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伊朗黑袍飘飘原文欣赏

　　到伊朗才几天，我们队伍里的女士、小姐都已叫苦连天了。
　　这儿白天的天气很热，严严地包裹着头巾确实不好受。她们有的是导演，拍摄时要在大街上跑来跑去地指挥；有的是节目主持人，要随时随地对着镜头又说又笑；有的是记者，听到或看到什么立即要掏出笔来刷刷记录；有的还兼总管，需要大声地召集人员、点菜付款、叫出租车她们竟然都要把头发、耳朵、脖子全都蒙起做这一切，其间的艰难和有趣，自可想象。
　　她们在公共场所奔忙完了，一头冲上吉普车就把头巾解下来想松口气，立即听到有人敲窗，扭头一看，敲窗者正比画着要求女士把头巾重新戴好。一位女士心中来气，摇下窗来用英语对那人说；我是在车内，不是公共场所！那人也用英语回答：你的车子有窗，所以还是公共场所！
　　那就戴好吧，车子开到一家从老板、厨师、侍者都不是中国人的中国餐馆，女士们见到大红灯笼和红木窗格，觉得这已是中国地面，总可以解下头巾了，没想到刚冈lJ动手，两位侍者就快步上前，轻声喝令不可造次。这下女士们急了，大声说：这是中国餐馆！吃中国餐没法戴头巾！
　　一个白胡子老头出来，摇了摇手，算是这次赦免了，看神情他是老板，这么做只是为了赚钱，我们儿个女士顿时欢呼起来。其实，这顿饭质劣价昂，但她们一直为这个小小的胜利兴奋着，每一口都吃得津津有味，夸张地鼓动着没有遮掩的咀嚼中的腮帮，顺便用手僧一下嚣张地裸露在外的头发。
　　但这毕竟只是一个小机会，绝大多数时间还必须老老实实戴上。她们这些女子哪里受得了如此委屈？于是成天在我们面前喊压抑。我们虽然也曾有过几分窃喜，故意神态放松地在车窗下逛来逛去，但同情之心还是占了上风，在行车途中尽量顺着她们，觉得这是男士们可以自由潇洒的代价。我们的五辆吉普车都装着对讲机，行车途中时时可以作全队交谈。一位女士冷不丁地说，前面山上这朵乌云真好看，话音未落，所有男士齐声呼应：真好看，好看极了l另一位女士指着路边的小树说：这好像是芦苇。大家又异口同声：’。芦苇，当然是芦苇！态度之好，终于使女士们疑惑起来。
　　其实，我们的女士只包了一块头巾，车下满街的伊朗妇女完全是黑袍裹身，严格得多了。对这件事，外来人容易产生简单的想法，觉得这）L的妇女太可怜了，需要有一次服饰解放，理由是这样的服饰禁锢了妇女的身心自由，遮盖了妇女的形体美，阻断了现代的社交活动和国际交往。这种想法虽有一定道理，但从文化人类学和民族生态学的眼光来看，并不公平。我想，除了中国古代裹小脚，以及有些地方的土著穿鼻、撑颈等明显带有生理伤残的习俗应该废弃外，对于一般的服饰文化没有必要树立一个统一的衡量标准。记得以前我曾在夺个王朝的背影》中讨论过清初和清末汉族士大夫在毁我衣冠的问题上所产生的严重心理挣扎，可见此事关及一种历时悠久的文化尊严，比简单的明及饰解放深刻得多。
　　我们在德黑兰街上专门为黑袍的问题问过几个年轻的女学生，她们的回答是：我们的这个服装传统已延续了一千多年，而且与我们的宗教有关。我们没有感到压抑。由此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一段时间，伊朗、土耳其政府曾明令要求人们把传统服装改为西式服装，但到七十年代积极呼吁恢复传统服装的，主要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现代青年。他们甚至认为，只有穿上传统服装，才能恢复自己的真面目。我想此间情景有一点像中国餐饮，一度有人提出中国餐饮太复杂、太浪费，油腻和味精也不符合健康要求，提倡西化餐饮，但到后来即使是年轻人也渴望恢复祖父一代的口味。在这类事情上夕卜人‘厢情愿地想去解放别人，有点可笑。
　　至于是不是毁损了一般意义的女性美，我看也不见得。我们一行中很多人得出一个以前怎么也不会相信的初步结论：从雅典出发至今，各国女性之美首推伊朗。优雅的身材极其自然地化作了黑袍纹褶的潇洒抖动，就像古希腊舞台上最有表现力的裹身麻料，又像现代时髦服饰中的深色风衣；她们并不拒绝化妆，却让一切干扰的色彩全在黑袍中躲避，只让唇、眼和脸颊成为惟一的视角焦点。这种风姿，也绝不像夕卜人想象的那么寒伦。
　　当然也面临问题，那就是：我们在要求世界对它多元宽容的时候，它也应该对世界多元宽容，包括对本国人民。对于进人本国的外国女性，不应有过多的限制。对于正当的企图追求另类生态的本国女子，也不应过多地呵斥。由此想起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客死异乡的巴列维国王，他的有些西化政策可能不合民情，但毕竟是在寻找民族传统和国际沟通之间的桥梁。
　　在埃及时，我和王纪言、郭崔两位特地到开罗吕法伊（Ri俪y）清真寺拜遏了他的陵寝，一间绿色雪花石的厅堂里安放着他的白石棺，边上插着一面伊朗国旗，摊开着一部《可兰经》。我想，对他也应宽容，他是伊朗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厅堂里静谧无风，那面伊朗国旗，永久地垂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