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晚期楚国贵族墓出土青铜神兽赏析

　　1990～1991年，考古工作者对河南省淅川县徐家岭楚国贵族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其中位于墓地中间的9号墓形制最大，虽经被盗，仍出土有2072件文物，从残存的随葬品和附属的车马坑来看，该墓等级最高，应是这个墓群的主墓。从墓葬的形制、规模、随葬品及卒袝葬有车马坑的情况看，墓主应是春秋晚期的楚国男性贵族。（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淅川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大象出版社，2004年10月）
　　在9号墓椁室的中部偏东的位置有一对青铜神兽（图一），通高48厘米，长约46厘米，宽24。6厘米。两件神兽大小、造型、纹饰基本相同，但龙首外扭的方向相反，且一只神兽（HXXM9：47）的后腿上部立一个镂空的方形插座。神兽龙头、虎身。龙张口吐舌，獠牙交错，双目圆瞪，两颌各饰一朵柿蒂形花。龙首上以六条蜿蜒纠绕的小龙构成兽角。其脊背上有一方形孔，内插带方座的曲尺形支架，架上立一只奔兽，奔兽为龙首、双角、长颈，卷尾，口中衔一条曲体吐舌的小龙的尾部，两后爪蹬于神兽颈之上部。其最上部的龙角上有一穿孔，腹的下部有一半圆形钮。通体镶嵌绿松石，图案有龙、凤鸟、云纹、涡纹等。这对青铜神兽，制作精工、创意新奇，不仅传递出生机勃勃的力量，且给人以富丽华美的极富抽象形式意味的美感，是青铜器中的上乘之作，显示了楚人浪漫丰富的想象力和逼真鲜活的生命力，具有很高的审美情趣和美学鉴赏价值，反映了青铜铸造手工业的惊人成就及古代匠师的非凡艺术才能。这两件神曾现分别藏于河南博物院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一、传统中见创新的精细铸工
　　青铜神兽由多个部件组成，可进行拆装，且部件之间对接紧密（图二）。其铸造工艺水平之高，可谓既集先秦传统铸造工艺之大成，又独具一格。神兽的铸造除一部分工艺受中原青铜铸造工艺的影响外，有的则是新的发明和创造，显示了楚文化在形成过程对中原文化的吸收、改造、升华，具有兼容并蓄、博大精深之丰采。器身采用商周以来我国中原青铜文化外范与内模合范后一次浇铸成完整器形的方法范铸法的优秀传统。而神兽头上蟠绕的小龙等，是春秋中后期楚国先进的青铜铸造工艺失蜡法的创新与应用，使神兽的造型风格华丽灵动，有着与同期中原器物完全不同的美感，呈现出无法比拟、独放异彩的特点，成为一个历史时代青铜器的杰出代表。青铜神兽器表采用绿松石镶嵌龙、凤等图案后所形成的绚丽多彩的装饰效果，令人赏心悦目。青铜器嵌绿松石工艺早在中原二里头遗址的夏代文化中就初见端倪，后经商代、西周，直至春秋、战国时期发展到高峰。这种工艺在楚文化中亦有继承与发扬，尤以淅川徐家岭楚墓出土的这对青铜神兽为精。
　　二、奇特诡异中的审美情趣
　　一个时代的艺术品所反映出来的审美情趣与审美倾向，与该时代的人文经典中所表述的审美风尚，存在着一定联系。青铜神兽，这对凝聚着楚人浪漫与智慧的杰出作品，与楚地文化传统的熏陶分不开，是对楚地独特的人文精神和创造性艺术思维的有力诠释。
　　楚人师承夷夏，推陈出新，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楚文化。当西周时期的中原地区以礼德治理天下，实现一定伦理目的的政治理念时，楚人仍保留着把自己的先祖作为天与地、神与人媒介的传统，因此他们的精神文化就比中原的精神文化带有较多的原始成分、自然气息、神秘意味，并注重在审美愉悦的方向上发展，充分展示出人们情感的活跃性、浪漫性。诸多文献记载，以蛮夷自称的楚人，直至战国时期，仍信鬼好巫，以歌舞娱神，巫觋之风炽盛。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君臣上下仍然信巫觋，重淫祠。楚怀王曾隆祭礼，事鬼神，并且企图靠鬼神之助以退秦师（见《汉书郊祀志》）。民间的巫风更为盛行。生活于巫教盛行文化氛围中的屈原，不仅根据民间祭神乐歌改作或加工而成了《九歌》，而且其创作的《招魂》作品，可见在屈原的时代，楚人还沉浸在一片充满奇异想象和炽热情感的神话世界中。这对铜神兽奇诡的造型，是楚地浓厚巫风留存在青铜器上的远古信息，实用与唯美、青铜的沉重与线条的飞扬、充满幻想的动物形象与灵动飘逸的南土旋律，在创造中融为一体。
　　楚人沉浸在以巫术文化为主导的属于原始宗教的狂热的自然崇拜中，即把自然万物都看作神，故其图腾崇拜具有多样性，龙、凤、鹿、鹤等珍禽异兽都是他们刻画的题材。由于河南信阳、湖北、湖南特殊的地质条件等，使得这一带战国时期的漆木器、丝织品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漆木质地的龙、凤、鹿、鹤等，或飞、或卧、或立，姿态各异，给人无限的想象空间，体现了楚人独特的审美情趣。
　　三、尊龙崇凤中的浪漫情怀
　　青铜神兽以龙形象为要素，造型曲中有直，装饰题材富于幻想。这种奇幻而华丽的艺术表现形式，在春秋战国时期楚人青铜器、漆木器、丝织品等不同质地的遗物中，可见一斑。与青铜神兽时代相近，出土于淅川下寺楚墓中的王子午升鼎、云纹铜禁（图三），在器物的主题部件上均攀附有极具动感的透雕夔龙。神兽不仅头作龙形，角、背部插件等以多条小龙装饰，且器身用绿松石镶嵌各种龙凤纹等。楚人对龙的喜爱与崇尚，都集中于此。楚人好龙，楚地叶公子高好龙，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屋室雕文以写龙的故事流传至今。楚国三闾大夫屈原的作品中，提到龙的辞句多达二十佘处。《离骚》中的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委蛇，真切表达了楚人渴望驾龙以周游八极的心灵自由之美好境界，这表明一方面龙作为一种主要的装饰题材受到楚国贵族阶层的崇拜，另一方面楚人对龙有着更为奇幻的想象。
　　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龙的起源同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形成和文明时代的肇始有着紧密的联系。中国神话与传说中，不仅有龙不同形象的具体描述，而且有许多历史人物乘龙的记载，如颛顼乘龙至四海帝喾春夏乘龙等。汉代许慎《说文解字》曰：龙为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
　　据有关专家考证，龙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那么，原始先民心目中龙到底是什么形象呢？考古发掘材料表明，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龙形象，是在距今8000多年前的辽宁查海遗址中的一条长约19。7米、用红褐色石块堆砌、摆放的龙。辽河流域是我国文明起源的重要区域之一，这里还发现了距今6600年左右的红山文化时期的C形、猪形等不同形态的玉龙。在中原的黄河流域，最为典型的龙之形象是河南省濮阳西水坡的一处距今65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墓葬一具用蚌壳摆塑的龙图案。长江流域发现的最早的龙形象是黄梅焦墩卵石摆塑龙，距今约6000～5000年前。龙全长7米，侧面全身，头东尾西，鹿头、鱼尾、蛇身、兽爪。龙首高昂，扬角张口，腹下四足，背部有鳍，尾端上卷，宛作腾飞状。这些重要发现，不仅为了解龙在原始先民心目中的形象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而且为中华民族文明起源多元化提供了重要佐证。
　　夏王朝定鼎中原。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是目前国内学术界公认的夏代都城遗址。2002年，在该遗址一座高级贵族墓葬中，发现一件距今3700年前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图四）。这条总长70。2厘米，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的龙形器，证明了夏人崇龙的历史事实。自此，龙一再被历代统治者神化，最终成为华夏民族共同崇拜的图腾。商周时期，在中国的大江南北，人们把龙作为青铜礼器上的纹饰、附件，并且以龙为题材制作了形制各异的龙形玉佩，不胜枚举。观察以河南、陕西、山西等地为代表的中原地区商周时期青铜器、玉器上的龙之形态，多具规整厚重之感，这与中原作为夏、商、西周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礼乐征伐白天子出等严格的礼制有关。然而，进入春秋时期，天子衰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尤其是如前所述，楚地独特的人文精神，造就了无拘无束、个性张扬的艺术风格。楚文化漆木器、丝织品、玉器、青铜器中的龙奔腾飞扬，充满着想象力及浪漫主义的情怀。
　　楚文化中龙的实物资料也较为常见，如湖南长沙楚墓出土的战国人物驭龙帛画（图五），画面表现的是一佩剑男子（即巫师）侧身驭龙，上方的华盖、人物颌下的系带都随风飘荡，烘托出巫师凌虚遨游的快感。1949年，湖南省长沙陈家大山战国楚墓出土的龙凤引魂升仙帛画（图六），画中描写一端庄高髻的妇女双手合掌，侧身而立。妇女的上方画一只展翅飞舞的凤和一条蜿蜒向上升腾的龙。这些丝织品上的龙飞凤舞、龙蛇蜿蜒等各种动物的生动图案，寄托了当时楚人借这些神灵实现升天成仙的愿望。
　　四、鼓声镗镗的见证功用分析
　　青铜神兽在同一座墓中发现两件，出土时两者相距不远，且头部外扭的方向相反，应为一对。那么，墓主人生前用它们做何用呢？
　　从神兽腹部遗留的铸造痕迹看，其腹内是铸造遗留的范土，显然不能做食器、酒器、水器等使用，而最大的可能是乐器和杂器类的某一种。神兽的出土也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学者根据神兽的出土位置，以及组合、造型、腹下的钮与方形的插孔，推测它们是一种乐器的器架。
　　好鬼信巫的楚民族，常以歌舞娱神，造就了发达的音乐文化。文献记载，先秦时期楚人音乐五音繁会。尤其是春秋晚期到战国中期，楚国音乐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从出土的楚国音乐实物看，种类丰富、性能完备、形制奇特。在众多乐器中，用来悬挂演奏的乐器有钟、鼓、磬等。那么神兽是用来悬挂哪类乐器的呢？
　　广大考古工作者五十多年的发掘工作中，发现了一批批楚国乐器及器架，且钟、鼓、磬类的架子均有发现。如著名的战国早期曾侯乙编钟，架为铜木结构，呈曲尺形；曾侯乙编磬（图七），为青铜错金的磬架，两边各有一只怪兽作架墩，怪兽集龙首、鹤颈、鸟身、鳖足为一体，与青铜神兽有异曲同工之妙。（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文物艺术》，湖北美术出版社，1996年）但河南信阳长台关战国时期的2号楚墓中的编磬架，为木质，是由两个墩、两根立柱及横梁组成，与同墓出土的编钟架相近，（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阳楚墓》，文物出版社，1986年）风格却与神兽相差甚远。而墓中的彩绘凤虎鼓座（图八），与神兽共同具有瑰丽乖张的特点。与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相似的木质编钟、编磬架、虎座鸟架鼓（图九、图十）也见于湖北枣阳九连墩战国中晚期的1、2号楚墓（山西博物院、湖北省博物馆：《荆楚长歌九连墩楚墓出土文物精华》，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
　　从目前出土实物可以看出，战国时期楚国编钟、编磬架的造型多为木质，由两墩、两立柱及横梁组合而成，而仅曾侯乙墓出土的编磬架的底座为青铜错金的神兽造型。在青铜器上宴乐图中的编钟、编磬架也有类似神兽造型的（图十一）。在淅川县徐家岭9号墓中，还发现有14件石编磬，且与这两件青铜神兽相距不远，那么青铜神兽会不会是编磬架呢？我们的分析是，青铜神兽缺少如曾侯乙编磬架中用于插悬挂编磬横梁的构件，且神兽是由多个部件以榫卯插接而成，可进行拆装，很难甚至不可能承得起14件石编磬的重量。据此，神兽不应为编磬架。
　　编钟、编磬在两周时期中原地区的贵族墓葬、祭祀窖藏坑中多有发现，却不见以卧虎为座、凤鸟为支架，悬而击之的虎座鸟架鼓。据学者统计，迄今已出土50余件虎座鸟架鼓，均见于湖南、湖北、河南的楚国贵族墓葬中。如：湖南临澧九里楚墓、湖北荆州天星观2号墓出土的虎座鸟架鼓等等（图十二、图十三）。（湖南省博物馆：《风舞九天楚文物特展》，湖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可以说，虎座鸟架鼓是楚地特有的一种乐器。从青铜神兽的造型、最上部龙角上的穿孔以及腹下的半圆形钮等特征上看，这两件神兽更符合虎座鸟架鼓的特点。更值得注意的是，两件神兽中只左侧的一件背上有一个孔，它应是放置鼓杖的。鼓杖在楚国墓葬内也有发现，如河南信阳长台关2号墓出土2副（共4件）鼓杖，为我们了解鼓杖形态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综上所述，河南省淅川县徐家岭9号墓出土的这对神兽，让我们切实感受到了楚国作品的唯美与精湛，从而使我们重新认识楚文化的丰厚底蕴和独特魅力。作为春秋晚期的悬鼓架，青铜神兽开战国楚地木质鸟鼓架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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