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希和的箱子

　　2014年初舂，一批显示来源于梅松诺维家族的著名汉学家伯希和旧藏在巴黎现身，引起古董界的好奇和惊诧。藏品放在两只积满尘土的木箱中。木箱一高一矮，长度都在70厘米左右，高的一只68厘米，矮的一只26厘米，由简单的原木木板钉在一起，暗黄色的木材透露出箱子的岁月。箱子盖上用蓝色粗体笔写的几个字依稀可辨：一只箱子上写着54，另外一只箱子上写着57和一个大大的M，即法语简写的先生，在M的下面写着PELLIOT。
　　54号箱子里是一叠叠书信手稿，纸页虽然发黄，但墨迹清晰，信纸上的签署时间凝固在18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而写信的地点包括北京、上海、天津、香港、澳门等等。这些字体娟秀的法文信件落款JeanJosephMarieAmiot便是旅居中国的法国传教士钱德明（17181793年），而收信人正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国务部长亨利贝尔坦（HenriBertin，17201792年）。贝尔坦是18世纪法国宫廷盛行的中国风的最重要鼓动者，著名的《中国全书》编辑者，而构成这本对了解中国意义重大的书的内容就包括钱德明写给贝尔坦的信；还有部分19世纪后期法国新闻媒体对中国时局报道的剪报，如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评述，义和团运动时期在北京亲历者的倾诉；一本汇集了法国在华传教士信息的资料，包括用端正的楷书书写的每个传教士的中文名字。在这些文件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到许多铅笔留下的批注，对文件进行了细心分类。57号箱子里则是一只包满铜锈的铜壶，当表层的铜锈被轻轻擦去后，露出了嵌刻在铜胎里的错银纹饰，显示着铜壶的高贵身份。这两只箱子的主人便是著名汉学家、东方学家、语言学家、敦煌学学者、法国军队荣誉勋章获得者、中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法国人伯希和。
　　1878年5月28日，伯希和，PaulPelliot，出生于巴黎。他读书时的理想是当外交家，在索邦大学攻读英文专业。他的语言天赋很快显露出来，不到两年时间就完成了汉语学习。1901年，伯希和被法兰西学院之国立远东学院派往越南，研究保存在王室图书馆中的汉文书籍。对书籍和文字的好奇心是伯希和终生的情趣。在1900到1903年三次自河内到北京的往返中，他购藏近2。4万册书籍，包括大批汉文、藏文和蒙文的珍本书籍。在北京期间，伯希和住在法国公使馆内，帮助使馆整理驻华法国传教士的资料信息，也做关于中国时局的剪报，包括中国对外政策和外国媒体对义和团的报道。54号箱子内的文件就是伯希和在驻华期间收集的资料，铅笔做的标注即出自伯希和之于。
　　1906年，伯希和受法国金石和古文字科学院及亚细亚学会委派，担任中亚探险团团长。伯希和的亚洲探险历经了两年多的时间，而让伯希和的名字闻名世界的就是敦煌藏经洞的发现。1909年，在巴黎大学举办的为欢迎伯希和西域探险成功归来的招待会上，伯希和描述了第一次走进敦煌藏经洞的情景：王道士终于为我打开了那个小龛，整个龛不足3米见方，其中塞满了二三层文书。洞中有各种各样的书本，有汉文的，也有藏文、回鹘文和梵文。一种令人心醉的激动心情涌遍了我的全身。我面对的是上远东历史上中国最了不起的一次写本大发现。
　　随后的三周时间里，伯希和将藏经洞内藏的1。5万至2万卷写本浏览了一遍，编写了藏书简目。在藏经洞摇曳的烛光下，伯希和感叹：我面对的是远东历史上需要记录下来的中国最了不起的一次写本大发现。我刻不容缓地琢磨，自己是否仅满足于对这些写本瞥一眼，然后就两手空空扬长而去，将这些注定要逐渐受到损坏的宝藏仍遗留在那里。
　　伯希和带走了6000册文书、200多幅唐画与幡以及织物、木制品、活字印字版和其他法器。在敦煌学研究中，这些资料是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最高的精品，至今保存在法国吉美博物馆。
　　完成西域探险的伯希和返回巴黎，致力于对旅行带回的资料进行庞大的翻译整理工作，这项工作直到他去世都是一件未能完成的事业。从1911年起，伯希和开始主持巴黎法兰西学院的西域语言、历史和考古讲座，同时开始将研究重点转入纯汉学领域，对中国绘画、瓷器、青铜器、玉器开展研究，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艺术的论文。
　　这一时期，伯希和与巴黎梅松诺维（Maisonneuve）书局主人阿德里安梅松诺维（AdrienMaisonneuve）结下了友谊。梅松诺维家族是著名书商。在巴黎这个海纳百川、兼容世界文化的艺术之都，书局是重要的文化传播场所，其分类细致而专业，于19世纪中期开业的梅松诺维书局以专营东方学、印度支那和汉学研究的图书而闻名巴黎文化界。对于研究19世纪法国在远东地区殖民扩张历史的知识分子来说，梅松诺维书局拥有着恐怕是全球最丰富的一手资源。在20世纪初期法国考古探险者的亚洲热潮中，梅松诺维书局与从事亚洲西域考察的学者们建立起密切联系，伯希和无疑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
　　伯希和最终未曾出版过一本堪称论著的西域或汉学专著，但各类汉学课题研究的论文和读书札记仍是今天研究伯希和不可绕过的重要文献。伯希和返回巴黎后，担任了法国亚洲研究的重要杂志《通报》的主编，使其发展成为世界汉学的重要论坛。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伯希和应征入伍，1916年出任法国驻北京使馆武官。
　　伯希和于1933年和1935年两度重返北京。此时的伯希和已是蜚声世界的东方学学者，他的名字同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联系在一起，他的学识被中国学者所敬仰。就连当时的一些大众媒体也不乏对伯希和的报道。如1933年的《东方杂志》在名人行踪的栏目下刊登有天津省主席欢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照片；一本当年京沪铁路线上的周刊杂志《京沪周刊》将伯希和称为东方艺术的发掘者。1945年10月26日，伯希和因长期癌症折磨去世，享年67岁。
　　伯希和俄国血统的夫人，不明事理却酷爱金钱，拒绝像沙畹、马伯乐、戴密微等汉学家那样将藏书和文稿捐献给法兰西学院等学术机构，而是将伯希和的文稿和收藏零散地抛售给欧洲和美国的科研机构、书商和藏家。今天来自梅松诺维家族的木箱子，既有可能是伯希和在世时出售或赠送给他的出版商兼朋友的礼物，也有可能是在伯希和去世后梅松诺维从伯希和遗孀手中购得的。木箱中的铜壶和文字资料显然是伯希和研究和探险中给自己留下的收藏品。贝尔坦与传教士的通信于路易十五时编辑成出版物，原始资料由法兰西远东学院保存。鉴于伯希和主持法兰西学院的汉学研究工作，这些资料很可能部分成为伯希和的私人收藏。
　　经中国学者考证，伯希和木箱中的铜壶系西汉中期所制，通体的银丝是错银工艺制作的46字鸟篆文，分布于器身的颈、肩、腹及下腹部，以变形云气纹结合凤鸟纹装饰，字的每笔每划都用银丝错嵌，且配有环形装饰带将器身分作四个部分。浙江大学教授、古文字学者曹锦炎先生称其浑然一体，虽然繁复但不至于凌乱，给人以琳琅满目之愉悦。铜壶高44。3厘米，最大腹径35厘米，重6千克。品相几乎完好，惜壶盖缺失。壶身的一些修补露出暗红色的胶质物，为欧洲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铜器的典型修补方法。类似的铜壶，目前仅知1968年河北满城刘胜墓中出土的一对鸟篆文错金银铜壶，分别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河北博物院。
　　伯希和没有记录铜壶是在何时何地购买的。从他三年的中亚探险及之后多次中国活动的经历，我们只能推测铜壶是在中国获得的。1908年在完成了敦煌藏经洞的考察后，伯希和一行过嘉峪关，越过万里长城，进入中原地带。在西安，伯希和用一个月的时间采购文物和书籍，包括一口公元前的铜钟，一批铜镜、陶器、佛造像和大批书籍及拓片。铜壶是这次旅行中伯希和为自己购进的钟爱之物吗？我们只能猜测。同年，伯希和一行抵达南京，同行的摄影师努埃特拍摄了两江总督端方的藏品。在上海、无锡一带，伯希和接触了江南地区的著名收藏家和古董商。铜壶是在同江南古董商的接触中获得的吗？这也只能是猜测。从伯希和对文字的情有独钟，我们又可以想象铜壶的选择正体现了他的个人爱好和专业兴趣。伯希和最后一次中国之行是在1935年，那时，他被中国考古界视为泰斗级学者。在北京任职的这段时间，伯希和甚至用在国际俱乐部打牌赢得的钱购买古籍文献和艺术品，铜壶是他最后一次中国旅行的重要纪念品吗？这又是猜测。
　　在伯希和去世后的数十年中，这件铜壶默默栖身于木箱里，直到如今被人们再次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