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阅读者从不依赖必读书单

　　刚入职不久的唐老师在微信上跟我说，他想在寒假静下心来读点书，希望能给他开列一个阅读书目。听到这样的消息，我的心里既高兴又为难。
　　高兴的是，在大部分年轻人都不怎么读书的时代，唐老师还有这样的热情，真的很难得；为难的是，因为我虽然读过一点书，但自己都嫌杂乱无章，没有头绪，也没做出什么成绩出来，凭什么给他开列书单呢？
　　我不禁想起一则轶事。1923年元旦，胡适应清华大学学生的邀请，为他们写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梁启超见了之后，写了一篇两千多字的文章批评他不顾客观的事实，专凭自己的主观为立足点把应读书和应备书混为一谈，然后极为自信地另写一份《真正之最低限度之必读国学书目》，开列书目有几十种之多。我仔细对照了一下这些书目，自己通读的实在不多，非常汗颜。
　　我一直认为阅读是很私人化的事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阅读路径和地图，有自己的崇尚与偏好，强求不得。早年我特别喜欢戏曲，尤其是中国古典戏曲，做过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手抄中国古典四大名剧，包括王季思、徐朔方等人的注释；我走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会搜集有关古典戏曲的各种图书和资料，至今犹记得在旧书摊以极便宜价格入手《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六十种曲》等套书时的悸动；我甚至拿着收录机跑公园、进剧团，跟着大家后面学唱各种地方戏，等等。
　　去年我随中联办去广东花都，在公园里看到一众爱好者在练习京剧，胡琴响起，我就忍不住来了一段海岛冰轮初转腾，见玉兔又早东升同行者无法理解，大家都以为这是退休以后的事，其实，我是在享受退休以后的生活呢！戏曲阅读欣赏很小众，甚至边缘化，但我喜欢，我的阅读也就走心，也就能享受到阅读的愉悦。
　　这几天，有人无偿把自己几千册私人藏书送到学校供师生选取，一摞一摞地堆在那里，但仔细翻阅才发现有那么多我不愿读也读不了的书，才发现我和这位学者的阅读经历和领域有如此大的不同。
　　既然读书是非常主观的事，那么所谓的必读书单，大多是不可信的。就像国人不吃肯德基汉堡包，不也一样活得很滋润？所以，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制定所谓的《中学生必读书目》《中小学教师基础阅读书目》，都是吃力不讨好的事，也很难落实，再怎样科学筛选、专家论证、反复修订都无济于事。
　　对开书单这个问题，我有两点基本的认识：
　　一方面，我非常认同流动的经典这种提法。一说到经典，大家就想到四大名著，前段时间甚至还有中小学生是否应该读四大名著的讨论。其实，在我看来，这样的讨论意义不大。对于现在的孩子网络时代的原居民来说，再好的作品首先是要能吸引他们读下去。我在粤华中学，看到两岸四地的一个读书活动推荐的作品，很能打开我们惯常的思维：这些书中已经没有四大名著这样的经典之作了，有些书甚至老师都没有见过，但仔细审视，我们就发现组织者有自己选择的标准。
　　另一方面，读书也是讲究机缘的。有些书尽管是名著，是经典，但在一定的时期，就是读不进去。我家有一套前苏联著名作家肖洛霍夫所著的《静静的顿河》，大学时候买的，四本，无数次拿起又放下，很惭愧，但那也没办法，机缘未到吧。还有一本《百年孤独》，二十年前就买了，只是一直没有读通。前段时间我读中学的女儿来信告诉我，这本书真好看，我很惭愧。《资治通鉴》十年前我就买了，二十册整整齐齐地摆在书架上，没动弹。三年前，看完电视剧《贞观之治》，我掏出其中的一册，随手翻翻，结果就黏上了。这几年我最大的快乐就是读《通鉴》、聊《通鉴》、写《通鉴》。
　　对于爱读书的人来说，阅读根本就不用劳烦别人指导。一本书读着读着，就对另一本书或几本书滋生了新的阅读渴望，这有点像滚雪球。钱钟书当年说，读完了清华大学所有的书，其实我是不信的，因为在很多情况下，书是越读越多。读得越多，你越觉得自己的褊狭与逼仄，你就会更加勉力而读。
　　我读大学的时候，有一位名为方小教的先生，以敢言著称，他读的书确实多。方教授最喜欢在课上分享他的阅读，这样的教学方式也培养了我的一大嗜好，就是听完他的课之后去图书馆或书店翻找他课上所提到的书。这样的阅读让我的大学阅读生活丰富而充盈，带来的收获比单纯在课堂要大很多。更重要的是，方教授的做法对我今天做教师有深刻的影响我也喜欢在课堂上和学生分享我阅读中的幸福与快乐，这是另一种形式的熏陶渐染。
　　大学毕业之后，偏安一隅，在乡镇和小县城工作，早期还没有网络，阅读受到很大的限制。只有电视的时代，我喜欢看一些读书栏目。中间最值得一说的是梁文道主持的凤凰卫视《开卷8分钟》。梁文道的阅读范围既有广度又有深度，推荐的书籍也都不错。
　　网络普及以后，阅读虽然更加便捷，但要寻得一本好书实在不易。作为图书出版世界第一的大国，图书市场鱼龙混杂，经典不多。微信普及以后，公众号无所不在。恍惚之间我们发现，现代科技如此直接地入侵我们的领地，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阅读方式，但真正的阅读者是不会满足于此的。快餐可以救急，但不能解决深远的精神需求，要想获得心灵的富足，还必须有经典的纸质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