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我是怎样走上文学路的

　　余华自其处女作《十八岁出门远行》发表后，便接二连三地以实验性极强的作品，在文坛和读者之间引起颇多的震撼和关注，他亦因此成为中国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人物。
　　当作家最初有功利目的
　　谈起自己如何走上文学道路的，余华毫不回避当初的选择有一定的功利性。毕业以后我干牙医，一干就是年，一点不夸张地说，这五年我拔了至少有万颗牙，每天点就上班，干个小时，感觉自己就像笼子里的鸟。有时我站在窗户前，发现隔壁文化馆里的人成天在街上闲逛，我就问他们不用上班吗？他们告诉我这就是工作，我当时就想：‘这工作好’。后来我问文化馆里的一个朋友：‘怎么样才能进文化馆工作？’他告诉我写小说吧，我想我认的汉字也有五千多个了，做音乐、画画不行，写小说大概行，于是我就开始写小说了。
　　开始写小说的余华在文学道路上有些幸运，他的一篇短篇小说被《北京文学》相中，请他到北京进行修改，这在余华当时所在的海盐县是件大事，用余华的话说：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是我们县第一个上北京改稿子的人。回来后县委宣传部的人说我是个人才，不能让我再干牙医了，干什么呢？进文化馆吧，这一下满足了我的愿望。
　　没有冠冕堂皇，却是那么的真实，这就是余华。余华说他到文化馆第一天上班时故意迟到了两个小时，结果到单位一看自己竟然还是第一个上班的，于是他心里第一个念头是：这个单位我来对了。此后他开始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到后来成了每个月只有领工资的时候才去单位，最后干脆辞职，走上了职业作家的道路。
　　大概文人都有自嘲的特点，有时候还愿意拉上一些同行，余华在说完自己从事写作的原因后又补充了一段：后来我发现我们这批人里面和我一样的有不少，有一次我和莫言、王朔几个人去意大利，主办方让我们写一篇‘我是如何走上文学道路的’的文章，我才知道莫言是为挣钱买一双皮鞋，王朔则是为了换个工作，和我一样，谁也不比谁好多少。
　　不过自嘲归自嘲，但和每一个成功的作家一样，余华对自己的文学创作是严肃的，现在我写作已经完全是因为热爱，没有一点功利性。其实作家在从事写作的时候，大部分人可能都会有功利的一面在内，但当他真正进入到这个领域之后，功利性就会慢慢消失了。
　　一个好作家首先是一个好读者
　　余华虽然因为文化大革命没有接受正规高等教育，但广泛的阅读让他有着深厚的文学底蕴。他自己称自己的写作最初受川端康成的影响，而后卡夫卡的着作又让他得到了进一步的解放，川端康成让他学会了细节的描写，而福克纳又教会了他如何描写心理。不妨让我们来听听他对几位大师的感受：杰克伦敦的一句话，让我受益匪浅，那句话就是：宁愿去读拜伦的一句诗，也不要去读一百本文学杂志。这是20世纪80年代初我读到的话，当时我明白应该去读经典名着，而不要仅仅去读文学杂志，现在看这个决定是正确的。我开始读外国小说的时候读了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川端康成的笔法给了我极大的影响。记得他有一篇文章，写一位母亲坐在已经死去了的女儿的床前，结尾是这样写的：女儿的脸，生平第一次化妆，真像一位出嫁的新娘。这种比喻对我影响极大，让我知道了以后在写文章时比喻应该向哪个方向走。但凡大师都注重细节，鲁迅就是这方面的大师。在《孔乙己》的开头，一句话就把孔乙己的社会地位交代清楚了：咸亨酒店的格局，穿长衫的是坐在里面的，穿短衫的是坐在外面的，而孔乙己是惟一一个穿长衫坐在外面的。鲁迅在这篇文章里最棒的一笔是写孔乙己被打断腿后来酒店的场景，当时他摊开手，手里有几文铜钱，这时鲁迅用一句话点明了孔乙己是怎么来的：他满手是泥，原来他就是用这双手走来的。这一细节的描写说明了鲁迅的伟大，可以说这篇文章如果不写孔乙己是怎么来的，鲁迅就不能称之为鲁迅。我一直迷恋川端康成，直到最后有些走投无路了。幸运的是我碰到了卡夫卡，读到了他那篇《乡村医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文章中的那匹马，当时我奇怪，怎么这匹马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后来我认识到，作家应该是自由的，可以说是卡夫卡解放了我写作的能力。教会我如何去写心理描写的是美国的福克纳，这个本领让我可以用一辈子。我读了他的一篇短篇小说，描写一个人杀人后的心理。他全部采用了客观的视觉的描写，看完这篇小说，我总结的心理描写是：让心脏停止跳动，让眼睛睁开，去看。真正要写一个人的心理，恐怕一百万字也不够。雨果说过，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心灵。确实是这样，内心的宽阔不是可以去描写的。余华自己称他一直坚持在读一些文学名着，在他看来，真正的文学作品，能给人极大的改变，改变你的想法，改变你感受的能力，甚至改变你的思维。他对此的总结是：作为一个作家来说，他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就是一个读者。任何一个作家他首先是一个读者，一个优秀的作家首先是一个优秀的读者，他能够体验文学作品中的力量究竟在什么地方。
　　我让笔下的人物自己说话
　　很多人看了他的书后问他关于书中的人物描写是否有他的影子，对此，他一再强调人物是人物，而作者是作者。在自己的创作道路上，余华给自己分了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刚开始写作到上世纪90年代写的三部长篇之前，对于这个阶段，余华称自己的写作风格为霸道，这段时间里我创作的时候是抱着人物不说话的态度，我让他说什么就说什么。进入20世纪90年代，当余华开始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的时候，有一天他突然发现自己笔下的人物开始突然说话了，我当时很奇怪，因为这并不是我想说的，但他的确从我的笔下写出来了，当时的感受是我只是在记录着。虽然还一直克制着，但小说中人物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话语越来越多了，《活着》就越来越多，到《许三观卖血记》的时候，我就完全放开了，随着人物走，让我笔下的人物自己说话。这种感觉非常地美妙，我当时发现人物是有生命的。余华把这段时间称之为第二阶段。虽然一直咬定作家与笔下的人物是两回事，但余华也承认童年的经历对他的影响很大，比如在《活着》中关于人物的描写，他认为现在20多岁的小说家不会再这样写了。童年的经历对一个作家有着一生的影响，童年对世界的印象就像是一张白纸在复印机里一下复印下来一样，而我后来所做的工作只不过是在局部做一些修改。在余华的文章中，干净、简洁是他的一大特点，那么这一特点是怎么来的呢？余华的答案是：音乐。我以前不愿意写长篇，像《战争与和平》那样的书，看了后面忘了前面，我一直认为太复杂。但有一次我听到了巴赫的《马太受难曲》，我发现如此宏大、如此丰富的一部交响乐，采用的音乐却是如此地简单，给人以极大的震撼。这让我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发现单纯是如此地有力量，后来的《许三观卖血记》我就尝试着用这种风格来写，尽量把语言用得简单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