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线间的玄机上

　　作为中国丝绸文化的杰出物质载体，刺绣的艺术价值是多方位的。早期刺绣能体现中华文化特有的桑蚕织造之宏大影响，这是中国物质文明的历史见证；纯欣赏类刺绣传承着独有的中国书画风情，它几乎与中国书画如影随形，却不是单纯的附庸，在极力追摹书画艺术情趣的道路上，能达到更胜书画的风韵和艺术高度；民间刺绣丰富多彩，各有源流又都基于桑蚕针黹的物质基础，共同的文化母体孕育出了各具情调的刺绣风格，在装点生活、美化环境的同时，也保留着流传至今的民俗民风，堪称活的民俗志。
　　发展初期的刺绣
　　从现有的考古发掘来看，由于染色技术还没有成熟，绣线并不一定先上色后施绣，而是先绣纹样再敷彩。从1974年陕西宝鸡西周鱼伯墓淤泥上残留的辫子绣印痕（图一）来看，这种刺绣是先用黄色丝线在染色的丝绸上绣出纹样轮廓，再在绣纹处涂染大块颜色，有红（天然朱砂）、黄（石黄）等，与传统国画色相类，反映了古人所谓的画绩之事，这种以画补绩的做法是刺绣发展初期的特点。
　　刺绣面料多为丝、毛、麻、棉等；也有皮革，可谓之韦绣，在棉麻纺织面料出现之前，远古先民鞣皮制服，用骨针穿引皮条或植物纤维在皮衣上缝制花纹，更贴近于断发文身的习惯。在确切的考古发掘作为明证之前，我们可以推想在纺织物出现前，刺绣应用于皮革上或许更为常见。1978年出土于湖北天星观的战国丝绣革带（图二），皮革的表面蒙有一层绢，然后用棕、深黄色的丝线绣蟠螭纹，上下边绣横向S形纹，这或许可以作為这推论的佐证。
　　这一时期用以绣作的面料，其纤维组织相对不那么致密，所以绣纹也较后世稀疏，若所用材料是棉、麻、毛，就更是如此了。例如1978年新疆哈密西周五堡墓葬出土的毛绣品（图三），红褐色平纹毛织物以相同经纬构成组织，用本白色及染成黄色、蓝色、粉绿色的毛线绣出小三角堆砌的几何图案，色泽艳丽，出土时着于女尸身，是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的刺绣实物。
　　春秋战国刺绣
　　此时刺绣最初都以单一的辫子股针绣成，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湖北江陵楚墓出土的战国中晚期的一批刺绣（图四），虽已埋于地下二千多年，但它们色泽绚烂，图案精美，风格生动，保存完好，数量众多，绣技细腻成熟。其色彩有棕、红棕、深棕、曙红、朱红、橘红、金黄、土黄、黄绿、深绿、蓝、灰等十多种，每一纹样以35个色配比，以暖色调为主，对比鲜明；图案以龙、凤、虎、花卉纹为主（图五、六），构图各异，形态优美，工整却不显拘束，灵动且布局规律，对称中见变化，流畅间相呼应。这些绣衾、绣衣、绣袍、夹袱等绣品一律用辫子股绣法绣成，但令人称奇的是，没有丝毫单一呆板的感觉，千变万化，无一雷同。此时的辫针绣相比西周时已有了很大提高，不管是辫针绣技，还是丝线色彩的搭配都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在我们欣赏先祖二千多年前的刺绣杰作时，还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凤的造型反复出现在图案中，流动的身姿时卷时舒，充满节律感，也充满了神奇梦幻的意境，体现出春秋战国时期楚文化的审美情趣和浪漫风格。他们把凤视作吉祥鸟，几乎把所有美好的特征都集中赋予了它，并将它的华丽和高贵推崇到了极致。战国浅黄绢刺绣凤鸟花卉纹锦袍（图七）上的凤鸟就是代表性的象征。这只凤鸟端立正视着前方，华冠高耸优雅，双翅冉冉展开，翅端有如凤首，丰盈的凤肚圆润健硕，双脚迈步缓缓走来，宛似刚刚由天境落地，富贵端庄。其构思之浪漫，设计之精美，色彩运用之瑰丽，辫绣技术之娴熟，都展现了先人高超的聪明才智。
　　秦汉刺绣
　　秦汉时期，刺绣发展得益于大一统的局面。由于此时中央集权制取代了分封制，在经济文化上各地交流融合日趋广泛，社会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日益繁荣，纺织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专业的刺绣艺人。除了丝绣，在西北地区出土遗物中也常见毛织物上的绣品。刺绣图案题材更丰富起来；针法除了成熟的辫子针绣外，也开始出现短促的直针，谓之纳绣，是一种结合图案尝试的新技巧；矿物染料的发掘和植物染料的使用，进一步扩大了刺绣线色色谱；刺绣依然用于实用品，但不仅仅局限于服饰，开始触及日用饰品，有香囊、手套、枕巾、针黹箧、花边包袱、锦袍、护膝、袜带（图八）、粉袋（图九）、镜袋、靴面、织带、绣裤，不一而足，这当是刺绣史上的重要转折，为后世刺绣艺术生的提升打下了基础。值得强调的是，秦汉时期出现了有代表性的刺绣纹饰信期绣和乘云绣，并且作为刺绣专业名词出现在当时的文献中，说明刺绣的普及和专业性已经有一定基础。据长沙马王堆出土《衣物疏》竹简中描述，再结合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烟色绢地信期纹刺绣残片（图十）来看，信期绣其实是变形的鸟类纹样，好像燕子的形状。作为常见的候鸟，人们已经能观察到燕子按期南迁又按期而返的信，出于对这种美好德操的追求和赞美，便将有燕子的外形特点的绣纹谓之信期绣，图案如灵鸟飞舞，悠游天地，酣畅舒展。同年同墓出土的对鸟菱纹乘云绣刺绣残片（图十一），图案色彩丰富，挥洒自如，朱红、浅棕红、橄榄绿、藏青等配色赡丽，单元构图中有眼状如意云形纹样，似鸟头也似兽体，延承了先秦刺绣的浪漫主义色彩。
　　南北朝刺绣
　　上世纪60年代甘肃莫高窟发现的彩绣佛像供养人（图十二）展现了南北朝刺绣的模样。由于这幅残绣存有款识太和十一年广阳王字样，因此可以知道它是北魏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绣制的。南北朝时佛教信仰开始流行，绣织工艺也自然更多地产生在宗教物品上。虽然北魏的一些刺绣仍然运用不变应万变的辫子针绣法，依然洋溢着动物纹云气般的升腾、律动和精美，但图案的内容更增添了装饰和艺术画的元素，人物形态准确细致，把自然界中的鸟、龙、花草、树木、果实等（图十三、十四）绣得有神有形，工艺设计分外艺术，就像一幅有情有景的图画，显现出艺人们已经萌发了将刺绣从实用品向欣赏品创作的创新意识。
　　唐代刺绣
　　唐代历史三百多年的较长跨度给予了中华刺绣继往开来的发展。绣经、绣佛画等宗教类刺绣广泛兴起，刺激了刺绣工艺的大进步。发现于敦煌千佛洞，取材于唐时期壁画的释迦牟尼灵鹫山说法图（图十五），就是一幅最具代表性的优秀唐代佛画绣。
　　此时，辫子绣法已不再占主导地位，从更多的唐代绣中我们发现有钉珠绣（图十六）、扣绣、盘金、平金绣（图十七）、戗针绣，唐代刺绣有了更多的表现形式。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我国唐代绣衣、袈裟、绣袋等物件（图十八至二十），见证了唐代绣品的华丽和新颖的绣法：用平针退晕的针法绣制多彩多姿的唐草花，用钉线绣花草叶的轮廓线条，用金银线盘绣鸳鸯，使画面造型更为生动、立体、典雅、醒目；还扩大了绣线材料的使用，彻底颠覆了唐以前图案的形制模式，为以后宋代刺绣写实的发展奠下了基础。
　　宋代宫廷刺绣
　　宋代刺绣中最值得称道的是宫廷刺绣，这得益于宋代绘画艺术的繁荣以及宋代皇家对织绣创作进行的统一管理。皇室曾于少府设立文思院、文绣院、裁造院、绫锦院、内染院等，徽宗年问专门在翰林图画院内增设绣画专科，科内的绣师们都用院体画家的画稿作绣，可见宋书画艺术为宋绣提供了丰富的养分，纯欣赏艺术刺绣得以迅速兴起。
　　宋代宫廷刺绣多以当时名人书画为蓝本，追摹画意极尽能事，是书画的另一种表达方式。绣品从装裱到收藏都与书画无异，甚至更为认真妥帖，后世宫廷和大收藏家也对之视若珍宝。目前我国能见到的宋绣传世作品基本都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为当代对宋代刺绣工艺的研究、恢复留下了珍贵的实物史料。宋绣《梅竹鹦鹉图》《白鹰图》《瑶台跨鹤图》《秋葵蛱蝶图》（图二十一）等宋代艺术刺绣，均以追摹宋画笔墨线条、色彩神韵为艺术标准，其精妙不可言状。明代有人评说宋人之绣佳者较画更甚，可谓一语中的。
　　从此，艺术绣后来居上，与历史久远的实用类刺绣并驾齐驱，极大地拓宽了刺绣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图二十二），引领了后世众多名人刺绣创作的风尚和各刺绣流派的发展，中国刺绣艺术迈入了新的时期。
　　自宋代起，艺术类欣赏刺绣在幅员辽阔的九州大地上茁壮成长，华夏绣派异彩缤纷，在艺术追求上一脉相承，从宋代宫廷刺绣到明代南绣、北绣（分指顾绣、鲁绣），再到清末民国时期形成并发展至今的四大名绣，以及各地方绣种，这些不同流派既有继承也有发展，风格各异，逐渐形成中国书画之外最丰富的传统视觉艺术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