蝉纹冠饰佛教造像中国化的尝试

　　佛教起源于印度，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经魏晋南北朝近三百年的演化，至隋、唐，已蜕变为中国的佛教。这一演化和发展过程，就是佛教文化及佛教造像中国化的历史；它的成功，也表明了它的辉煌成就。
　　回顾佛教造像中国化的成功之例，不胜枚举；但佛教造像中国化过程中，有一些尝试最终未能获得推广应用，这一问题似乎未被人们所提及。而下例两件蝉冠菩萨石造像，就是未被推广应用的实例。
　　1996年10月，山东青州龙兴寺遗址发现的佛教造像窖藏中，有一件北齐菩萨立像，通高113厘米（图一），菩萨面相清秀，充满笑意；菩萨宝冠及头光部分惜残，残损宝冠正中装饰有蝉纹。
　　以蝉纹作为冠饰的还有山东省博物馆所藏的东魏菩萨像（图二），造像出土于山东博兴县龙华寺，高120。5厘米。菩萨头戴五叶高冠，冠前也饰有蝉纹，后饰圆形头光，头光正面以莲瓣和突起的弦纹作为装饰；菩萨面相秀美，脸含微笑；双眉细长，两眼微开，嘴角微翘；菩萨纱衣袒右，双肩有披帛，帛带交叉于胸前打结后再分向二侧；菩萨下身着长裙，脸形丰满、身材修长，与北魏造像面部瘦骨清像及厚重体感有明显区别，体现出东魏造像的特征。这两件宝冠装饰蝉纹的菩萨像，在中国佛教造像中极为特殊，目前所见仅此二件，且都出自山东地区。
　　蝉纹装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较为特殊的寓意。
　　中国古代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就铸有蝉纹。蝉纹在商代青铜器上，曾出现过人面蝉身的形式，是一种神，表示是从复育的外壳上诞生出来的，夏代始祖禹，传说就是从母体背上剖划而出，这是对始祖神诞生的奇异解释，采用复育为图形有类似的涵义；铸有这一图像的青铜器有鼎、簋、爵、觚卣等器物，图形大同小异。
　　上海博物馆所藏商代晚期射女鼎（图三），在器身的下部就刻有蝉纹的复育图形，象征生命不息，循环无已。蝉纹大多作垂叶形三角状，腹有节状条纹，无足，近似蛹；也有长形的蝉纹，有足。
　　两汉时期，生以为佩，死以为琀的玉蝉，其使用更加普遍。
　　上海博物馆所收藏的汉代玉蝉（图四），长6厘米，宽2。5厘米；蝉为扁平体，双目外凸、双翅收敛，尖尾，腹部刻出皮纹，十分写实。
　　人们佩戴玉蝉，一般系于腰间，表示崇尚品质高洁；将玉蝉置于死者口中，称为玉琀，玉琀多为蝉形，又称为冶蝉，同样寄寓再生复活和精神不死之意。
　　金珰附蝉，又名金珰，是汉晋以来高级官吏特用的冠前饰物，是一种等级的徽识。武臣用武冠，皇帝的高级近臣，如常侍、中常侍冠前加金珰，附蝉为饰。《汉书燕剌王刘旦传》就有郎中侍从者著貂羽，黄金附蝉，皆号侍中的记载。颜师古注有附蝉，为金蝉以附冠前也而貂羽附蝉，又天子侍中之饰的解释。
　　南京市博物馆藏南京郭家山温式之墓出土金珰附蝉（东晋泰和六年，公元371年）（图五），其造型为顶部起尖，圆肩，底微内凹。框内饰透雕蝉纹，以珠饰蝉眼，凸起于珰面。蝉纹金珰作为冠帽的装饰，在两晋十六国墓葬中屡有出土。韦正在《金珰与步摇汉晋命妇冠饰试探》一文中指出，金珰男女皆有使用。
　　佛教传人中华大地后，佛教文化及佛教造像传播推广的过程，就是中华文化因素不断地植入外来佛教及其造像的过程。印度佛教逐渐演化成中华佛教，印度佛像艺术转化成中国佛像艺术，如：印度菩萨像为男性形象，在中国的佛教造像则变成了女性形象；印度的焰肩佛，其肩上出火的焰肩形式，表现火焰的图纹在中国的佛教造像中被移至佛像的背光上；中国古代的香炉博山炉，在北魏太和年间被引用至佛教造像中，成为佛教中的重要器物，在造像中置于主尊佛像前沿台座正中；还有中国古代的万寿果树，被引用至佛教造像的娑罗双树等等。它表现出中国古代造像者以人文的、宽广的胸怀，以独具匠心的处理手法实现了文化在转移过程中的基因嫁接与推广。这些都是佛教造像中国化的成功案例，因为它们在处理手法上基本遵循佛教的教义，并未产生文化冲突。
　　山东地区是中华文化发展的重要地区，有着极为浓厚的文化传统和底蕴。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就产生于古代山东地区的鲁国；山东地区的汉代画像石，是中国汉代画像石的最重要的产地之一。山东地区是中国文化发展极为先进和重要的區域。所以在吸收外来文化，表现佛像艺术时，本身有着浓厚中华文化内涵的山东地区，自然会将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形式，大胆地表现上去。
　　这就是山东地区会出现沿袭中国传统习俗，将中国古代官员品级的蝉纹冠饰引用到菩萨冠上的原因；而常侍、中常侍所戴的金珰附蝉，应是影响和启发造像者在菩萨冠上装饰蝉纹的直接因素。
　　遗憾的是，造像者未考虑到坚信四大皆空的佛陀、菩萨及佛教教义从根本上不会接受带有外来思想和人间品级的饰物；用蝉纹冠饰加缀菩萨桂冠，可以说是一个错误。他显示造像者尚未参透佛祖与佛教思想的主题，带有一定的主观随意性。虽是王公贵族的冠饰，亦不能张冠李戴到菩萨头上，这是显而易见的。
　　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证明，这一造像样式，在后世的隋、唐及以后历代和山东以外地区都没有再出现，说明其最终未能推广，这应是受到佛教定律所限。比如，观音菩萨造像的表征和标识为冠饰化佛，大势至菩萨造像的表征和标识为冠饰宝瓶。文殊菩萨的坐骑（宝座）是狮子，普贤菩萨的坐骑（宝座）是大象。这些标识和特征，严格依据佛教经典中的标准和定律雕造，不存在随意选取的空间。
　　虽有不少菩萨造像的冠饰不饰标识，仅以花卉装饰。但菩萨戴冠，冠上以花卉装饰，表现出自然与人体的统一，高洁典雅，庄严神圣，与佛教经籍的记载没有原则的冲突，可以说是天吻地合；蝉（蝉纹）具有显著中华特色，在印度佛教经籍中，找不出半点蝉的影子，故笔者认为：蝉纹作为菩萨的冠饰不合佛教标准清规，从而遭受文化排异，是以迄今为止，仅出现于山东地区，并只出现以上两件，在后世及山东以外地区未再出现。
　　这一案例说明中国古代佛像制作者中，其悟性参差不齐。蝉冠菩萨这一事例显示，与佛教内涵相融合，是佛教造像中国化的前提条件；文化嫁接过程并非无限融合，而是融合与排异过程的统一体。
　　但是，青州博物馆的北齐蝉纹冠饰菩萨像和山东省博物馆的东魏蝉纹冠饰菩萨像，使我们了解和认识到：第一，山东地区的佛教造像者，在佛教造像中国化的过程中，曾经将代表中国古代官员品级的蝉纹冠饰，做过佛教菩萨像的冠饰；第二，山东地区曾经有过极具特色的北朝蝉冠菩萨造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