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咖啡色的日记第二部

　　16hr卓娅芳的话我听得似懂非懂，但是不久之后，我终于明白了。
　　那时我与方丽华早已和好如初，甚至比如初还要好。我仍然在图书馆上晚自习，不过铃声一响就往实验楼跑。方丽华每天都在那里等我，这个时候阶梯教室里的其他人都已走光，我们就可以畅所欲言地聊一会儿。但是也只有一会儿。方丽华总是说，咱们不能回去得太晚，我们寝室那个团支书蒲金凤可不像卓娅芳那么厚道，成天盯着抓我的资产阶级思想，我可不想给她提供批判的机会。
　　有天晚上，快离开阶梯教室的时候，方丽华没头没脑地问我：那次划船，你跟卓娅芳也坐在一起，是吧？
　　哪次划船？我感到莫名其妙。
　　就是昨天晚上你说的那次。
　　我想了一下，才想起昨天晚上我跟她聊过我中学时期的一次划船比赛活动。
　　想不起来了。我说，我和她可能不在一条船吧
　　不对，你们就是一条船。她说得很肯定。
　　你怎么知道？
　　我以前听卓娅芳说过你们这次活动。她可不像你这么糊涂，对从前的事记得很清楚。
　　我觉得有点被动：反正在我印象中，我们在一起只划过一次船，就是颐和园那次，那次也不是只有我们两个人
　　好啦好啦，不用解释啦，卓娅芳都给我说过了。再说，我也没说你们划船有什么不对呀
　　她越这么说，我越是觉得她对我们那次划船其实是很在意的。随后她仰脸看着日光灯管，又说：按说，卓娅芳从来是个挺稳重的人
　　这个按说使我有些不解：难道卓娅芳有什么地方不稳重了？随后我猛然想起一个早已忘记的细节那天划船时卓娅芳曾靠在我身上，顿时明白了一切。于是感到有些不妙。
　　反正那天我们是三个人去的
　　我知道，我知道你是在给唐亚辉帮忙。可是，按说唐亚辉与你都是卓娅芳的同学，他为什么非要通过你给卓娅芳转话呢？
　　这第二个按说使我感到更加不妙，一时答不上来。她笑着说：是不是因为你们从初中开始就是同桌，就坐在一起，就被大家叫做卓娅与舒拉？
　　哟嗬！她怎么连这个都知道？看来她的误会还不是在颐和园倏然一下冒出来的，而是在以前听卓娅芳说起那些记得很清楚的旧事时，就埋下根了。我觉得问题比我想象的严重，很认真地解释说：其实情况是这样的：那时候大家确实一直叫她卓娅，可是很少叫我舒拉。
　　她见我着急的样子，似乎挺高兴，把头一偏：那叫你什么？
　　叫我舒娃。
　　舒娃？怎么像个女孩名字？
　　这是嘉平的方言只要是小孩，不分男女都叫‘娃’。我继续耐心解释，我们那个地方，姓李的小孩叫‘李娃’，姓张的小孩叫‘张娃’
　　方丽华笑着接过去说：要是他在家里是老二，就叫‘张二娃’。最后三个字是学着嘉平口音说出来的，只有几分像，因而特别好听。于是我知道所有的不妙都已是过去时了。
　　你们嘉平话真有意思！我以后就管你叫舒娃！
　　那我叫你什么呢？叫你方娃，好不好？
　　不好不好，难听死了。我的小名很大气，像个男孩，叫健健。
　　健健？我觉得有点耳熟。
　　这名字是我爸爸起的，希望我健健康康的意思，因为我小时候身体不好
　　这时我突然冒出一句话，完全没有意识到这句话使一个重大的事件拉开了序幕。我说：是不是贫血？
　　她的眼睛倏地睁大了：你怎么知道的？
　　我被她问得一愣。是呀，我怎么会知道她小时候贫血？我在心里问自己。更准确地说，我怎么会一听到健健，就与贫血这个概念联系起来？这个问题还没想清楚，第三个概念紧接着又冒出来了。我怔怔忡忡地说：
　　你母亲是不是叫瓶梅？
　　方丽华更惊诧了：我好像没有对你说过我妈的名字呀！
　　是没说过话没说完，脑子里就闪出一句话，把这三个概念连接起来。于是我笑了：是这么回事以前我在什么地方看到过这样一句话，我写给你看。我拿过她的笔记本，边写边说，我这个人就是这个毛病，脑子里经常会无意识地冒出一些很久以前留下的印象，都是些没有意义的东西
　　这种情况我也有。她边说边拿过笔记本，把我写的东西读了一遍：瓶梅笑曰健健已不贫血。然后惊疑地看着我，怪了！我母亲叫沈瓶梅，就是这两个字，一点不差哎，不对！这句话并没有说‘瓶梅’和‘健健’是一家人呀！
　　可是我确实有这个印象，而且很肯定，大概是从上下文里面得出来的我闭上眼睛想了一会儿，脑海里果然浮现出一些字句，正是这句话的上文，便将它们写在这句话前面，组成了这么一段：
　　昨夜风急雨骤，梦中又见瓶梅与健健，仍是在孝弟之下饮茶，阖家团聚，天伦之乐，无不欢颜，瓶梅笑曰健健已不贫血。
　　方丽华歪着头看着我写完以后，狐疑地问：这些文字你是在哪本书上看到的？
　　好像不是书这些文字好像是用钢笔写的
　　那会不会是一封信？
　　也许是吧，时间太久，记不清楚了。然后我发现方丽华神色有些异常，便问：你怎么啦？
　　我方丽华很不自然地笑着，我怎么觉得这些话的口气有点像有点像我父亲我们家正好三口人，我和妈妈的名字，还有贫血，都对上了但是，她指着孝弟两个字，这两个字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不知道。不过后面的话我还有印象
　　方丽华叫我赶快写出来。我边回忆边写，在笔记本上增添了这么一行文字：
　　我闻之甚喜，伊丽莎白亦表欣然之状。
　　我觉得后面还有内容，正想接着写下去，方丽华却说：伊丽莎白？看来这个家庭还有个外国人呀！算啦算啦，别往下写啦，跟我们家风马牛不相及。然后自嘲地一笑：我们家又不是联合国
　　17hr星期一晚上，寒流随着强劲的北风袭来，校园中的行人纷纷缩着脖子一路狂奔。我刚奔到图书馆门前，意外地发现方丽华在等我。
　　舒雁，我有点事想跟你谈一下。
　　顶着大风交谈是一件愚蠢的事情，因此我啥也没问，跟着她直奔实验楼那个阶梯教室。进去后发现里面已有戴眼镜的一男一女，坐在第一排靠边的地方，头碰着头正在窃窃私语，对我们的到来毫不理睬。
　　我们在最后一排的角落坐下来，跟他们形成对角线的两端。方丽华从书包里掏出笔记本，翻到我写的那几行字，放在我面前。
　　舒雁，上星期六我把这个笔记本带回家，给我母亲看了。她一看就说，这些话一定是我父亲写的，时间就在我与母亲回到北京以后。那时父亲只身留在嘉平，你看到的这些话，可能就是他给母亲写的一封家信。
　　我第一个感觉就是难以置信。
　　难道你们家真的有个伊丽莎白？
　　确实有过，只不过不是一个人，而是我父母在嘉平的时候，养的一条小哈巴狗。
　　我以为她在开玩笑，探究地看她一眼，但她满脸凝重，毫无笑意。
　　我妈说，那小狗挺逗人喜欢，一举一动有点贵妇人派头，我爸就给它起了这个名字。我妈回北京时带上了这条狗，可是它在半路上掉进长江淹死了
　　既然淹死了，怎么可能有‘欣然之状’？我禁不住笑起来。前排那两个情侣受了惊扰，两副眼镜一齐转过来，愠怒地向我们瞄准。
　　咱们出去谈吧。方丽华说。于是我们来到走廊。长长的走廊里空寂无人，两侧都是大大小小的实验室和办公室，此时一概关门熄灯。我们的脚步声显得特别响。
　　我们一直走到走廊尽头，方丽华看着窗外随风狂摇的树枝，很沉静地说：
　　舒雁，我是认真的。我父亲这些话，写的不是他的一个梦境吗？伊丽莎白淹死的事情，我妈没给我爸说，怕他因为这事连带着想到我们母女在路上多么危险，回到北京以后又是多么艰难。我爸有点多愁善感，妈对他总是报喜不报忧。所以我爸一直以为伊丽莎白还跟我们在一起，才会有这样的梦境
　　我不明白一个梦境有什么好分析的，正想开口插话，被她摆摆手制止了。
　　还有‘仍是在孝弟之下饮茶’这句话，我妈一看就明白了：说的是爸爸以前住的老宅子。那宅子的东厢房和西厢房各挂着一条横幅。西厢房的横幅写的是‘忠信’两个字，东厢房的横幅写的是‘孝弟’。我爸和我妈是大学同学，他们经常在东厢房一起看书，聊天，那条横幅下面摆着个茶几，所以他们也经常‘在孝弟之下饮茶’。其实我们回北京后住的是另外一个地方，但是爸爸心里想着的还是老宅子他对那里印象太深了，所以日思夜梦她顿了一下，转过脸来，声音里有了几分急切，舒雁，你能不能回忆起来，你是在什么地方看到这封信的？
　　让我想想吧我闭上眼睛，极力想要接上那天被打断的思绪。然而脑子里一片混沌，只有一个念头比较清晰：她父亲一定已经不在人世，否则她直接问父亲就可以了，用不着叫我回忆。
　　别着急，一时想不起来，以后慢慢想也可以。她温存地说，带着一种善解人意的体贴。我心里就柔柔地荡了一下。
　　方丽华，你好像有些难过是不是因为你父亲已经去世
　　不是这样她凄然一笑，显得楚楚动人。
　　总之我希望你不要难过，好吗？
　　沉默片刻之后，她下意识地摇摇头，将辫子整理一下，轻声说：舒雁，我把一切都告诉你吧。这些事情，我在学校里没对其它人讲过，但是我今天决定告诉你
　　就这样，在那个北风呼啸的冬夜，在那个半明半暗的走廊端头，这个心爱的姑娘突然向我敞开了心中的秘密，从而改变了我和她的人生轨迹。
　　父亲的一切，都是别人告诉方丽华的，因为她与父亲在嘉平离别的时候，还不到两岁。
　　父亲本想同她们母女一道回北京（那时候叫北平）的，但被嘉华大学一个要好的朋友挽留下来了。那朋友在父亲任教的历史系当系主任。抗战胜利后，许多教师纷纷从大后方返回家乡，系里很缺教师，所以那朋友再三挽留她父亲继续任教一段时间，帮他一个忙，父亲却不过情面，便答应了。于是，她和母亲在1946年春天先回到北京，当时一家人谁都没想到这次分离竟然成了永别。
　　回北京以后，母亲在一家医院当医生，每个星期都会收到一封父亲从嘉平寄来的长信。这种情况持续了三年，到了1949年夏天却发生了变化：有时很长时间收不到父亲的信，有时却一下子收到好几封都是前些日子陆续寄出的，在路上积压下来，攒在一起了。最后有两三个月的时间，竟然一封信也没有收到。起初母亲并没觉得奇怪：当时北京已经解放，嘉平还在国民党统治区，战争时期邮路不正常，几个月收不到信是很常见的事情。然而嘉平解放以后，父亲还是没有信来，她母亲写了几封信寄过去，都没见到回信，就着急了。于是母亲给嘉华大学校方写了一封信，询问父亲的情况，后来接到一封盖有公章的回函，简短而明确地通知说，她父亲方步岳已在嘉平解放之前到台湾去了。
　　母亲震惊至极。她根本不相信丈夫会去台湾。丈夫与她是青梅竹马，从小一起长大，感情至深，何况他是那样疼爱女儿，怎么会抛妻别女远走他乡呢？她想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她想向医院请假，去一趟嘉平，把事情问清楚，但是当时西南地区没有铁路，从北京到嘉平的路途非常难走，何况，只要把请假的原因说出来，必然会背上一条不相信组织的罪名。因此母亲只是不断向嘉华大学写信，希望能知道一些更详细的情况，但得到的回复始终还是那两句话。最后那边大概是烦了，干脆把信退了回来。
　　之后的几年，母女二人是在期待中度过的，她们期待着亲人的音信有一天会突然出现。但是年复一年，什么也没有等来。到了1957年夏天，母亲得到一个到嘉平开会的机会，就带着女儿去了嘉平。开会期间，嘉华大学正在放暑假，母亲几经周折才找到一位保卫处长，听到的还是以前那个说法，没有任何新的内容。母亲想找丈夫那位当过系主任的朋友，然而他已经去世，只留下一个侄子，也在嘉华大学任教，却在外地出差。母亲又设法打听她在抗战时期认识的其他熟人，但这些人全都早已不在嘉平，因此母亲这次嘉平之行一无所获。
　　回来后，母亲彻底死心了，开始相信丈夫的确是在台湾。不过这件事并没有给女儿的心灵带来多大的阴影。女儿自幼听母亲讲过许多父亲的往事，从而形成了一个清晰的印象：父亲是个正直爱国清高自傲的知识分子，一辈子除了教书没有干过也干不来别的事情，所以他去台湾一定是接受了那边某所学校的教职，决不是追随国民党反动派。她在高中时期的入团申请书中，对于父亲的情况，就是这样写的。
　　女儿从小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但是直到高中毕业，她的入团申请也未被批准。对此，有些同学感到意外，她却并不气馁。她想自己的家庭毕竟有海外关系，组织上多考验一段时间也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她离开中学时，仍是那样朝气蓬勃。她才只有16岁，未来的道路还长得很。
　　使她性格发生突变的，是高考结束后，一名要好的女同学对她私下说的一番话。那女同学毕业前是校团委委员，为了她以后能够顺利解决入团问题，才对她指点迷津。那同学说，她的入团申请之所以通不过，是因为她前后几次写的入团申请书中，对父亲的问题都没有讲实话。根据组织上掌握的情况，她的父亲不是普通的大学教师，而是特嫌！
　　方丽华这才明白，为什么班主任老师总是叫她好好想一想，父亲的问题还有什么没写清楚。那天回家以后，她第一次跟母亲大哭大闹，质问母亲为什么不把实情告诉她。母亲先是莫名其妙，后来听女儿说丈夫是特嫌，竟然昏厥过去了。
　　原来母亲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个说法！
　　母亲大病一场，水米不进，只是反复对她说，组织上一定是搞错了！你爸爸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动组织，你爸爸对那些横行霸道的特务从来深恶痛绝，你爸爸怎么会是特嫌呢？不可能的！我绝不相信
　　女儿说，组织上怎么会搞错呢？妈妈你和他有几年时间不在一起，也许对他的情况不了解。
　　母亲递给她一把钥匙，叫她打开床下那个黑皮箱自己看。黑皮箱装得满满的，全是父亲从嘉平寄来的信。看完这些信以后，女儿知道了父亲是个怎样的人，也相信了母亲的判断。于是她安慰母亲说，也许是我那个同学把情况搞错了。
　　然而不久之后，那个同学的说法却得到了证实。
　　那时母亲病体初愈，重新上班了，但仍有气无力，少言寡语。方丽华高考以后在家无事，便常去医院伴着母亲。一天母亲在急诊室值班，开了一张输液的处方，当护士把输液瓶挂上病人床头时，她发现那护士竟然把药拿错了。这个发现避免了一场灾难性的医疗事故，却引起了一场灾难性的吵闹。那护士是医院人事科长的爱人，出了名的泼辣和强横，被母亲批评了几句，面子下不来，便恼羞成怒，破口大骂：你神气什么你？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男人是个什么东西？你男人方步岳，跑到台湾当特务去了！你还有脸在这儿神气
　　这次是方丽华当场昏过去了。
　　既然学校和医院两方面都这么说，父亲的特嫌显然是确凿无疑了。母女二人陷入无边的绝望之中。然而两天以后，这两颗死寂的心灵又燃起了希望的火星。
　　那天方丽华接到了工程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便去告诉母亲。在医院门口遇到一个中年人从里面出来，擦肩而过时，那人忽然把她叫住了：
　　姑娘，你是方步岳先生的女儿吧？
　　方丽华点点头，那人又悄声说：请你告诉沈大夫，方先生根本没有去台湾当特务。
　　方丽华霎时一阵头晕目眩，清醒过来时，那人已经走了。
　　那天晚上，她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母亲。母亲立刻泪流满面，因为这人说的话，不仅证实丈夫如她猜想的那样根本没去台湾，同时还印证了她隐藏心中不忍说出的一种预感：丈夫早已不在人世了，否则怎么可能这么多年一直不来找她们母女？方丽华赶快安慰母亲说：妈，你别这样伤心，我相信爸爸一定还活着，他没来找咱们必定有他的原因，只是咱们不知道罢了。但是今天跟我说话的这个人一定知道，咱们找到这人再打听一下，就全清楚了。方丽华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她认为这人是母亲的同事，两天前值班室那场风波闹得全院皆知，不少医生护士看她的眼神都有一种怜悯的成分，她想这人就是其中的一个。母亲想不起这人是谁，她就把他的模样形容了一番：三十七八岁，平头，身材偏瘦，鼻子旁边长着一颗瘤子，黄豆那么大，说话像个知识分子，似乎还带点江浙口音。母亲还是想不起来，但也认为这人是医院里的某个同事，而且一定是位领导同志，掌握着连人事科长老婆都不知底细的真实情况，为了安慰自己，才好心地透露给了女儿。
　　连续几天方丽华都去医院找这个人，然而到处都没见到那张面孔。最后母亲直接去找了党支部书记。母亲没说有人告诉了女儿什么话，她担心这样说可能会给那位好心人造成不便，所以她只是说，既然组织上知道我爱人没有去台湾，更不是特务，能不能把真实情况告诉我，也好让我们心里踏实一些。党支部书记立刻严肃起来，质问她想干什么？你丈夫明明跑到台湾去了，你还要组织上告诉你什么真实情况？你想翻案是不是？想向党和人民倒打一耙，是不是？母亲吓得噤若寒蝉，不敢再说什么了。当天下午医院党委又把她叫去，正式告诉她：你丈夫方步岳就是一名特嫌分子。同时严正警告她必须老老实实端正态度，不许乱说乱动到处打听什么真实情况，任何翻案行为都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母女二人这才明白，那个江浙口音不是医院里的人，同时也想起他使用的是方先生这个过时的称呼，看来的确不像是组织上的口气，而像是父亲解放以前的一个朋友。她们觉得这个朋友对父亲后来的情况一定很熟悉，包括父亲家里的近况，否则他怎么可能在时隔多年，母亲辗转调动过几次工作单位以后，还知道到这家医院来找沈大夫，并且知道已经长大了的方丽华就是方先生的女儿？
　　因此，他们对这人说的话深信不疑。特别是方丽华，她亲眼见到那人说话时有一种吐露肺腑者特有的神态，使她强烈地感觉到他说的是真话。也许是年轻的缘故吧，对于父亲的生死之谜，方丽华不像母亲那样悲观。她总是幻想有天早晨睁开眼睛，会看到父亲回家来了。她有时甚至想，她们母女的情况，说不定就是父亲告诉这个朋友的。于是，寻找这个人就成了方丽华生活中一项重要的内容。
　　与此同时，她发现自己还出现了另一个变化她没法写入团申请书了。倒不是怕不能得到批准，她认为写入团申请书本是表明一种态度和心愿，这是不应以能否批准为转移的。然而她知道写入团申请书的时候，不仅必须把父亲写成特嫌，还要按此规格写出对父亲的批判和认识。如果她相信父亲真的是那种人，当然可以并且应该这样写。问题在于她不相信。她觉得这样去写，无异于昧着良心去肆意诬蔑父亲，要是父亲有一天真的回来了，她将如何面对？她还觉得这样写也是对组织说假话，但是真心话又不能说，否则引起的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她只能选择沉默和回避。她决定：在父亲的特嫌问题弄清楚之前，宁愿承受由此产生的种种误解和压力，也不写入团申请书。
　　三年的时间在隐秘的等待和寻找中过去了，父亲没有等来，那个江浙口音也渺无踪影。正当希望渐渐熄灭的时候，转机出现了：她在学校门前的汽车站意外地看见了江浙口音！那天的乘车追赶一无所获，但是不久之后的一个晚上，她又偶然得知这人姓徐，曾经在嘉平露过面
　　18hr夜已经很深，远远近近的窗户都不再发亮。走廊端头的暖气片逐渐降温。呼啸的风声也平息下来。四周万籁俱寂，方丽华的声音显得格外清晰。
　　也是在那天晚上，我听你说了刘思秀和黎明的故事以后，就知道早晚有一天，我会把这一切告诉你的。然后她轻轻笑了一下，可是你把我吓了一跳。
　　因为我说‘老徐’形迹可疑，是吧？
　　是的。如果他是个可疑的人，那么他对我说话的动机也就令人怀疑，这一切就太可怕了
　　我心里疼了一下：都怪我，都怪我，害得你虚惊一场
　　不过你的话给我提供了一条线索，使我想到了一个人，因为我父亲那位当过系主任的朋友就姓徐，叫徐先达
　　他不是已经去世了吗？
　　可是他的侄子还在呀，他的侄子也应当姓徐，对不对？
　　你认为‘老徐’就是他的侄子？
　　我没有绝对把握。但是那天你一说起‘老徐’，我马上就想到了这个人。因为母亲有一次曾经说过，父亲以前的熟人中，现在只剩下徐先达的这个侄子了，除了他，想不出还有什么人会对我说那些话。这个人我母亲没有见过，甚至连他的名字都不清楚，不过父亲在一封信里提到过这个人。那天回寝室以后，我把这事仔细想了一下，觉得很可能就是他，除了姓徐这一点外，还有几个地方也能对上号：你第一次见到‘老徐’是在嘉平，而徐先达的侄子就在嘉华大学工作，我想这就是我在北京很难找到他的原因。从年龄上推算，徐先达的侄子和我见到的那个人是差不多的。另外，我母亲说过，徐先达是江苏人，一家人都说江苏话，我想他的侄子说话也会带点江浙口音。这些想法当然只是我的推测，但是有一个办法可以验证
　　听到这里，我心里一亮，我终于有一个可以为她出力的机会了！
　　对呀！只要我寒假回嘉平的时候，到嘉平大学去见见徐先达的侄子，就知道他是不是咱们说的那个‘老徐’了！这事就交给我吧，我完全可以办好！
　　我知道你会这样的。不过在告诉你之前，我必须先取得母亲的同意。可是那天晚上母亲在医院值班，这事就没说，然后我对你们发生了误会，就不想跟母亲再提这事了，因为这事是不能托付给外人的
　　现在呢？我急于知道我现在还算不算外人，现在你跟母亲说了没有？
　　说了。咱们和好以后，我看了你在颐和园拍的照片，肯定了照片上的‘老徐’就是我见过的那个人，就跟母亲说了我的打算。可是母亲直到现在都不同意。自从医院党委找她谈过话以后，母亲一直很害怕，不许我跟任何人说我在打听父亲的消息，她怕别人知道了，又会说我们想翻案
　　她怕冷似的颤抖一下，不往下说了。我这才发现钢窗张开了一条缝，一股冷风从窗缝溜了进来。冷冽的空气不知道自己承载的话语有多么沉重，轻快地从我们身边擦过，钻到走廊深处去了。我把窗户关严以后，方丽华苦涩地笑了一下：可我今天我还是跟你说了
　　直到这时，我才真正理解她对我的信任深到了何种程度，心底最柔软的那个地方便颤动起来。于是产生了一种热切的冲动：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利用寒假去找找这个人，好吗？这毕竟是一个现成的机会
　　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想寒假以前无论如何要说服母亲，让她写封信交给你带去。如果徐先达的侄子就是‘老徐’，我父亲的情况就可以搞清楚了。如果这个人不是‘老徐’，那么你还可以去找找那位黎明老师，向他打听一下‘老徐’是谁
　　其实不用等到寒假，现在我就给黎明写信问一下，不好吗？
　　这事我也想过，但是母亲不同意，她说这种白纸黑字的东西，落到别人手里更容易引起麻烦。所以我想，先不要惊动你的老师，这件事情，牵扯的人越少越好
　　没关系的。我在信中只问那个跟他一起喝茶的‘老徐’是谁，不说我为什么要打听这个人，就不会引起什么麻烦的。要不这样吧，我写好以后给你看看，你认为可以，我再寄出去，好不好？
　　好吧。方丽华想了一下，慢吞吞地说，也许咱们早晚需要找你这位老师了解情况。自从前天晚上，听母亲说了你写的那些话是什么意思以后，我一直在想，你到底是在什么地方看到这些话的。想来想去，总觉得跟‘老徐’有关系。可是你跟‘老徐’并不熟悉，你熟悉的是这位老师，你注意到‘老徐’，是在你因为一个古怪的笔记本而跟踪这位老师的时候
　　啪！我听见脑海里清脆地响了一声。笔记本三个字像子弹一样划破了混沌的迷雾，一些久远的东西从记忆深处浮现出来。
　　我想起来了！我兴奋得声音发抖，这些话就是那个笔记本里面的！
　　是吗？方丽华狐疑地说，你不会记错吧？
　　应该不会错。因为这段话前面还有一些话，我们就是看了前面这些话，才对那本日记发生兴趣的。
　　什么话？
　　我把那番话背了出来：教会的财产？他怎么想出来的？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教会的财产？方丽华满眼困惑，这是什么意思？我父亲怎么会这样写
　　我认为这些话根本不是你父亲写的。你还记得吧，我以前说过：写这本日记的人就住在我家里。这个人当然不可能是你父亲，你父亲应该住在嘉华大学嘛，怎么会住在我家
　　别忙别忙！方丽华打断了我的话，你家在嘉平什么地方？
　　反修北路11号。
　　反修北路？这是现在才有的街名吧？以前的老名字叫什么？
　　以前叫友好北路。
　　那就不对了。她马上说，我父亲解放前确实不住在嘉华大学，而是在城里租了一间房子居住，不过不是在友好北路，是饮马街，你知道这条街吗？
　　我说我不知道这条街，但是我知道嘉平有条饮马河，我想饮马街可能是在饮马河那一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