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工作成为病态的信仰

　　20世纪英国喜剧大师查理卓别林的代表作《摩登时代》讲述了一个蓝领工人的荒诞故事：没日没夜的重复性劳动令夏尔洛患上职业病看到任何类似形状的东西都会下意识地去扭，大街上一位裙子上带有六角形纽扣的女人就惨遭其毒手。自然界的日出日落已经与夏尔洛们毫无关系，他们的身体不再由自己支配，而是与机器的运作牢牢捆绑在一起。
　　即便是现在，身体和工作之间，依然存在着明显的危险关系。
　　一种病态的政治正确
　　在《无尽工作》（WorkWithoutEnd）一书中，学者本杰明哈尼卡（BenjaminK。Hunnicutt）认为20世纪初期消费主义的兴起、价值观和文化的转变让美国人开始将工作视为一种英勇化的体现：如果你努力工作，那你所有的罪恶都可以被原谅。工作产生了新的道德高地，人们已经可以开诚布公地说：我努力工作是为了赚更多的钱，如果有人穷得饿肚子，那实在为你感到抱歉。
　　与此类似，现在的中国仍是一个正在上升的经济体，人们仍然将努力工作视为某种信仰。亚洲研究学者杰夫金士顿（JeffKingston）这样认为，而且相比英美国家的企业，中国、日本和韩国等亚洲企业显然更加信奉组织中个人的完全奉献。
　　在一篇名为《爬行报告：如何迷失在后厂村路》的文章中，作者将北京后厂村路定义为像下市政管道般发挥着运输功能它运输的不是流水，而是一群一群的劳动力。道路南边，在汇集了包括百度、腾讯、网易、滴滴等300家互联网公司和世界500强企业的中关村产业园里，员工们要么待在建筑怪物里吃饭、办公，要么就下班坐车回家。一位园区的上班族说，自己就像深圳女工，‘我的同事说此地像古拉格（前苏联专管劳改营的部门），这有些夸张，不过想想也挺对，白天拉过来干活，晚上拉回去’。
　　效率、贪婪和野心并存的后厂村路，可谓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微观缩影。用体力与脑力换取KPI后者往往是下载量、点击率、转化率等冰冷无情的数字呈现，牺牲休息和休闲时间的疲劳加班更已是业界常态。2016年10月，年仅44岁的春雨医生CEO张锐突发心梗去世的消息，再一次将互联网从业者的健康问题推向风口浪尖。《中国互联网从业人员健康状况研究报告》称，只有2。22的互联网从业者没有出现明显的健康变化，但受眼疾、颈椎病、困倦或身体素质下降困扰的却接近或超过了被调查人数的一半以上。
　　虽然从科学的观点看，疾病是一种必然现象，但这个时代对狼性的公开鼓励，不知是否算得上从业者健康状况每况愈下的诱因之一。无论是华为创业时的床垫文化、百度几年前的淘汰小资，还是巨人网络去年的赶走兔子，无一不体现了企业趋利避害的本能：那些视工作是人生一部分而非全部、追求生活舒适、人缘好但不出业绩、霸占岗位资源和机会的员工就应该被驱逐，那些能够把床垫卷在铁柜下，累了席地而卧、醒来继续工作的进攻型人才被重用。一位前亚马逊人力资源总监形容这家公司有着刻意为之的达尔文主义文化，这也让它变成了一家令员工憎恨的伟大公司。
　　当越来越多的互联网公司提供免费或便宜三餐、舒适的工作环境、完善的娱乐休闲设施等，大有将员工长期圈养在公司的意味。夏尔洛工厂里的自动喂饭机太残酷且魔幻了，但抛开形式，现在许多所谓的福利相反是精于算计的结果每一分钱都花在了刺激工作产出的地方。
　　在这样的组织中生存，个体压力可想而知。曼彻斯特大学组织心理学教授凯利库伯（CaryCooper）认为正是激烈的竞争和裁员压力导致了出勤主义的盛行。与旷工者相反，出勤主义者往往早出晚归，在公司里展示存在感。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句话一点不假：研究身体与社会阶级的关系的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Bourdieu）认为身体是未完成的实体，不仅要通过参与社会生活才能形成，并且会被烙上社会阶级的标记。举例而言，工人阶级及其身体之间存在的便是工具关系：为了生存，身体便是实现目的的手段。
　　而现如今，虽然不用从事机械性的体力劳动，但透支身体的工作方式已是许多白领的习惯做法身体的工具性没有消失，目标是加薪、晋升或不被裁员，在客户至上永不满足主义盛行时，加班已经成为一种病态的政治正确。就像运动员比腿上谁的伤疤多，我们比谁睡得最少。一位硅谷程序员如是说。此时，疾病，这种在现代医学看来大部分源于人体免疫系统失调的现象，便大有可乘之机。
　　技术革命是骗局一桩？
　　通向成功的上升通路看似单一，社会中人却各有各的焦虑。英国流行病学家迈克尔马尔默（MichaelMarmot）就发现，工作压力似乎集中在金字塔的顶端和底层。90后创业者、空空狐CEO余小丹在一天晚上于家中工作时，痫症发作突然昏厥。而几个月前，她就已经出现了体重骤减、脸色苍白、严重头痛等症状。据她形容，去医院的频繁程度就像零件轮番报废的机器人，好多次都是拿了药就从医院直接去工作地点。除了创业者，大企业中的高层管理者也无法幸免。研究显示，在全球范围内，CEO往往深受超重、高血压、糖尿病、高胆固醇和心脏病的困扰。
　　日益增长的收入不平等和对失业的恐惧，是人们长时间工作的主要原因。前英国国家经济社会研究院高级研究院保罗格雷格（PaulGregg）认为，赚钱的机会变得更多了，但从社会层级中摔下来的后果也更严重了，而且爬得越高、摔得越惨，人们拼命工作就是确保他们不被踢出‘赢家’的那一列。
　　这几年硅谷缔造的创业神话更是将成功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其貌不扬、不善社交的码农完全有可能在一夜之间身家过亿，他们创业的出发点好像是对人类文明进步热情的关切，将对身份和金钱的欲望隐藏在一个个看似无懈可击、充满人文关怀的伟大商业故事里。现在的人们愿意以健康为代价超负荷地付出，事实上正是接受了这样一种集体想象：此时与之前的任何时候都不一样，互联网和新技术赋予了每个人一次实现财务自由的机会，能够快速地进入精英阶层、对自己的人生实现完全的控制并获得安全感。
　　技术不仅能够帮助人们快速实现价值，还能够加快效率、减少摩擦、杜绝浪费，那我们是否就要对之顶礼膜拜了？尤瓦尔赫拉利（YuvalNoahHarari）在《人类简史》中指出，相较于农民，先前狩猎采集者的生活不仅更加丰富，遭遇饥饿和疾病的情况还更少，农业革命可说是史上最大的一桩骗局，他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事实上，这是小麦而非人类的胜利，前者对后者的利用和操控，使后者不得不违背自己身体构造，身患腰间盘突出、关节炎和疝气，累得半死也要照顾这种并不好伺候的作物。
　　这不是历史上的最后一次。一万年后，不管是坐在传统格子间还是在最流行的开放空间里办公，人类都如同被计算机和互联网驯化的高等生物，不仅难有户外活动的机会，还会面临腰椎疾病、颈椎疾病、心肺功能降低、肌肉萎缩、植物神经功能紊乱、腕管综合征和肥胖等疾病问题究竟是我们在利用技术提高生产，还是技术在控制我们？更何况，移动化的办公软件更模糊了生活和工作的界限，不知不觉延长了工作时间。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年底，中国社交化移动办公软件市场累计注册用户8300万人，企业用户已经达到600万家。
　　不得不承认的是，技术实现的自动化都比人力更胜一筹。在一次内部分享中，刘强东曾说，现在京东全职加兼职的100多万名员工，完全都可以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替代。创新加快，工作岗位却更少，用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埃里克布吕诺尔夫松（ErikBrynjolfsson）的话说，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悖论。
　　现代生活中的苦修路径
　　身体越是疲惫，维持富有精力的身体状态就越成为新中产阶级，或者是向往精致生活的人标榜的价值观。他们意识到，身体不仅是工作的本钱，还拥有社交属性，是一种需要细心维护的资产。于是带来了对健康有机的饮食结构，看似回归原始、尊重身体生物性的生活方式的大力崇拜。当然，这些通常离不开商业社会对消费者潜移默化的引导。
　　现在各类健康管理软件已经能够将身体各项指标进行简单的符号化，可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确监督和严苛控制；还能够满足身体的社交功能：跑步的公里数、消耗的卡路里、最新的健身器械和服饰、热量极低的蔬菜沙拉和蛋白质代餐以及高难健身动作，都成为现代白领于大众中脱颖而出的社交货币，在朋友圈宣告自己对体形、时间和精力管理的胜利。
　　但也不乏矫枉过正。在一篇名为《为什么说长跑是中产阶级的新宗教？》的文章中，作者将长跑称为一种现代生活中的苦修路径，人们从以肢体痛苦为代价获得的多巴胺，来体会喜悦和宛如新生的感受，以改造身体的方式反思工作至上的生活方式。全国各地的马拉松比赛，正是这种新宗教的弥撒仪式。而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称跑步是弥补了中国中产阶级生活的空虚，成为他们生活中颇具意义的一件事。而数月前的一次马拉松现场，还差6公里就可以发朋友圈的横幅简单粗暴地道出许多跑友的内在动机。
　　但中国的马拉松比赛显然已经太多了：数据显示，2016年在中国田协注册的马拉松及相关运动赛事多达306场，我国每年参加马拉松的人数超过100万人。《2015中国跑者调查报告》称，在马拉松消费者中，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占了70，从事IT、互联网和金融行业占比较高；年收入5万15万群体约占50；收入15万以上的约占20。而就在去年12月10日厦门（海沧）国际半程马拉松赛场，有两名参赛选手倒地，意外猝死，而在近三年的14起猝死案例中，大部分是不超过35岁的年轻人。
　　无论是工作还是运动，现代人都好像难以找到适合自己的中间地带；而无论身体还是大脑，都存在着生理极限。如果我们无视100多年来对人类工作效率的研究，把人当做匹配着有缺陷的电池的机器人一样去管理，我们就浪费了人的才能，牺牲了我们自身的健康。企业家兼作家的玛格丽特赫弗南（MargaretHeffernan）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