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北伐为何不得人心穷人被重税压着

　　说到南宋时期的北伐，我们往往会想起陆游临终前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想起李清照的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亦或是辛弃疾的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但这些其实都只是文人们一厢情愿的爱国情怀，并不代表当时大多数民众的意愿。
　　南宋立足的江浙地区自古号称东南膏腴之地，天下赋税，尽出其半，但在南宋初期却并非如此。经过宋徽宗20年花石纲的征掠、席卷几百万人口的方腊起义以及宋金战争的动荡，这里人口锐减，满目荒凉，已经变成土匪、盗贼、叛乱者和豺狼出没的地方。
　　南宋建立之初，国土面积只有北宋时期的一半多点，人口也大幅度下降，但来自北方的军事压力却丝毫未减。南宋为了应对战争，常备正规军平时大约保持在40万人，战事激烈时人数还要增加许多。在南宋民众急需休养生息、恢复生产的情况下，如此庞大的军队无论从军需供给还是人员补充上看，都是当时南宋民众的沉重负担。
　　再看税收，南宋初期的国家财政收入平均在每年4500万贯左右，其中1300万贯左右用于皇室开支，2400万贯左右用于在和平时期供养军队，其他所有开支只有七八百万贯。而一旦战事爆发，军费会成倍激增。这多出来的费用，政府只会不停地用通货膨胀和增加苛捐杂税的方式转嫁给民间。于是南宋一朝苛捐杂税的科目之多、赋税水平之高，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经常达到北宋时期的一倍左右。
　　可见，仅仅和平时期供养军队就已经让南宋百姓力不从心了，而战端一开，他们甚至连生存都成问题。因此，对于社会底层的穷人们而言，主要矛盾是吃饭问题而非民族矛盾，他们的意愿只能是如姜夔在《扬州慢》中表述的那样废池乔木犹厌言兵，只要北方政权不入侵，是绝对不愿意打仗的，更不必提什么北伐。
　　而到了南宋中后期，老百姓特别是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当时中国已经完成了经济重心的南移，南方的环境远比北方要优越。这时，南宋的经济实力已经大大增强，是否有强烈意愿收复北方失地呢？事实上，百姓特别是富人阶层对收复相对落后的北方并没有多大兴趣。更重要的是，当时南宋民众内部因为收入差距的扩大出现了分化，产生了一批非常富裕的商人、手工工场主和熟练工人，并进而形成了一个中产市民阶层，他们的生活过得比官员都要好。例如南宋的知府一般是从三品或正四品，年薪在400贯左右，而一个棉织业熟练工人的年薪却达到了600贯。
　　这个规模日渐宏大的中产市民阶层既得富贵，也安于富贵，一旦北伐战斗打响，各种赋税徭、兵役会成倍地降临，势必影响到他们的既得利益。而且即便收复了中原，朝廷也必然会损有余而补不足，也就是从富裕的地方征收重税，然后用这些钱来救济遭受兵灾破坏或者原本贫困的地区，南宋的百姓当然不希望自己被征以重税。
　　有鉴于此，中产市民阶层必然会竭力地反对战争，他们拥有全国23的巨额财富，也是国家各种赋税徭役的主要来源，他们的声音是当局不容疏忽的。更何况他们利用财富同当局官僚建立起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形成了一个牢固的利益共同体，因此很大程度上具有左右当局施政的力量。
　　那么身处北方沦陷区的百姓对于南宋朝廷的北伐又是什么态度呢？其实他们并没有感觉到自己饱受异族的压迫凌辱，也没有盼望南宋的军队进行北伐，如陆游词中所描述的那样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即便南宋北伐，他们也不大可能像小说中描述的那样，扶老携幼、箪食壶浆地欢迎官军。
　　事实上，当南宋初期的百姓忍受着苛捐杂税、提心吊胆地恢复经济时，北方正在金世宗的精心治理下繁荣富足，金世宗也因此博得了小尧舜的美名。当1206年南宋发动北伐时，北方的汉人并没有进行任何大规模的反抗金朝的活动，更别说一呼百应和宋军一起抗金。倒是南宋的子民屡屡地因为不堪重负而揭竿而起，使得岳飞手沾的义军鲜血比金兵的还多。
　　著名的《清明上河图》完成于北宋覆灭的几年前，汴梁这座曾经繁华富裕、拥有140万人口的大都市，在被金国占领后只剩下不足20万人，成年男子还不到1万人，而它只是整个北方宋金交战区的一个缩影。因此北方百姓在获得来之不易的太平之后，最关心的是如何活下去，至于国家认同并不那么重要。老百姓就是老百姓，不管什么国号、年号，谁当皇帝，他们都一样要交粮纳税。
　　到后来辛弃疾、陈亮倡言北伐的时代，北方百姓虽然日子过得不如南宋子民，但他们对于宋朝的认同却更加淡泊了。因为此时距离北宋亡国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在金国占领区的原宋朝遗民中，亲身经受过金人蹂躏痛苦的那批老人已经所剩无己，新出生的两代人并没有尝到被杀、被辱的痛苦。相反，他们在金国皇帝的统治下过着安居乐业的太平日子，没有人希望南宋朝廷北伐中原，正像辛弃疾和陈亮在奏折中所反映的那样北方被占领区的老百姓已经快忘了自己曾是大宋朝子民这件事了。
　　总而言之，南宋的偏安根本上是由南北双方民众的意愿决定的，对于南方穷人而言，打仗意味着食不果腹，命丧沙场；对于富人来说，称臣纳贡每年支付的白银、匹银和绢，从成本核算的角度看，远远比北伐开战后的浩大成本与巨大风险来得划算。无论是秦桧的绍兴议和还是孝宗时的隆兴议和其实都有着广泛的民意基础。北方的百姓则已经适应了金朝的统治，没有响应南宋北伐的动机。而这些都不是由南宋的某个皇帝想一雪前耻，或者岳飞、辛弃疾等主战派将领的大声疾呼就可以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