹！但是，只有她一人获救，母亲、弟弟、妹妹均被海浪卷走。
　　事后，父亲把她接回了台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把当年的故事与伤痛深深埋在了心里，近年来才有所披露。
　　最具传奇色彩的生还者大概是叶伦明，他在被救后径直送回了上海。两岸隔绝后，叶与在台湾的妻子、兄弟断了音讯，1980年才得以获准去香港定居。
　　叶伦明体魄强健过人，他不仅通过了这次海难的生死考验，而且在之后几十年中都不曾看过医生。
　　到香港后，叶伦明经常参加脚踏车、游泳、慢跑铁人三项比赛并曾获得冠军，是香港知名度很高的马拉松选手并拍摄过许多公益广告。但是，叶伦明在香港的境遇并不见佳而且之后始终未婚。
　　上海的徐瑞娣，其父亲当年是太平轮船员，海难发生时，她只有三四岁，只依稀记得跟母亲到码头送父亲。从此再也见不到了。
　　1949年后，徐瑞娣母女仍留在上海，后来为了生活，母亲改嫁，也很少再说起父亲和太平轮。
　　如今闻名华人界的著名神探李昌钰，其父李浩民也在这场海难中遇难。当年，其长兄甚至雇了飞机去失事海域上空盘旋寻找，但茫茫大海，毫无所得。
　　父亲的罹难加上局势的变幻，原本富甲一方的李家最终迅速败落，为张罗儿女的学费、生活费，李昌钰的母亲也不得不出门奔波谋职。
　　多年后，李昌钰曾感慨的说，如果不是太平轮事件，父亲过世，我后来不会去念警校，也不会走上刑事鉴识这条路，也许就与父亲一样选择当一名商人吧。
　　原来，李昌钰最初考上海洋大学，但因为发现中央警官学校免收学费并倒贴生活补助，于是改而选择从警之路。
　　经此海难，生还者及其受难者家属境遇坎坷，太平轮的股东们也同样不好过，台湾知名电视主持人蔡康永的父亲即为其中之一。
　　蔡康永曾在一篇名为《我家的铁达尼》的文章中说，在太平轮上遭难的乘客，人数之多，牵连之广，无论再怎么样的赔偿都不可能让家属满意。
　　官司始终无法解决，公司旗下的另外两艘轮船，最终全部锈烂，成为废铁。所谓我们的轮船，从此全部跟我们无关了。
　　太平轮海难只是时局剧烈变动下的一个不谐插曲，在1949年这样一个历史转折口，在这场近代历史罕见的人员大迁徙中，类似的生离死别何止百万。
　　据台湾学者林桶法的统计，1949年前后迁台的人数大约在120万左右（而不是之前所认为的200万），其中公务人员与一般民众约60万人，另一半则是军队。这些人来到台湾后，占到台湾总人口（800余万人）的七分之一。
　　可以想象，在每个迁台人员的身上，恐怕都蕴含着各种惊险离奇乃至终生难忘的伤痛故事，逃难二字，或已深深的烙在了他们下半生的人生记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