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缭子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

　　《尉缭子》是我国古代兵家重要著作，题尉缭撰。又名《尉缭》。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著录于杂家和兵形势家。杂家《尉缭》二十九篇，兵家《尉缭》三十一篇。《隋书》及新旧《唐书》的《经籍志》或《艺文志》都将其列为杂家。北宋元丰年间列为《武经七书》之一，颁行于武学。此后，诸多版本均源于《武经七书》系统。今有《续古逸丛书》和《丛书集成初编》所收影宋本、宋本《武经七书》本（上海中华学艺社影印）、《四库全书》本、明李清《武经七书集注》本和清湖北崇文书局本等。
　　尉缭（生卒年不详），长期以来疑为二人，今有学者考证，为战国后期军事家。相传曾从师鬼谷子学习兵法，后应魏惠王之请，到大梁向惠王讲论用兵取胜的政策方略。秦王政十年（前237）入秦，被任为国尉，因称尉缭，其姓反而失传。他帮助秦王策划，主张用金钱收买六国权臣，打乱其部署，以统一中国。《尉缭子》可能是尉缭论兵的记录，由其本人和学生在不同时期整理、编辑而成。其中也摘采了若干其他学派的观点，具有杂家色彩。故在尚未系统成为一部专著之前，有29篇被汉志列入杂家，另31篇更类似军令实录的作品则列入兵家。东汉以后，该书逐渐散佚，今本《尉缭子》已非古本原貌。
　　该书约九千字，分5卷24篇：《天官第一》、《兵谈第二》、《制谈第三》、《战威第四》、《攻权第五》、《守权第六》、《十二陵第七》、《武议第八》、《将理第九》、《原官第十》、《治本第十一》、《战权第十二》、《重刑令第十三》、《伍制令第十四》、《分塞令第十五》、《束伍令第十六》、《经卒令第十七》、《勒卒令第十八》、《将令第十九》、《踵军令第二十》、《兵教上第二十一》、《兵教下第二十二》、《兵令上第二十三》、《兵令下第二十四》。前12篇主要论述战争观及战争与政治、经济的关系，也对攻守权谋和战法等问题进行了重点阐述。后12篇主要论述治军原则以及各种军令军制。前后两部分联系紧密，互为补充，互为渗透，也有些内容重复，大致反映了战国时期战争、兵制的若干特点，也对先秦兵家思想进行了总结。
　　关于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尉缭子》强调，军事上的胜利取决于良好的政治制度和措施。只有国家富强，天下大治，才能战胜于外、威制天下，提出了兵胜于朝廷的观点。说明作者已初步地认识到政治对军事战争的重要性。故而，该书提出在政治上，应健全国家制度，明确君臣职守，执法要公正严明。在经济上以农为本、奖励耕战，使天下非农无所得食，非战无所得爵，使民扬臂争出农战，而天下无敌矣。该书还区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战争，反对不义之战。认为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故兵者，所以诛暴禁不义也。提倡的是以正义的战争消灭非正义的战争，说明作者在战争观上具有积极的思想。《尉缭子》所指的义战，即并兼广大以一其制度的封建统一战争，是顺乎历史潮流的，可见其战争观是进步的。
　　《尉缭子》强调对于战争要有全面的认识。战前要全面地掌握我敌双方的情况，先料敌而后动，权敌审将，而后举兵。这与孙子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军事思想是一致的。在战争过程中，要能夺人而不夺于人，即掌握战争的主动权而不被敌人夺去主动权。为此，除了善于把握战机以外，还充分注意到了作战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后勤保障，应由国家掌握市场管理以保证军需供应的必要性。无百货之官，无谓其能战也。作者还具体地阐述了城防攻守的战术原理，反映了战国后期城镇经济的繁荣和城防战争日臻显要。
　　《尉缭子》有关军队建设的论述尤为详尽，这也是该书的特色之一。首先，它对择将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强调选拔和任用清廉能干的统帅。将帅应宽不可激而怒，清不可事以财，不能心狂，目盲，耳聋，而应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具有自我牺牲精神，与士卒共劳苦，才能在士卒中树立起威严。故善将者爱与威而已。其次，它主张依法治军，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后，赏罚分明，做到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喜者赏之。该书还具体阐述了有关治军的12条措施，涉及到教育、训练、行军、宿营、作战等各个方面，保留有惩处条令及权限、连保制度、营正划分、战斗编成、信号指挥、军队着装、徽识以及车阵等具体规定。为研究古代兵制史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料。
　　总之，该书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它吸取了先秦兵家和诸子论兵的精萃，堪称先秦兵家集大成之作；二是它具有朴素唯物论，大致反映了战国时代军队和战争情况。清人朱墉在《武经七书汇解》中也赞誉道：七子谈兵，人人挟有识见，而引古谈今，学问博洽，首推尉缭。当然，《尉缭子》也有它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如它过分强调国君和将帅的作用，其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
　　《尉缭子》过去极受日本、朝鲜等国学者的重视，专著甚多。我国古代就有配合《武经七书》而对该书所作的《讲义》（施子美）、《汇解》（朱墉）、《直解》（刘寅）、《考注》（黄榜）、《集注》（李清）和《合笺》等。近年来，中华书局出版过华陆宗《尉缭子注释》、中州书画社出版了钟兆华《尉缭子校注》等文字训诂、诠释之作。该书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作者与成书年代、著录与版本、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等方面，先后发表过论文多篇，如何法周《〈尉缭子〉初探》（《文物》1977年第2期）、钟兆华《关于〈尉缭子〉某些问题的商榷》（《文物》1978年第5期）、刘路《〈尉缭子〉及其思想初探》（《文史哲》1979年第2期）、张烈《关于〈尉缭子〉的著录和成书》（《文史》第8辑）、于勇波《浅谈〈尉缭子〉的军事思想》（《西南师范学报》1983年第3期）、龚留柱《〈尉缭子〉考辨》（《河南师大学报》1983年第4期）、《〈尉缭子〉军事哲学思想初探》（《争鸣》1985年第1期）、徐勇《〈尉缭子〉的成书、著录及其相关问题》（《中国哲学史研究》1986年第1期）、刘先廷《〈尉缭子〉对古代军事哲学的贡献》（军事科学出版社《漫话中国古代军事》）以及吴如嵩《〈尉缭子〉的兵形势特色》（《军事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等。
　　关于作者，南宋以后，学者疑该书为后人伪托尉缭之名所撰，近代此说尤盛。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出土的竹简中，发现有与今本《尉缭子》内容基本吻合的残简，《文物》1977年第2期发表《银雀山简本〈尉缭子〉释文》并附校注，从而使后人伪托之说不攻自破。但究竟成书于何时，仍有多种看法，如战国中期说、战国晚期说、汉初说等等。关于该书著录与版本也有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被《汉书艺文志》分作杂家和兵家两类的《尉缭》是书名同内容异的两部书；有的则认为杂家《尉缭》和兵家《尉缭》只是因著录在两类而被误解为两部书，实为一部书；还有学者认为今本《尉缭子》原为杂家，而兵家《尉缭》已佚。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徐勇《尉缭子浅说》一书，对上述问题作出了新的解释。经周密地考证，否定了尉缭是战国中晚期两个同名人的传统说法，并指出《史记魏世家》对魏惠王纪年记载的失实；说明了该书的形成过程与汉志著录的关系，是解决这一长期悬而未决的疑案之力作。因此，虽名为《浅说》，实有较高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