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集中度代理成本与银行经营绩效关系研究

　　于卫兵管晓
　　【摘要】文章依据我国上市银行20032016年的数据，从委托代理视角出发，将代理成本引入股权集中度与银行经营绩效的分析框架，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股权集中度对代理成本和绩效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股权集中度与经营绩效之间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股权集中度与第二类代理成本（不良贷款率）显著负相关，对第一类代理成本（业务及管理费用率）没有显著影响；第二类代理成本对股权集中度与经营绩效的关系起到中介效应。股份制银行回归结果与总样本基本一致，而国有商业银行与城商行中介作用不显著。
　　【关键词】股权集中度；代理成本；中介效应
　　【中图分类号】F2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5812（2019）09004504
　　一、引言
　　2018年以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度变化，金融体系所处的环境越来越复杂。银行作为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银行的稳定对金融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股权结构影响权利的分配，权力配置情況会显著影响银行的经营绩效。自平安银行上市后，至2015年上市银行仅16家。而自2016年至今短短三年，又有12家城商行上市。因此，在新一轮商业银行上市浪潮的背景下，研究银行股权结构问题有助于选择合理的股权集中比例，完善治理结构。股权集中度作为衡量股权结构合理与否的最重要的指标之一，研究其与上市银行经营绩效的关系，有助于银行完善治理结构。
　　代理成本理论最初是经过研究代理成本与资本结构的关系而形成的，随着理论的发展，代理成本理论逐步扩展到所有存在委托代理关系的经济行为中。银行作为特殊的企业，也存在委托代理关系。理论上我国商业银行的国有产权、股份制改造、大股东控制等特点均可能产生比较严重的代理成本，而代理成本的存在会对股权集中度与银行绩效的关系产生影响。所以，本文以上市银行为研究对象，将代理成本引入股权集中度与银行经营绩效的研究体系，探讨这三者之间可能存在的传导机制，研究股权集中度对经营绩效的作用路径，为改善银行治理结构提供有用的参考。
　　二、文献综述
　　股权结构和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一直备受关注。国内外的学者也从未停止过关于两者关系的研究，但至今仍未达成一致意见。代理成本的概念由詹森（Jensen）和梅克林（Meckling）正式提出，并提到代理成本会随着内部股东股权比例的增加而减少，从而公司价值越高；反之，内部股东股权比例越低，代理成本越高。
　　基于我国商业银行的特殊性，国内研究者侧重于从不同的股权性质研究它们同经营绩效的关系。祝继高等（2012）运用城市商业银行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越高，银行不良贷款率与经营绩效负相关；独立董事对银行大股东的掏空行为有着显著的抑制作用。马静等（2014）发现股权集中度与上市银行综合绩效之间呈倒U型曲线关系。骞磊（2017）运用11家上市银行20082015年面板数据，从股权集中度和股权性质两个角度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增加高管持股比例，有利于提高银行绩效，且这种效应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线性关系；民营企业控股型商业银行经营绩效较好，但是外资控股的银行并没有表现出预期的良好业绩。刘丹和张兵（2018）利用20122015年的数据研究发现，不同性质的股权、不同的持股比例也对经营绩效会产生不一样的影响。高管持股比例越高，农村商业银行的财务绩效越好；非金融法人持股比例越高，银行财务绩效越差；政府性质股东持股比例越高，银行的财务绩效越差，但政府持股有利于提高社会绩效表现。
　　综上，以往研究虽结论不同，但都是直接分析了股权集中度与银行绩效的关系，很少有研究者从委托代理视角来考虑股权集中度、代理成本与银行绩效三者之间的传导机制。因此，本文以上市银行为研究对象，探讨股权集中度、代理成本、银行经营绩效之间的内在传导机制，了解其作用路径。
　　三、研究假设与设计
　　（一）研究假设
　　从委托代理理论角度分析股权集中度和银行经营绩效的关系，股权集中度会通过影响两类代理成本来影响经营绩效。上市公司委托代理问题实际上有两类，第一类是在经营上，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代理问题；我国职业经理人市场还很不完善，经理人并没有很严厉的外部压力可能损害股东利益。第二类是在监督上，中小股东和大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大股东由于天然的优势控制着公司的经营和管理，中小股东的利益得不到有力支持。当股权集中度较高时，一方面股东能够有效约束管理层行为，降低代理成本。另一方面股权集中度过高，可能导致大股东谋求私利，侵占中小股东的利益，降低银行经营绩效。当股权集中度较低时，股权分散，中小股东由于监督成本过高、专业知识不足等原因，缺乏行权意识，既缺乏监督管理层行为的积极性，也没有能力干预其行为，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矛盾突出。这种情形很可能导致管理层违背股东利益行事，不利于提高银行经营绩效。
　　在我国大型商业银行中，股权集中度一般较高，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效益，导致其投资行为可能倾向于特定政策项目，股权集中度与经营绩效关系可能不明确。但总体来说，银行业有其特殊制度环境，商业银行并购和股东资质监管往往是较为严格的，大股东控制权转移的威胁通常比较小。当大股东持有较高比例股权时，他们会关注银行的经营绩效，注重银行长远发展，大股东与公司的利益越趋于一致。鉴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1：股权集中度与上市银行经营绩效正相关。
　　由前面的分析可知，股权集中度通过影响代理成本来影响商业银行绩效。银行的大股东可能将贷款优先贷给有利益关系的关联方，导致贷款集中度增加，银行经营风险增加。对于国有属性的商业银行，地方政府可能引导贷款流向地方国有企业等，贷款质量较好，降低不良贷款率。股权分散会加剧第一类代理问题，而增强股权集中度可以产生监督效应，有效约束管理者的不良行为。大股东有很强的监督动机，甚至参与日常经营管理，降低代理成本，提高决策质量。总体上来看，在监督效应和利益趋同效应下，提高股权集中度可以降低代理成本。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上市银行股权集中度与代理成本负相关。
　　假设3：代理成本在股权集中度和银行经营绩效的关系间起到中介效应。
　　（二）研究设计
　　1。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本文研究对象涵盖我国上市银行25家，部分银行上市时间较短，但其数据仍具有研究意义，以这些上市银行20032016年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共得到173个样本观测值。数据均来源于各上市银行的年报和国泰安数据库。
　　2。变量定义。
　　（1）经营绩效。本文选取了国内外学者研究中常用的权益报酬率（ROE）来衡量经营绩效。长期的ROE水平可以衡量大多数行业大多数公司的盈利水平，银行业也不例外。
　　（2）股权集中度。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CR1衡量股权集中度。
　　（3）代理成本。第一类代理成本，用业务及管理费用率AC1来衡量，反映管理层违背股东利益行事，谋取私利，在职消费引起的成本；第二类代理成本，用不良贷款率AC2来衡量，反映大股东进行高风险投资，关联贷款或因某些政治目的进行贷款而造成的损失，不良贷款率越高，说明代理成本越大。
　　（4）控制变量。银行规模Lnsize，选用银行总资产的对数来代表其规模。同时引入资产负债率lev作为控制变量。
　　3。模型构建。本文旨在研究股权集中度对上市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借鉴温忠麟等（2004）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建立模型，研究代理成本对股权集中度与银行经营绩效关系的中介效应。构建模型如下：
　　其中，下标i、t中的i和t分别代表不同的银行和时间，i，代表随机扰动项。第一步，检验股权集中度与银行经营绩效的关系，看两者关系是否显著，若1显著为正，则假设1成立；第二步，检验股权集中度与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看关系是否显著，若1显著为负，则假设2成立；第三步，加入代理成本变量，如果股权集中度与银行经营绩效的关系变得不显著，则说明代理成本对股权集中度和经营绩效的关系起到完全中介效应；如果显著性下降，则说明存在部分中介效應。即在假设1、假设2同时成立的前提下，若1显著为正、2显著为负，且丨1丨较丨1丨小，则代理成本的部分中介效应显著；若1不显著、2显著为负，则代理成本的完全中介效应显著。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本文通过平均值、最大值、最小值和标准差四个指标对主要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如下页表2所示，权益报酬率最小值3。74，最大值30，均值为15。9，具体来看，权益报酬率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年份上。第一大股东的股权比例最大值67。7，最小值4。36，标准差18。7，说明各银行第一大股东股权占比差距较大，国有商业银行第一大股东占比较高，城商行股权比例较分散。第一类代理成本，业务及管理费用率标准差为8。59，说明各银行业务及管理费用率差距较大。第二类代理成本，不良贷款率最大值为11。4，最小值0。36，国有商业银行和城商行的不良贷款率明显比股份制银行低。银行业务具有特殊性，资产负债率较高。
　　（二）相关性分析
　　考虑到多重共线性问题，对主要变量进行Pearson相关系数检验，结果见表3。主要变量间的符号关系基本符合预期，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经营绩效正向相关，代理成本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反向相关。同时，各自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共线问题。
　　（三）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利用STATA软件进行回归分析，根据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分别对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权益报酬率、第一大股东股权比例与代理成本、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代理成本与权益报酬率进行回归。由于国有性质的商业银行与其他商业银行的股权集中度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分别对全样本和子样本进行回归分析。
　　模型1回归结果见表4。从样本总体来看，股权集中度与经营绩效的系数为正，与预期符号相符，且在5的水平上通过检验，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1得到验证。国有商业银行和城商行样本中，股权集中度对经营绩效影响不显著，出现这种结果，可能是因为国有商业银行和城商行股权集中度一般较高，第一大股东多为地方财政部门或其一致行动人（国有企业等），在经营过程中注重社会效益，更加关注地方经济增长，保证社会治安稳定，而不是一味追求银行本身利益，其决策行为常常倾向于特定政策项目，所以股权集中度与经营绩效关系并不明确。
　　模型2回归结果见表5、表6。表5显示了股权集中度与第一类代理成本的回归结果。从样本总体来看，股权集中度对第一类代理成本，业务及管理费用率没有显著影响。而国有商业银行股权集中度与业务及管理费用率的系数为正，且在5的水平上通过检验，有显著正向影响，即股权集中度越高，业务及管理费用越高，原因可能是大股东和管理层面临的控制权转移的威胁较小，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存在费用过高的现象。
　　表6显示了股权集中度与第二类代理成本的回归结果。从总体样本来看，股权集中度与第二类代理成本，不良贷款率的系数为负，与预期符号相符，且在1的水平上通过检验，有显著负向影响，假设2得到验证。股份制银行实证结果与总体样本结果一致。国有商业银行的股权集中度对不良贷款率没有显著影响，这是因为国有银行大股东通常是财政部门或其一致行动人，股权比例本来就很高，贷款对象往往是国有企业或地方融资平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讨论股权集中度对不良贷款率的影响可能没有意义。
　　模型3回归结果见下页表7。从总体样本来看，股权集中度与经营绩效系数为正，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代理成本与经营绩效的系数均为负，且在1的水平上通过检验，有显著负向影响。三个子样本中股权集中度变量的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模型中加入中介变量后股权集中度对经营绩效的影响不再显著。股份制银行代理成本系数都显示为负，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代理成本对经营绩效有显著负向影响。
　　综上，将三个模型的回归结果联合起来，分析中介效应，可以看到，在模型1中，股权集中度对经营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在模型2回归结果（2）中，股权集中度对代理成本，不良贷款率有显著负向影响；在模型3回归结果中，加入中介变量后，股权集中度对经营绩效的影响显著性明显降低，而代理成本对经营绩效有显著负向影响。这说明第二类代理成本，不良贷款率是中介变量，对股权集中度影响经营绩效起到中介作用。即股权集中度通过影响代理成本进而影响了经营绩效，股权集中度越高，不良贷款率越低，经营绩效越好。
　　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结果与全样本基本一致，因为股份制银行数目较多，股权比例分布也更为多样，对股权集中度与经营绩效关系的研究也更有意义。国有商业银行和城商行的实证结果未能验证假设，这与其第一大股东的国有性质有很大关系，股权比例较高，经营过程更加注重社会效益，因此在这两组样本中未能判断股权集中度与经营绩效的关系。
　　（四）稳健性检验
　　本文用总资产报酬率ROA来衡量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重新进行回归检验，得到的回归结果与上述结果基本一致。另外，将商业银行股权集中度指标用赫芬达尔指数（第一到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和）来衡量，实证检验的结果仍然一致。说明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上市商业银行为研究对象，在参考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从委托代理视角出发，将代理成本引入股权集中度与银行经营绩效的分析框架，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股权集中度对代理成本和绩效的影响。检验了代理成本对股权集中度与经营绩效关系的中介效应。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适度的股权集中有助于提高上市银行的经营绩效。目前依靠外部治理机制对银行内部产生监控的作用还尚不明显，因而提高股权集中度，可以使大股东的监督主动性得到提高，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完善治理机制，降低代理成本，促进银行业健康发展。
　　第二，适度的股权集中能有效降低第二类代理成本，即股权集中可以降低不良贷款率，提高银行贷款质量，保障股东利益，缓解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矛盾，改善银行治理结构，但股权集中度与第一类代理成本的关系不显著，即股权集中不能降低业务及管理费用率。
　　第三，第二类代理成本对股权集中度与银行经营绩效的关系起着显著的中介作用，即股权集中度通过影响代理成本进而影响了银行经营绩效，股权集中度越高，不良贷款率越低，银行经营绩效越好。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大股东贷款决策更加谨慎，贷款质量得到提升，经营绩效得到提升。
　　本文在研究股权集中度与银行经营绩效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两者之间存在的内部传导机制，为今后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有用的借鉴。但本文的研究结论尚存在局限性。国有商业银行由于其特殊的性质，未能验证本文假设，而且由于样本的限制，我国还存在大量的城市商业银行和村镇银行，可能也会影响到实验结论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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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于卫兵，女，中国海洋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会计理论与方法。
　　管晓，女，中国海洋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会計理论与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