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治事之外则勤劳而以恬淡出之

　　曾国藩语录之【安详】
　　治事之外，此中却须有一段豁达冲融气象，二者并进，则勤劳而以恬淡出之，最有意味。
　　出自：同治二年三月二十四日曾国藩写给曾国荃的家书。原文如下：
　　致沅弟三月二十四日〔注1〕：
　　沅弟左右：
　　二十三日张成旺归，接十八日来缄，旋又接十九日专人一缄，具悉一切。
　　弟读邵子诗，领得恬淡冲融之趣，此自〈是〉襟怀长进处。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士，其志事不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大略相同。以诗言之，必先有豁达光明之识，而后有恬淡冲融之趣。如李白、韩退之、杜牧之则豁达处多，陶渊明、孟浩然、白香山则冲淡处多。杜、苏二公无美不备，而杜之五律最冲淡，苏之七古最豁达。邵尧夫虽非诗之正宗，而豁达、冲淡二者兼全。吾好读《庄子》，以其豁达足益人胸襟也。去年所讲生而美者，若知之，若不知之，若闻之，若不闻之一段，最为豁达。推之即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亦同此襟怀也。
　　吾辈现办军务，系处功利场中，宜刻刻勤劳，如农之力穑，如贾之趣利，如篙工之上滩，早作夜思，以求有济。而治事之外，此中却须有一段豁达冲融气象。二者并进，则勤劳而以恬淡出之，最有意味。余所以令刻劳谦君子印章与弟者，此也。
　　无为之贼十九日围扑庐江后，未得信息。捻匪于十八日陷宿松后，闻二十一日至青草塥。庐江吴长庆、桐城周厚斋均无信来，想正在危急之际。成武臣亦无信来。春霆二十一日尚在泥汊，顷批令速援庐江。祁门亦无信来，不知若何危险。少荃已克复太仓州，若再克昆山，则苏州可图矣。吾但能保沿江最要之城隘，则大局必日振也。顺问近好。
　　国藩手草
　　〔注1〕：《曾国藩全集》岳麓书社
　　崇学君说
　　这句话和前面的那句话是在一起讲的，前面的那句话在【勤恒】的版块中说过这里就不再去阐述了。前面曾国藩告诉我们要勤奋，后面同时还要告诉我们要劳逸结合。在治事的同时，内心要有豁达、恬适的气象。二者并进，勤劳以从容安详的心境表现出来。最有意味。
　　张伯行《困学录集粹》卷一说；凡遇事须安详和缓以处之，若一慌忙，便恐有错。盖天下何事不从忙中错了。故从容安详，为处事第一法。张伯行告诉我们，从容安详事处事的第一条法则。凡是遇到事情都要安详从容的去处理，不能急躁慌忙。一旦慌忙失错，恐怕就会出错。天下任何事情不都是从忙中出错的？所以曾国藩提倡处理事情一定要安详从容。但是处理之前怎么去做呢？就是要先熟思缓处。
　　《小窗幽记集醒篇》说：处事贵熟思缓处，熟思则得其情，缓处则得其当。这就是说遇事需要处理时，最恰当的做法是深思熟虑和延缓一下再办，把问题想透就会了解事情的原委，处理得慢一点，则能防止失当偏颇。
　　但曾国藩提倡的并非绝对的、无条件的熟思缓处。如同家书说的，前面要勤劳，但勤劳的同时还要从容安详的表现，这里的从容安详就是为了勤劳努力。
　　《呻吟语应务篇》说：事到手，且莫急，便要缓缓想；想得时，切莫缓，便要急急行；事情接到手后不要着急，要缓缓的思考。把前前后后的事情思考明白清楚。想清楚后，就不要缓了，要立刻及时的去实行。《呻吟语》又说处天下事只消得安详二字，兵贵神速，也须从此二字做出。然安详非迟缓之谓也。从容详审，养奋发于凝定之中耳。若先怠缓则后必急躁，是事之殃也，十行九悔，岂得谓之安详？人在社会上处世，只是需要安详就可以了。虽然有兵贵神速的说法，也必须由安详做起。然而安详并非迟缓的意思，而是从容详细地审察判断，然后由凝定之中奋发。因此没有闲空就没有繁忙，没有安逸就没有劳苦。如果开始的时候倦怠迟缓，后来就一定非常繁忙，这对处理事情有很大的危害。像这样办事，就会十有九悔，哪里还称得上安详呢？
　　张居正《陈六事疏》说：天下之事，虑之贵详，行之贵力，谋之于众，断之在独。天下的事情，考虑时贵在周详，行动时贵在用力，计谋来于众人，决断在于个人。曾国藩讲的安详就是对节奏的从容把握，作为领导者这种游刃有余、从容沉稳、气定神闲的气质才能处理好外在环境的节奏。领导者要面对各种环境的节奏。尤其是领导者，如果无法控制外在环境的节奏，就一定要控制好内心，从而就会把握住工作和生命的节奏。让自己在纸醉金迷中掌握好自己的命运。所以说作为领导者要从容不迫的忙、抓住重点的忙、井然有序的忙。而现在的领导者大多数都是充满焦虑的忙、盲目无序的忙、浮于表面的忙。这就需要曾国藩的【安详】处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