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互联网政治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综述

　　摘要：中国互联网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重构了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国互联网政治呈现出控制和反控制之间的关系：网络社会通过政治文化、组织社会两个维度向国家表达诉求并形成、实施压力，促进政治文化的多元化，为利益表达和集体行动提供了新的渠道；与此同时，国家保持自主性，提升国家能力，采用舆论管理、政治宣传、政务回应的策略管控互联网，形成中国式监管国家。面对信息社会的发展，国家参与互联网政治，反过来对国家与社会关系产生了后续的影响：国家基本能够适应互联网治理的需求，但是来自社会的压力仍未消除，网络社会与监管国家也仍将继续处于长期博弈的过程中。
　　关键词：互联网政治；网络社会；国家自主性；国家与社会关系
　　中图分类号：D6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103（2021）04007011
　　作者簡介：吴天慧，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一、引言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给中国国家和社会关系带来了重构。不少学者认为，互联网能够促进公共领域的发育，让公民得到赋权（empowerment），促进政治文化和政治参与的变迁〔1〕；与此同时，也有学者认为互联网的出现加强了国家对网络社会的管控，因此国家能够适应互联网技术的发展〔2〕。事实证明，互联网的兴起，既可能成为社会的解压阀，也可能成为维护国家稳定的新媒介。
　　本文主要运用的理论框架是国家与社会关系（statesocietyrelations）理论。于20世纪80年代崛起的回归国家（bringthestatebackin）学派强调国家对社会的渗透能力，这被许多学者批评为国家中心主义。第三世界国家的实践证明，社会中存在着各种亚单位（subunits）（比如部落、宗族、语言群体等），使得国家控制社会的力量难以下渗〔3〕。因此，出于对国家中心主义的全面反思，国家和社会关系理论试图超越回归国家学派主张的国家的相对自主性，或是社会自身的独立性，着重阐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适度边界。在该理论视阈下，国家和社会被视为有内在的统一性和外在的独立性，国家和社会也在互动的过程中相互嵌入，这在西方被视为社会中的国家，在中国语境下则是国家中的社会〔4〕。
　　本文以中国知网、JSTOR电子书等数据库作为文献来源，集中搜集、整理了2000年以来有关中国互联网政治的中英文文献，相关文献的时间跨度约为20年。其中，中文文献以网络社会互联网治理等为关键词，覆盖政治学、社会学、传播学等相关领域的文献。英文文献以Chinesenetworksociety和ChinesestrategyforEgovernance等为关键词，既包括WorldPolitics等政治学期刊的文献，也包括JournalofCommunication等传播学期刊的文献，同时还包括ChinaQuarterly等中国研究期刊的文献。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发展过程中问题的呈现与讨论的加深，该领域聚合了大量的实证材料，成果数量呈现出井喷式的上升趋势。无论是定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其研究方法都在走向精细化，研究结论更加多元化。基于学者对于中国网络政治的研究文献，本文旨在分析中国互联网政治中的网络社会（networksociety）的挑战、监管国家（regulatorystate）的回应。现有文献已经从不同视角出发，探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给中国政治带来的影响。这些研究或是集中于社会视角，强调中国民众的公民意识觉醒（体现为网络舆情、网络群体、网民行为等方面的变化）如何推动话语权秩序的重构〔5〕；或是集中于国家视角，论述国家在司法、技术、制度层面，如何稳定、有效、民主地管理网络社会〔6〕。然而，现有研究很多都陷入国家中心主义或者社会中心主义的窠臼，以单一视阈看待中国互联网政治，很少能够统合监管国家、网络社会的两个不同维度，因此容易对中国互联网政治现状得出过于乐观或过于悲观的结论。此外，这些研究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未能有效整合大量的实证研究，从而难以实现系统分类、理论对话。因此，本文希望结合挑战与回应模式，通过国家与社会理论框架，整合现有文献中的经验数据和理论观点，展现监管国家与网络社会之间的互动过程，从而准确把握当前中国互联网政治的来龙去脉。这项工作的完成，既有助于我们将中国互联网政治的发展放在更加长远的理论视阈中，也能够总结历史经验，指导实务，更好地推动互联网时代的国家建设与社会发展。
　　二、网络社会的现状与挑战
　　互联网技术给中国政治带来了独特的再造。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全能型国家开始转型，社会成员从单位制组织形式〔7〕过渡到人际关系原子化的分布形态。当这种原子化分布的群体接触互联网，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意见，组织群体性利益，就会对原有的国家管控结构造成冲击。其一，初生代的网民群体聚合在虚拟的公共空间内，为互联网政治提供了群体基础、内在动力和心理认同机制。其二，互联网因其降低交易成本、拓展发声渠道以及简易化的操作，为社会民众的参与提供了相对强大的媒介。其三，互联网的使用推动了社会运动的发展，改变了社会组织形态、政府回应程度，因而影响到政治变革。总的来说，网络技术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促进政治文化的多元化提供组织社会的新渠道两方面的影响。
　　本文之所以选择政治文化、组织社会这两个维度，主要有两方面的依据。一方面，网络社会的内在特征与这两个维度高度契合。政治文化以心理和舆情特征为指标，展现出网民群体的政治态度差异；组织社会以机会与资源特征为指标，呈现出网民集体行动的行为特征。另一方面，相关学科的著作给这两个维度奠定了研究基础。互联网技术在国内兴起以前，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A。Almond）和西德尼维巴（SidneyVerba）就开始讨论政治文化与制度稳定之间的紧密关系〔8〕，查尔斯蒂利（CharlesTilly）则搭建起了集体行动、社会运动等组织社会层面的基本框架〔9〕，此后，大量的网络社会研究也围绕这两个维度展开。因此，这两个维度既有现实意义，又有学理渊源。
　　（一）政治文化的多元化
　　网络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政治文化的革新。网民群体不仅变得碎片化娱乐化，也开始过度政治化，其政治态度的分化十分显著。主要是因为：其一，大众媒体在报道特定新闻时，总是选择有偏向性的话题和内容；其二，持极端立场的网民在阅读各类新闻时，倾向于分享符合自身政治立场的激进报道；其三，极端网民的分享、对话与交流，也加强了他们的身份认同。这些都加剧了网络观点的极化，导致网民群体更加分裂〔10〕。
　　中国学者在研究社交媒体时，发现了网民群体中的意识形态冲突。比如顾宁就将网络论坛中激进的爱国主义群体称为网络愤青，并把他们的政治态度归为左翼民族主义〔11〕。彭兰则观察到强国论坛中左派和右派的对抗，发现二者在许多议题上都存在对立的倾向，其对立的政治态度背后有着广阔的社会生活根基〔12〕。乐媛和杨伯溆基于强国深水和猫眼看人BBS论坛的实证研究，将中国网民划分为激进左温和左中间温和右和激进右这五个政治派别〔13〕。桂勇、李秀玫等人结合新浪微博平台的网络数据，对网络极端情绪表达者进行类型化分析，将其划分为酱油众冷漠族铁血爱国派愤世嫉俗派和民粹主义者五类群体；这五类群体都对体制和政府表现出差异化倾向，并在使用网络暴力和参与在线抗议等方面出现分化〔14〕。网民群体的极端化现象，影响了网络秩序的稳定性。这对于国家建构而言，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一方面，互联网带来信息交流的便利化，能够纠正认知偏差、传递民族情感，提升网民群体的国家认同感。第一，在互联网未普及以前，网民倾向于高估国外的社会经济状况，对中国的总体形势和发展前景评价较低。线上知识的增加可以纠正这种认知偏误，改善公民对国家和政府的评价〔15〕。第二，互联网激发了网民的民族主义倾向，使得社交网络成为巩固民族共同体的平台。比如，热点事件爆发后，民族主义者利用社交媒体，在外网发起维护民族利益的集体行动，以表达对国家制度体系的支持〔16〕。第三，文化的接近性使得中国网民形成较为隔绝的地理文化集群。研究表明，这种文化隔绝比设置访问权限具有更大的阻碍作用，中国网民更倾向于国内信息，较少浏览文化环境差异较大的外国网站〔17〕。
　　另一方面，互联网在维护国家政权的同时，也扩散和传播了许多负面信息，降低了部分中国网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首先，公众接触到前所未有之多的新闻事件和社会问题，并以他们自己的理解方式，对这些社会热点进行分析和解读。多元观点的传播增加了舆论的离散性，导致极端言论更有可能出现。其次，中国的律师、学者等文化精英在互联网上更有影响力，他们使用较难受到政府监管的社交媒体（如Twitter），积极发表自己的观点，成为左右舆论风向的意见领袖，带动部分网民政治讨论的激进化〔18〕。最后，政府对媒体的管控存在滞后性，规章制度还不健全，无法及时预见网络中存在的安全隐患。比如，在2012年中国大规模实施网络实名制之前，虚拟社区具有匿名性的特点。在不需要为自己的言论负责的情况下，网民发布的内容更为偏激，甚至有人恶意猜想公权力、捏造贪腐事实，发表有关政府的不实负面消息，干扰网络秩序的稳定性〔19〕。
　　总而言之，虽然互联网给中国的政治文化带来了不容忽视的积极影响，但是由于网络社会的开放性、制度建设的滞后性，互联网也传播了许多关于政府部门的负面舆论，这给中国的国家治理带来了诸多的难题与压力。
　　（二）组织社会的新渠道
　　互联网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公众的组织形式，为组织化利益表达和公民集体行动提供了新的渠道。按照阿尔蒙德的系统功能理论，社会向政治系统输入利益诉求，政治系统则将其转化为政策结构，该输入和输出环节是保持政治稳定的关键〔20〕。中国有着独特的输入环节，群体利益更多地通过个体性、群体性、体制性和非体制性的方式表达〔21〕。在互联网的帮助下，中国民众既延续了传统的组织形式，同时也形成了独特的集体行动模式。
　　在互联网政治兴起以前，中国的社会运动多依靠乡缘关系〔22〕、单位组织〔23〕、官方话语〔24〕、社会资本〔25〕、草根动员〔26〕等资源和形式进行，组织化程度较低。互联网为公民集体行动提供了新的组织渠道和发声平台，使得强关系和弱关系、线上和线下组织有了新的联系纽带。网民群体的影响力逐渐增强，网络舆论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关键力量，社会民众由此获得了快速成长的空间。与此同时，这也给国家带来风险社会的管理危机，增加了民主建设的需求、社会问责的压力。
　　许多核心要素都会影响到集体行动的产生，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宏观的政治机会结构，以及组织和资源动员条件〔27〕。学者在研究中国民众的互联网运动时，也发现了一些参与网络运动的前提假设。第一，互联网运动的关键前提是，政府的失职引发了网民的不满，网民对政府信任程度降低，由此更容易产生向国家施压的激进行为〔28〕。第二，国家推动建设的信息网络为互联网抗争提供了工具和渠道，为网络运动提供了政治机会结构〔29〕。第三，作为抗议者表达诉求和网民交流意见的平台，互联网帮助抗议活动赢得全国公众的关注，抗议信息得以被快速整合并呈现病毒式扩散〔30〕。第四，微博等国内社交平台培育出了超越地理界限的渠道，维权人士能够提供、分享最新的信息、经验和知识，从而对集体行动产生长远的影响〔31〕。第五，通过结合网络陌生人群体间的弱关系与好友间的强关系，社会行动者将线上参与与线下沟通联合起来，使得人际关系也能够在网络运动中发挥重要的影响〔32〕。
　　网络技术的发展，赋予了中国网民大规模参与制定公共议程的权利〔33〕。中国网民在影响权力机关的议程设置时，其组织动员模式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以网络焦点事件为中心，第二类以多次博弈为特征。前者具有突发性，能够在短时间内给政府部门带来较大的舆论压力；后者需要特定的利益群体凝聚人气和资源，并与权力机构进行多次博弈〔34〕。这些组织动员模式贯穿各种社会议题、热点领域。在环境保护领域，互联网提供信息披露平台、讨论平台和外部协调平台，推动中国环保事业的进步，比如空气质量在微博得到广泛关注后，政府制定了新的空气质量标准〔35〕。在医疗维权领域，随着尘肺病、乙肝病毒的议题政治化，网民成功影响权力机关的议程设置，推动了相关领域的法规制定和政策执行〔36〕。在劳工政治方面，以互聯网为主的信息与通信技术，既超越传统动员工具又可与其互补，有利于唤醒工人的维权意识，保障其在集体抗争时的内外沟通，最终帮助工人成功建立起工资协商制度〔37〕。
　　总之，网络通信推动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发展。活动者扩展集体行动的地域范围，形成新的难以被管控的组织机制，这给国家制度体系的变革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实现对社会的全面渗透，国家亟须推动公权力深入到没有边界的虚拟空间领域。因此，如何在网络时代进行合理的网络环境监管和有效的社会舆论引导，如何调整政治与媒体、社会的关系，是国家所面对的全新命题〔38〕。
　　三、监管国家的战略与回应
　　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促进了中国网络社会的阶段式发展，给治理的有效性、政权的稳定性和国家的自主性都带来了潜在影响，亟待政府实施有效的互联网治理策略。面对社会民众组织化的利益表达，国家谨慎选择应对方式，化解来自网络社会的压力。为了防止出现国家与社会的对抗现象，政府采取各种方法和手段，管控新兴势力，不断尝试为社会制定规则，提高技术化程度，将社会力量纳入到政治过程，最终形成互联网时代的监管国家。中国政府的回应策略可以分为三种：舆论管理、政治宣传、政务回应。这三种策略的提出主要借鉴了政治传播学的研究成果，它们分别起到了调控、引导和转化的功能，背后体现了监管国家全面、科学、有序的网络问政过程。其一，舆论管理属于调控过程，旨在建立完善的网络舆论规范，明确网民的责任与义务，防控违法违规言论，维护文明健康的网络环境〔39〕。其二，政治宣传属于引导过程，旨在弘扬网络舆论主旋律，传播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通过说服教育、自我教育等方式，因势利导地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40〕。其三，政务回应属于转化过程，旨在将社会压力转化为改革动力，通过创新网络问政平台，积极回应网民合理的政治诉求，最终实现政府与网民之间的良性互动〔41〕。
　　（一）舆论管理
　　网络通信事业的发展，不仅增强了社会活力，也给国家带来了新的管控工具。新兴科技被应用到网络安全领域，再次调整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力关系。中国政府借助信息技术手段，借助网络舆论审查制度，在物理控制和内容控制两方面，提升现代国家能力，巩固国家政权。
　　当代中国互联网的管控体系，具有全方位、多平台、及时性的特点。国家设立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形成高度协调和平衡的监管结构，并使用审查（censorship）、规制（regulation）等方法，塑造良好的网络风气〔42〕。相关部门将舆论监管权力下放到企业，借助互联网平台，达到有效的管控效果。未能履行监管职能的企业，将会受到政府部门的问责，这促使互联网企业建立起庞大的审查团队，以保障网络环境的健康安全。一方面，互联网平台利用自动化的关键词审查技术，屏蔽并限制发送违法信息。另一方面，互联网平台也通过人工阅读来审查各种帖子，及时拦截各种违法信息。
　　在中国政府进行舆论管理的同时，公民也可以自由、公开地表达对政府的批评，这背后的原因引起学界的研究和讨论。其一，部分学者认为，网民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表达不满，有利于国家及时察觉、处理更多的社会问题，同时也能够释放网民的不良情绪，甚至可能通过政府的改良政策，提高网民对政府的满意度，从而达到化解公共危机的目标〔43〕。其二，有的学者提到，分权体制为政府化解抗争压力提供了制度优势。由于中国的政治结构具有条块分割的特点，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割，给予了国家处理社会危机的灵活性〔44〕。国家之所以允许媒体报道针对地方政府腐败问题的社会抗议事件，是因为中央政府可以利用自下而上的监督系统，解决代理人控制（agentmonitoring）的问题。网络信息的高速传播，有利于上级政府及时查明下级政府的不当行为，从而实现中央对地方的监督，提高国家的治理绩效〔45〕。
　　（二）政治宣传
　　除审查舆论之外，国家也在积极利用新兴媒介开展政治宣传，塑造和引导公众舆论，加强社会对国家的支持，最终形成了中国式的网络舆论引导模式〔46〕。现有文献对于中国政府政治宣传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政治宣传的形式、成效等方面。
　　中国政府的政治宣传，一方面，以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的方式呈现。GaryKing等人发现中国政府的舆论管控遵循两个原则，一是被动，不主动参与讨论充满争议的话题，二是主动，主动控制可能引发集体活动和社会动乱的讨论。政府紧跟时事热点，积极引导舆论走向，保持社交媒体中支持性意见和批评性意见的平衡〔47〕。同样的发现也可以见于RongbinHan的研究，国家以亲政权的言论影响网络社会，努力塑造一个积极健康的政府形象〔48〕。
　　中国政府的政治宣传，另一方面，以宣传民族主义的方式呈现。中国政府在网络宣传时，借助多种媒介、方式和途径，激发民族主义情感，吸引爱国网民，促进国家与社会的合作〔49〕。其一，一些网络游戏中的民族主义元素，可以帮助传播主流价值观，将商业利益与政治宣传联合起来〔50〕。其二，每当社会热点事件发生时，官方媒体和非官方媒体共同发声，此时民族主义话语能够得到宣传和强化〔51〕。
　　（三）政务回应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网络政务逐渐步入公众视野，国家治理进入到转型阶段。官方网站上线后，政务公开走向常态化，政府的信息透明度得到有效提升；政府与群众之间可以通过网络进行沟通，政务处理更加便利化，社会问题也有了新的解决渠道。因此，网络问政又被称为社会的安全阀〔52〕。
　　中国政府的回应对象、回应时间、回应策略、回应原因呈现出怎样的规律，一直引发着学者的研究和讨论。在互联网时代，中国政府的回应特点得到了更好的揭示和呈现。首先，网络问政逐渐具备了回应主体的权威性〔53〕、回应流程的完整性〔54〕、回应速度的及时性〔55〕、回应机制的成熟性〔56〕等制度特征。比如，孟天广、赵娟发现很多地方政府的回应流程十分完备，对认领、反馈、复核、督办等均有制度化说明〔57〕。在彭辉、姚颉靖的研究中，他们发现政府对网络舆情突发事件具有较强的处置能力，政府基本能够及时回应网络舆情〔58〕。其次，李锋、孟天广基于中国官方网站的政策实验，发现网民政治话语的运用与政府的回应频率之间存在着相关性，政府更愿意回应有着集体认同表述（留言与工作、居住地等主题相关）的网民，而较少回应使用个体话语的网民〔59〕。最后，政务回应的动力主要有兩方面，包括自下而上的社会压力、自上而下的政治压力。社会压力主要源于诉求环境和舆论环境，政治压力则来源于考核或问责机制，后者起到更为根本性的推动作用〔60〕。
　　网络政务的兴起，虽然给网民带来了诸多便利，但也因为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存在，引发了新的社会问题。其一，部分官方网站存在着选择性回应，呈现出回应率的波动性、回应速度的随意性以及维稳导向下的条件性解决的特征；其二，政府在解决公众诉求的过程中，裁断性强于对话性，有时因而少疏解，较少顾及公众的认知与情感差异〔61〕；其三，政府回应力不足、回应信息不完备、回应渠道不畅通等问题都在影响网络问政的实际效果〔62〕。
　　四、国家参与互联网政治的影响
　　对于发展型国家而言，互联网产生了显著的政治后果，尤其是在中国这个拥有9亿网民的国家。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框架下，中国的互联网政治呈现出控制和反控制的关系〔63〕。互联网时代的挑战和回应，主要体现在两种对立的活动路线上：网络社会通过政治文化、组织社会两方面渠道向国家表达诉求并形成、实施压力；国家则采用舆论管理、政治宣传、政务回应的策略影响互联网，形成监管国家。这种互动模式，让国家与社会之间彼此互嵌，各自有了新的发展空间。
　　一方面，面对互联网中的新现象，国家产生了相应的适应性，能够利用网络技术巩固其自身的合法性。
　　其一，面对政治文化的多元化，国家运用舆论管理和政治宣传策略，消除了部分潜在的威胁。一是国家的舆论管理获得了许多网民的认可，他们自律地遵守网络行为准则，并且会及时地制止违反文明规定的行为〔64〕。大量网民倾向于支持审查制度，并逐步将其视为常态化操作。二是国家的政治宣传也有了自身的适应性。随着网络大众民族主义的兴起，民族主义话语迎来了适宜的构建环境〔65〕。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话题上，中国民众甚至比官方媒体表现出更强的情感，这使得官方的政治宣传变得更为容易。
　　其二，面对组织社会的新渠道，国家主要运用政务回应策略，把公众情绪从集体行动转移到政务表达方面。国家正在逐渐适应新媒体的运作环境，消解抗争，制造同意，搭建起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沟通桥梁。在组织社会方面，通过互联网影响政府的议程设置，已经成为公民影响公共政策和政治參与的重要模式〔66〕。在政府回应方面，政府积极推出各种政策，满足公民需求，提高政府的公信力〔67〕。网络政治推动了政务的便利化、透明化，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网民的政治参与能够巩固国家政权，提高治理成效。
　　另一方面，面对监管国家的管控，虽然很多网民表示出认同与支持的态度，但是来自政治文化与组织社会的危机仍未消除。
　　首先，面对舆论管理，网民虽然表示满意，却又擅长绕过审查，创造新的政治话语。比如，一些网民利用幽默用语（如流行语我爸是李刚），含蓄地批评政治现象。这些政治话语可以创造共同的文化体验，扩展相关网络活动的生存空间〔68〕。由此可知，虽然网络社会的显性压力已经被国家控制，但是隐性压力仍然不容忽视。网民的政治文化正在不断革新，仍有可能给国家治理带来难题。
　　其次，面对政治宣传，网民虽然对民族主义保有热情，但是由于群体极化的存在，他们很可能会强化既有的偏见。这是因为，网民看似可以接触到各种宣传信息，实则处于算法推荐所搭建的过滤气泡中〔69〕。这意味着对于民粹主义网民而言，他们更愿意接受意见相近的观点，排斥新思想的输入。在这种情况下，极端网民容易忽略官方的思想引导；长此以往，还会加剧社群极化和意识形态的分层。
　　最后，面对政务回应，网民虽然对网络政务有了更大的需求，但由于官方网站存在选择性回应，制度化参与的渠道并未完全打通，他们的很多需求被挤压到非制度化参与的渠道。当网络问政效果不佳时，公众会降低对政府的评价，甚至可能会催生出社会热点事件〔70〕。这说明网络问政既可能促进公民的制度化参与，也可能适得其反，激发非制度化参与，成为公民集体行动的催化剂。
　　因此，虽然当前中国的国家能力基本能够适应互联网治理的需求，但是网络社会与监管国家仍然将处于长期博弈的过程中。未来，这种矛盾与紧张关系或许会持续很长时间。互联网将不断影响着国家的建设、社会的发展。
　　本文所做的综述，不同于以往文献中的国家中心主义或是社会中心主义视角，而是试图统合网络社会与监管国家的挑战与回应关系，来客观看待互联网政治在中国的发展，这也是本文的创新之所在。本文认为，国家与社会关系范式是理解互联网政治的重要分析框架，这一视角的突破，有助于我们破除成见，更好地理解技术与政治的关系。网络技术是把双刃剑，它既带来了政治风险，也制造了新的发展机遇。技术的革新推动了国家与社会之间权力的再分配，对于国家政权建设、网络社会发育而言，是一个双向赋权的过程。只有构建权力与权利的合法性边界，促进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的平衡、交融，才有可能让网络技术的进步真正惠及国家与社会关系。
　　毋庸置疑，本研究也存在以下不足。因为篇幅的限制和本文研究的局限，文章仅是简单勾勒了网络社会和监管国家的互动模式，没有充分地讨论二者内部的差异，因此展示的细节还不够具体。其一，网络社会在政治文化、组织社会上给国家带来的压力应该是不同的。这两个维度在激烈程度、延续时长、传播范围上各有区别，本文对此并没有做过多的比较与分析。其二，监管国家对于各种策略的选择也有不同的偏好。面对突发的公共危机或是常规性事务，不同策略的排列组合给了国家很大的操作空间，因此其策略选择的前提条件值得细化和拓展。其三，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后续影响也不尽相同。网络社会对部分策略的反馈良好，却对部分策略满意度不足，其背后的理论意义值得进一步深挖。总之，这些都是本文的未尽事宜，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与展望。
　　通过对中国互联网政治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我们可以基本判断出该类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未来，该领域的文献很可能朝向多学科视角、国际化讨论的方向发展。一是因为互联网政治是一个跨学科的现代性议题，涵盖多元的行动主体（普通网民、意见领袖、媒体平台、政府部门等），涉及管理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等关联学科的专业知识。只有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者通力协作，才有可能突破固定思维，共同探讨出互联网政治的特点和规律。二是因为互联网政治也是一个国际性问题。各个国家的互联网政治都经历了相似的发展阶段，同时也有了各自的经验与教训。网络民粹主义的兴起、线上与线下政治动员，不仅是中国的新兴现象，同时也是一个全球性话题。只有从国际视野出发，做好扎实的比较研究，才有可能预防将来遇到的种种难题，防患于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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