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行记序原文及赏析

　　在漂泊的旅途上出卖气力的时候，在昆明红十字会做杂役的时候，在缅甸克钦山茅草地扫马粪的时候都曾经偷闲写过一些东西。但那目的，只在娱乐自己，所以写后就丢了，散失了，并没有留下的。
　　至于正正经经提起笔写，作为某个时期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现在也有一两篇存着的，那却是到仰光以后的事了。
　　初到仰光时，没熟人，又没有钱，而且病了，住在MaungKhineStreet（当地华桥叫做五十呎路）的腾越栈内，自然很引起主人的讨厌想驱逐我，但并不明显地表示出来。这，大概是念在同国人的面上吧。一天，忽把我从床上拖起来。叫印度车夫送到仰光大医院去，说是那里可以住下养病，并且不要什么钱。同时又把我的全部财产一包破书和旧衣，好好地包着，叫我随身带去。这突然好起来的举动，使我非常地感激，当登上人力车的时候，眼里竟然含着致谢的泪了。然而到了医院，才是由一位印度医生马马虎虎地诊了一下，就算了，并不容许我住下。于是，只好一路呻吟着，折了回来。但当这位好心肠的印度车夫，扶我走进店门时，老板便挺起肚子出来，塞在门口，马起脸说：
　　这里住不下了！
　　并挥着他那胖胖的拳头，仿佛硬要进去，便会动武似的。
　　这样，我就算被驱逐了。
　　在店门前的街沿边上，我就把虚晃晃的身子，靠着我的小包袱坐着，静静地闭上了眼睛。
　　那时，心里没有悲哀，没有愤恨，也没有什么眷念了，只觉得这浮云似的生命，就让它浮云也似地消散吧。
　　这情形，大约是打动了旁人的悲悯吧？一个同店住的云南人（很惭愧竟忘记他的姓名了），很熟悉仰光的，就替我想想有没有同省的同乡。好半天，才想出了半个；因为这只是祖籍同省，生长却是安徽的缘故。而且，这半个同乡，说起来，还是一位久矣不问世事的出家人哩。他看着这样病了的我，处在这般的境地，就不管什么出家人不出家人了，便叫黄包车夫一直拖到那里去。自然，他明白这是一件使人家不愉快的事情，因此一到那出家人的门前，连我向他致谢的话还没听清楚，就跟车夫一块儿溜开了。
　　怎么办呢？最后，我只得昏昏懂懂地自家碰了进去。因为那时候，仅是本能地渴望着一块能够安置病体的，而又是没风的地方。
　　谁肯收留一个陌生人？而这陌生人何况又是病了的呢？当然的，这是需得经过苦苦地哀求哪。同时又因为这位出家人也是仁慈的，便肯让我住了下去。
　　这位令我终身铭感的，而后来竟做了我的教师的出家人万慧法师（谢无量的三弟），一让我住下之后，便好好地招呼我。而我在病好了时，就替他买菜、煮饭、扫地做一些服侍他老人家的事情。但他是位研究梵文的学者，不住庙宇，一个人单过着清苦的教书的生活，那时还养活不起一个仆人，而我又一时找不着出卖气力的地方，当然的，从前已是清苦的生活，现在就不能不一天一天拮据起来了。
　　大约是，看见我一得闲就爱写写吧，他便问我能不能替当地的华人报纸写点东西去卖，因为好些编辑都是他的朋友，倘如写得并不过份坏的话，当能大量容纳一些。为了要抵抗恐慌的生活，我就勉强写了一篇小说，投到《仰光日报》去。编者陈兰星君在未登出之前，听说作者是这么一个的我，便由他私自先给了20个卢比来。于是，从此开始，我在零售劳力之外，又添上了贩卖脑力的生涯了。
　　但那时，我对文艺的认识不足，以为这是无足重轻的，也不愿怎样苦苦地去研究。
　　说到把文艺看重起来，则是同电影接触之后的事了。有一次，在仰光SulePagodaRoad（当地华侨称为白塔路）的Globe戏院内，看见一张好莱坞的片子。记起来，内容大概是这样的：新闻记者爱一名舞女，在美国经过一些惨痛的波折，都未达到成功。随后舞女到中国卖艺，新闻记者打听得这个消息，便远远地尾着追来。恰碰着辛亥革命之秋，正是中国大动乱的年头，这一对年青的恋人，刚要会在一块儿互道思念之苦的时候，突然在人间失踪，关进黑暗的狱里去了。然而，事情又凑巧得很，两人居住的囚室，只仅仅隔了一层墙壁，彼此可以听着声音，而且两人的手，只要各从室门的洞上，伸了出来，就能够互相热烈地握着。但是，老使他们俩都感着痛苦而又伤心的，便是现已手握在一块了，却还不能面对面地相看一眼。关于犯罪的事实，且单举舞女的来说吧。她在一位清朝大员的府上卖艺，适值当地民军起事，将那大官杀在后花园里，舞女恰来碰见了这样流血的惨剧，人几乎吓昏了。那时，大概又是正当清廷和军民议和的消息传来了吧，民军的领袖便趁此机会，把杀死清朝大员的罪名轻轻地加在舞女的身上，且要处以大辟的惨刑。
　　当舞女将要拉出去砍头的那一天，新闻记者似乎买通了看守，逃出监狱，便飞奔到电报局去，向美国发出求救的急电。于是，太平洋上的美国军舰马上乘风破浪，向中国驰来，且放出飞机，挟着炸弹，飞往求救的地方。正值撕衣上绑的舞女跪在断头台上，让万众参观，给两位屠牛大汉挥刀要砍的时候，美国的飞机到了，轰然一声，炸弹从空投下。这一来，全戏院的观众，欧洲人，缅甸人，印度人，以至中国人，竟连素来切齿帝国主义的我，也一致劈劈啪啪大拍起手来。而美帝国主义要把支那民族的卑劣和野蛮，TellingTheWorld（这影片的剧名）的勋业，也于此大告成功了。因为，我相信，世界上不了解中华民族的人们，得了这么一个暗示之后，对于帝国主义在支那轰炸的英雄举动，一定是要加以赞美的了。
　　虽然，从此认清了文艺并不是茶余饭后的消遣品，但要把一生的精力，全灌注在或部分地灌注在那文艺身上，似乎还没有这么打算过。
　　随后，放逐回国来了。一天，偶然在上海北四川路独行的时候，一头碰见了几年不通消息的好友沙汀。那时，他虽然尚未动笔创作，但已经苦心自修文艺好几年了，听见我有那么多那么奇的经历，且将过去所熟悉的我的性情加以估量，便劝我无论如何也像他似地致力文艺。并把当时穷迫的我，拉到他的家里住着，使我每天都得安心地无忧无虑地从事研究，写作。又在研究和写作的路上，热心地给了我无穷的指示。记得那些日子的晚上，当我已经倦了，头偏向另一边的时候，他却还更加热烈地说了起来，一面伸出手来，摇动着我的膝头，使我又不得不凝聚精神，重新谈论下去。我自己呢，当然感动来不得不努力了。那时也发下决心，打算把我身经的、看见的、听见的，一切弱小者被压迫而挣扎起来的悲剧，切切实实地给写了出来，也要像美帝国主义那些艺术家们一样TellingTheWorld的。还有好友黄绰卿，在缅甸仰光的华侨报纸《仰光日报》作排字工人，不断地向工人朋友募捐来接济我，使我生活有了保障，不致为了糊口把笔放了下来。
　　这本处女作，就艺术上讲，也许是说不上的。但我的决心和努力，总算在开始萌芽了。然而，这嫩弱的芽子，倘使没有朋友们从旁灌溉，也绝不会从这荒漠的土中，冒出芽尖的，而我自己不知道现在会漂泊到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去了。
　　1933年11月1日上海
　　（《南行记》，文化生活出版社1935年版）
　　赏析《南行记》，短篇小说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5年初版，收短篇小说8篇。书前的序写于1933年。此书于1963年由作家出版社新版印行，所收篇目由作家本人作了调整，收作品24篇。1980年，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新一版，收24个短篇和一个中篇。
　　《南行记》中的短篇小说，从题材上看，所写都是作者在祖国南方和亚洲南部漂泊的岁月里亲身经历以及所见所闻的一些人和事。这些作品反映了旧中国南方边陲土地上处于下层的人民苦难的生活，也记录了作者青年时代坎坷人生的踪迹。
　　序文的重点在于叙述自己的经历以及对文学创作认识的过程。这有点像是鲁迅写《呐喊自序》的情形。艾芜同鲁迅一样，讲的也是怎样写起小说的心路历程。鲁迅是从对于愚弱的国民进行启蒙的角度讲他所以弃医从文的过程，字里行间流动着的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的忧思；艾芜行文的侧重点在于叙述他对文学创作态度的变化，介绍他自己终于选择文学创作为职业并服务于革命斗争的过程。
　　他是在贫困生活的重压下，在颠沛流浪的境遇中，逐渐认识文艺的功能并最后决定从事专业写作的。最初，他之钟情写作，只在娱乐自己。这个动机似乎缺少具体的社会内容，然而这爱好却是发自内心的，成为一种感情上的驱动力量。这是极朴实的自白，他并不想伪饰自己。他说，正正经经提起笔写作，做为某个时期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是到仰光之后。在仰光，贫病交加，蒙万慧法师收留并在他的指导下向《仰光日报》投稿，从此在零售劳力之外，又添上了贩卖脑力的生涯了。但在那时他对文艺仍然缺少足够的认识，以为这是无足轻重的。对文艺看重起来，是在看了一部美化帝国主义的电影之后，从此认清了文艺并不是茶余饭后的消遣品，虽有这样的认识的转变，却也还没有打算把一生的精力全部灌注到文艺创作上。他决定致力文艺是在从缅甸回国以后，到了上海，由于沙汀的帮助。这里艾芜似乎略去了左联以及革命文学对他的影响这一个重要环节，也许在当时是由于政治环境的恶劣而有意略去的吧？但从他的行文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南行记》的出版，是他决心把一切弱小者被压迫而挣扎起来的悲剧，切切实实地给写了出来的一次尝试，是他自觉地从事革命文艺创作的开端。我们知道，在写作这篇序文的前一年（1932年），他曾同沙汀一起写信给鲁迅先生请教创作问题，即著名的《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在信中，他向鲁迅请教：把熟悉的下层人物在现时代大潮流中冲击圈外的下层人物，把那些在生活重压下强烈求生的欲望朦胧反抗的冲劝，刻画在创作里面，不知这样内容的作品，究竟对现时代，有没有配说得上有贡献的意义？他得到鲁迅极富于启发性的回答。从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位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年轻人，终于在摸索中找到正确的人生之路并认识到文学创作的意义和价值；字里行间透露着他曾遍尝的艰辛，也可以感到他在艰辛中追求的欣慰。
　　因为是富于诗人气质的小说家写自己的经历，加上富于个性化的语言，很少用所以、而且等关联词语，也没有复合句的累赘和冗长，文字跳荡起伏，舒展自如，自然地流动着浓重的抒情气息。也许它在遣字造句上不够严密，却有它独具的韵味，可以从情致上俘获读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