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范仲淹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范文正公文集》 〔注释〕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庆历,宋仁宗年号。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滕子京,名宗谅,河南(今河南洛阳一带)人。与范仲淹同于大中祥符八年(1015)中进士,为泰州军事判官时,曾助范仲淹主持筑捍海堤堰。庆历二年,他以天章阁待制任环庆路都部署、并知庆州,在防御西夏方面曾有贡献。次年被人诬告,牵连甚众,囚系满狱。范仲淹、欧阳修为之辩白,遂贬知凤翔府,后又贬知虢州。庆历四年,王拱辰提出滕子京盗用公使钱,止削一官,所坐太轻;因而又贬到岳州巴陵郡(今湖南岳阳一带)。越明年:到第二年。越,及,到。唐贤今人诗赋:如李白的《秋登巴陵望洞庭》、杜甫的《登岳阳楼》、孟浩然的《临洞庭上张丞相》、夏侯嘉正的《洞庭赋》等,都是写岳阳楼之大观的。杜甫的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及孟浩然的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两联,尤其有名。属:同嘱。汤(shng)汤(shng):水流大而急的样子。迁客:谪迁的人。骚人:诗人。霪雨:连绵的雨。霏霏:雨飘落的样子。去国:离开国都。锦鳞:指鱼。把酒临风:端起酒杯,面对着风喝酒。庙堂:指朝廷。处江湖之远:指不在朝廷做官。微:假如没有。吾谁与归:我同谁一起呢?与,同欤,表示疑问。归,归附,归依。六年:指庆历六年。 宋人王辟之曾说:庆历中,滕子京谪守巴陵,治最为天下第一。政成,重修岳阳楼,属范文正公为记,词极清丽。苏子美书石,邵篆额,亦皆一时精笔。世谓之‘四绝’云。(《渑水燕谈录》卷六)作为四绝之一的《岳阳楼记》,确是一篇脍炙人口的名文。 全文共分五段。第一段,叙作记的原因。分三层。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这是第一层。谪字是全文的关键。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这是第二层。一个被谪的人而能做出这样的成绩,自然值得赞美。作者写这几句,正是赞美滕子京;但也另有用意,后面再谈。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这是第三层。乃字承上启下,说明重修岳阳楼是在政通人和,百废具兴的前提下进行的。 第二段共两层。作者在前一段只用两句话交代了重修岳阳楼的全部工程;并没有描写重修后的岳阳楼如何壮丽,因为这与他所要表现的主题无关。到了第二段,先写岳阳楼上所见的自然形胜: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这是第一层,也写得很概括。因为一则前人之述备矣(与前段中的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呼应),用不着重复;二则这不是重点,仅是逐渐向重点过渡的桥梁。是怎样过渡的呢?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这是第二层,以然则承上转下:既然岳阳楼之大观如此,那么,南来北往的迁客骚人(迁客与前段中的谪字呼应)到这里登高四望,触景而生的情感岂不有所不同吗?这一反问引出了第三段和第四段。这两段是对览物之情,得无异乎的回答。多用偶句,在形式和内容上是对称的:都是先写景,后写迁客骚人触景而生的情。景不同,情也不同。一悲一喜,形成鲜明的对照,坐实了上面的异字。 最后一段是全文的重点,即古人所谓结穴。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提出理想化了的古仁人用以否定上两段所写的迁客骚人,这是第一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具体地写出古仁人不同于迁客骚人的宏大抱负,回答了前面的何哉,这是第二层。噫!微斯人,吾谁与归?这是第三层。作者含蓄地、但也明确地表示了他的态度:他是把这样的古仁人作为学习的榜样的。虽然没有提以物喜、以己悲的迁客骚人,实际上是把他们否定了,而那种感慨系之的语气,更加强了否定的力量。 全文步步深入,由反而正,章法谨严而又富有变化。 在一篇作品中否定什么,肯定什么,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作者的生活道路和思想倾向有关。范仲淹写这篇文章的时代,北宋王朝因政治腐败,阶级矛盾已复杂而尖锐,民族矛盾(契丹的威胁、西夏的侵略)也日益严重。不少有远见的知识分子要求实行政治改革,并以范仲淹为中心,形成一个较有进步性的政治集团,与以夏竦、吕夷简为中心的邪党作斗争。由于夏、吕等人在政治上也握有实权,因而以范仲淹为首的政治集团中的许多人物,都一再地遭到打击,作了迁客。 庆历三年(1043)以后,夏竦、吕夷简等由于欧阳修、蔡襄、孙沔等交章弹劾而先后被罢免,范仲淹、韩琦、富弼等执掌政权,提出许多改革政治的主张: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对内外职官严加考核,非有功绩,不得升迁;严选各路监司,有不称职者,就班簿上一笔勾去。又更定荫子法:公卿大臣除长子不限年龄外,其他子孙非年过十五、弟侄非年过二十,不得荫官。这些措施,立刻引起许多贵族、旧臣、滥官污吏的不满,攻击范仲淹引用朋党,甚至伪造石介给富弼的信,诬告他们要废除皇帝,终于庆历五年,迫使他们离开朝廷。 《岳阳楼记》是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日写的。作者于前一年出知邓州。就是说,作记的时候,他已经是迁客。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迁客往往也是骚人(诗人)。那些迁客骚人,大都因怀才不遇而牢骚满腹,多愁善感。作者在几次被贬谪、如今又作迁客的情况下写这篇文章,却能否定一般迁客骚人以物喜、以己悲,被个人得失和环境变化所支配的卑微情感,而提出所谓古仁人作榜样,这分明是对自己的鞭策,也是对因受邪党迫害而作了迁客的许多朋友的勉励首先是对滕子京的勉励。 滕子京有才能,有抱负。然而作为一个迁客,他的情感却和记中所赞扬的古仁人之心相去甚远。范公偁在《过庭录》里说: 滕子京负大才,为众所嫉。自庆帅谪巴陵,愤郁颇见辞色。文正(范仲淹)与之同年友善,爱其才,恐后贻祸;然滕豪迈自负,罕受人言,正患无隙以规之。子京忽以书抵文正,求岳阳楼记,故记中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意盖有在矣。 范公偁是范仲淹之后,他的《过庭录》所记的事实,都是从他父亲那里听来的。其中关于范仲淹的部分,相当可信;这条关于滕子京求写《岳阳楼记》的材料,尤为珍贵。此后的有些材料,也可以与此相补充。如南宋周煇《清波杂志》(卷四)云: 放臣逐客,一旦弃置远外,其伤悲憔悴之叹,发于诗什,特为酸楚,极有不能自遣者。滕子京守巴陵,修岳阳楼,或赞其落成,答以:落甚成?只待凭栏大恸数场!闵己伤志,固君子所不免,亦岂至是哉! 看了这些材料,再来读《岳阳楼记》,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滕子京谪守巴陵郡的谪字,的确是全文的关键,而先忧后乐云云,则是全文的结穴。中间否定的以物喜、以己悲的迁客骚人,分明包括滕子京在内;后面提出的古仁人,也正是希望滕子京作为榜样,进行学习的。噫!微斯人,吾谁与归?说的是吾,指向的主要是滕子京。那意思是:我离开了这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古仁人,就迷失了前进的方向,那么,你呢? 前面说过,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是赞扬,但也另有用意。用意何在呢?那就是勖勉滕子京应该看得远些,不必凭栏大恸,而要进一步做到政通人和,百废具兴。 这篇作品的客观意义当然有更大的普遍性;但作者却主要是规劝,或者说是批评罕受人言的滕子京的。规劝、批评而不露锋芒,却又很有力量,也显示了作者的构思之妙。 就艺术表现说,《岳阳楼记》有许多特点。骈散结合,排比工整,词采富丽,颇有诗味,这是众所熟知的。结构严密,构思精妙,规劝滕子京不露痕迹,却很有力量,这也在前面谈过了。除此而外,还有几点值得注意。 这篇文章仿佛一向以善写景著名。《后山诗话》中说:范文正公为《岳阳楼记》,用对话说时景,世以为奇。那些写景部分,的确相当出色。作者以非常精练的诗的语言,描绘了几种迥然不同的自然景色,形象鲜明突出,极富感染力。 可是这篇作品,却并不是写景文。 古文中的记,从前的许多文论家都认为是记事之文。而《岳阳楼记》却只有第一段记事,中间几段大部分写景,最后一段,又分明是议论。一种文章体裁,并不是一个死硬的框框。范仲淹把记事、写景、议论冶于一炉,正显示了他的创造性。 不过只说有记事、有写景、有议论,还不足以说明这篇文章的主要特点。这篇文章,实质上是议论文独特的议论文。 写议论文,通常先提论点、再摆论据。而这篇文章的论点却在最后,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个论点,是通过对迁客骚人的否定树立起来的。全文的第一段突出谪守巴陵郡,第二段从岳阳楼之大观引出迁客骚人的览物之情。若夫、至若两段尽管写景很出色,但不是为写景而写景,而是为了写迁客骚人的情;而写迁客骚人的情,又是为了用这种只局限于个人的情来反衬古仁人之心的伟大、崇高,实际上起了论据的作用。 有扼要的记事,有生动的写景,有简明的议论;写景与议论,又带有浓郁的抒情色彩。而这一切,又都集中于强化先忧后乐的论点。正因为这样,随着《岳阳楼记》的广泛传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两句话便日益深入人心,化为鼓舞人们关心天下、献身民众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