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国的镇与建鼓座

　　近十余年来，有关春秋战国时期越文化遗存的出土资料，以浙江绍兴印山越王陵与江苏无锡鸿山越国贵族墓最为重要，不仅填补了春秋战国时期越文化考古资料的空白，对越国贵族的埋藏制度、等级制度、中国音乐史、越国礼乐制度的研究，有着积极的意义。本文主要讨论的是两处墓地出土镇与建鼓座的有关问题，
　　一hr发掘于1996年至1998年的春秋末期印山越王陵，共出土玉镇19件（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绍兴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印山越王陵》，文物出版社，2002年3月版），这是反映先秦时期人们生活起居的重要实物资料，不仅直观展示了镇的功用，而且解决了一些战国墓中出土青铜半球形器的用途、定名问题。
　　印山越王陵所出的玉镇（图一），整体似半球形，实心，顶面呈弧形隆起，弧顶的中心有一个扁圆形小钮，器体一周有八条纵向的折棱，平底，底面也为等边的八边形。高7。5厘米。通体阴刻精细的勾连卷云纹，表面经过打磨抛光。在质料、形制、纹饰上大体一致，但玉质较差，颜色呈白色，夹有灰黑色。
　　18件出土于墓室内，一件发现于盗洞扰土中。18件出土于墓室内的玉镇，无规律分布，应是盗墓者蓄意翻动扰乱所致。但中室底面上发现了两处竹席或竹编痕迹，其中东北角一处竹编痕迹上压有两件玉镇，还发现了几件较小的玉饰品；另一处在独木棺的北侧底面上，有一大片细密的竹席，竹席上有一堆细小的玉管等。以上迹象表明，当时在中室底面上局部垫有竹制编织物，而发现的玉镇则用于镇席。
　　《楚辞九歌东皇太》有瑶席兮玉镇辞句，东汉王逸注以白玉镇坐席也。印山越王陵出土的镇，用实物为《楚辞》作了形象的注解。
　　湖北荆州天星观二号战国楚墓东室出土4件半球形铜镇（图二）。外壁为青铜质，内部为铅质，圆顶上设置便于拎提移动的环钮衔环其中一件的器身装饰了16只凤鸟，作展翅欲飞状，纹饰均为阴线构成。高5。3厘米。此墓室亦出土一件人字纹席，折叠成长方盒状。（湖北省荆州博物馆：《荆州天星观二号楚墓》，第98页，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镇与席同出一室，说明两者为同一套用具。
　　在考古发掘中也出土过一些相同的器物。
　　1978年发掘的江苏淮阴高庄战国墓，出土了一百多件青铜器，其中，有8件定为坠的器物，形制为半球形，内充铅，顶设环钮，平底。钮的四周及近底处饰云纹，器表饰直条瓦棱纹。高9厘米。大概是发掘者对于这种器物的用途有疑问，所以在坠后加了问号。（淮阴市博物馆：《淮阴高庄战国墓》，《考古学报》1988年第2期，第227页）年代大致断在战国中期前后。
　　广东四会高地园战国墓l也出土过形制与纹饰相同的青铜器物，共两件，一件高6。8厘米，另一件高7厘米，报告者定名为半球形器。（何纪生：《广东发现的几座东周墓葬》，《考古》1985年第4期，第361页）
　　广东广宁铜鼓岗战国墓14，出土一件，形制为半圆球，内有铅块，顶设半环钮，连接环钮。钮缘饰涡纹，器表为三组风纹，每组两两相对，近底缘为一周流云纹。高5。2厘米。报告者定名为球形器。（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广宁铜鼓岗战国墓》，《考古学集刊》第1辑，第112页）
　　此外，《越魂》第38页收录了浙江省博物馆所藏4件一套的青铜镇（图三），形制为半球形，弧壁圆鼓，顶部隆起，设有半环钮，套接环钮，下腹部斜弧收，平底。器表上层装饰风纹，下层装饰龙纹，纹饰线条内凹，原应有镶嵌物，现均已脱落。图录的编撰者指出，龙凤纹的风格与绍兴306号战国墓出土的龙纹镇墓兽座相同。高5。8厘米。
　　江苏、广东等地所出的半球形器，有论者提出其功用尚不能确知，但从造型和内部充铅的情况分析，与印山大墓以及天星观二号墓所出者为同一类器物，皆为压席用的镇。从墓葬的年代来看，半球形镇的行用时间为春秋末期，主要是战国时期。有学者认为这类器物是仅见于南方越族的特殊器物。（王厚宇：《淮阴高庄战国墓的发现和研究》，《淮阴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第42页）但天星观二号墓为楚墓，所出之镇器壁装饰的凤鸟也颇具楚文化风格。因此，半球形镇并不一定为越族所特有，可能只是越族使用得比较多。
　　江苏无锡鸿山越墓的邱承墩、万家坟、老虎墩三座墓葬出土了数量众多的青瓷或硬陶乐器明器，其中，有一类半球形、中空、弧顶设圆环的器物，形制与半球形镇相同（图四），发掘报告据《太平御览》引《伯乐相马经》：目如悬铃，将其定名为悬铃，并认为鸿山越墓中出土了成组的大小有序的悬铃，从而可以确认该类器物应为乐器。（南京博物院等：《鸿山越墓发掘报告》、《鸿山越墓出土乐器》，文物出版社，2007年5月版）有学者就定名问题提出不同意见，认为铃的结构由腔体和铃舌组成，使用方法上以悬挂摇晃自击的方法发声，因此，这种器物定为悬铃是不妥当的，根据其形制特点和文化属性可以命名为越系圆编钟。（王子初：《鸿山乐器五说》，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学院东亚音乐考古研究所编《第二届东亚考古国际讨论会论文集》，第3页，2009年10月）我们认为单纯就结构、发声方法而言，越系圆编钟应当比悬铃更确切。同样的青瓷或硬陶器物亦出土于浙江绍兴城关镇西施山（沈作霖：《绍兴出土的春秋战国文物》，《考古》1979年第5期，第48（）页）、绍兴平水镇陈家坞村（绍兴市文物管理局：《绍兴文物精华》下卷，第42页，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10月版。编著者定名为原始青瓷权）、余杭崇贤水泥厂战国墓（余杭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省余杭崇贤战国墓》，《东南文化》1989年第6期，第122页）、海盐黄家山越墓（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盐县博物馆：《浙江海盐出土原始瓷乐器》，《文物》1985年第8期，第66页）、长兴鼻子山越墓（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兴县博物馆：《浙江长兴鼻子山越国贵族墓》，《文物》2007年第1期，第4页）、安吉龙山越墓（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安吉县博物馆：《浙江安吉龙山越国贵族墓》，《南方文物》2008年第3期，第50页）。由于鸿山的发现，现在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这种中空的器物是乐器。最近有学者公布了慈溪市博物馆所藏的两件青瓷半球形器的资料，出土于慈溪市彭桥公社埋马大队，这两件器物与众不同之处在于是腹内实心，无疑为镇，但与青铜镇有区别，应当是明器。（刘侃、陈元甫：《从绍兴博物馆新征集青铜镇看陶瓷半球形器的用途》，《东南文化》2010年第5期，第66页）这则资料很重要，解决了陶瓷球形器的定名问题。持乐器论者，主要是认为这种器物大多腹内中空，具有钟等乐器的形制特点。我们认为，中空的现象可以从陶瓷器的制作工艺角度解释，这种半圆形器物，如果是实心，由于外表和内部的收缩率不同，在胚胎干燥过程中容易开裂，入窑烧制也易产生窑裂，废品率比较高；如果是空心就容易掌握，可以大幅度提高成品率。因为是明器，只要外观类似就可以使用了，因此鸿山越墓等墓葬中大量使用中空的陶瓷明器镇。
　　二hr无锡鸿山越国贵族墓出土有5件原始青瓷插座。邱承墩墓葬（DM1）出土了4件：标本DVIIMl：1053，整体为覆钵状，正中有管状插孔，座身环饰四道凸弦纹，并分布有9条盘蛇。标本DM1：1010，整体为覆钵状，正中为粗矮的管状插孔，座的边缘有四个铺首耳。标本DMl：1011，整体为覆钵状，正中有管状插孔，插孔上下凸起，座身环饰五道凸弦纹，环绕插孔均匀分布了三组双头蛇纹，两蛇一组，体躯相交。标本DMl：1023，整体为覆钵状，折沿，座身正中有较高的管状插孔，插孔上下凸起，座面环饰四道凸弦纹，边缘有四个铺首耳。万家坟墓葬（DM1）出土了1件（DMl：169），整体为覆钵状，正中有管状插孔，座体有四个半圆形镂孔，并分布有6条蛇，四蛇两两相交，蛇首昂起至插管口部，两蛇横卧座上，座的边缘有四个兽首耳（图四）。
　　1978年湖北随县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过l件相似的青铜器物，由圆形底座、承插空心柱和纠结穿绕的立体龙纹构成。出土时有一件木质蒙皮鼓倒落在旁，纵贯鼓腔的圆木柱断裂，有一段尚插在青铜座的穿孔内（图五）（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上）》第152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7月版）。从形制分析，鸿山墓地发现的5件器座与曾侯乙墓出土的鼓座为同一类器物，为仿铜鼓座。
　　除曾侯乙墓的鼓座外，青铜鼓座的实物，目前已公布的资料尚有7件，1980年安徽舒城九里墩春秋晚期墓出土1件（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安徽舒城九里墩春秋墓》，《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第229页）；1996年山西太原金胜村附近674号墓出土1件，时代为春秋晚期（侯毅：《鼓座、建鼓与战鼓》，《中原文物》2006年第4期，第48页）；1981年湖北随县擂鼓台2号墓出土1件，时代为战国中期（湖北省博物馆、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擂鼓台二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1期，第16页；随州市博物馆：《随州擂鼓台二号墓》第107页，文物出版社2008年10月版）；2002年河南叶县旧县4号墓出土1件，时代为春秋晚期（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局、叶县文化局：《河南叶县旧县四号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7年第9期，第4页）；保利博物馆收藏1件，时代为春秋晚期（孙机：《蟠龙纹鼓座》，《保利藏金》第248页，岭南出版社，1999年9月版）；上海博物馆也收藏了2件，一件为蟠龙鼓座，一件为镂空蟠龙纹鼓座，时代均为春秋晚期（周亚：《鼓座、建鼓及其他》，《上海文博论丛》2008年第3期，第28页）。其中的蟠龙鼓座（图六），与鸿山万家坟的硬陶鼓座相似，两者的龙纹、蛇纹皆直颈、昂首。这种建鼓座至少在宋代就有出土，《宣和博古图》卷二十七（亦政堂本）就著录了一件，品名为周双螭表座，龙纹引颈昂首于插孔口部（图七），造型与装饰与万家坟鼓座、上博藏鼓座极为相似。
　　曾侯乙墓出土的鼓以圆木柱纵贯，《仪礼大射仪》：建鼓在阼阶西。郑亥《注》：建犹树也，以木贯而载之，树之跗也，由此可知，这种以圆木柱贯载的鼓称为建鼓，曾侯乙墓出土的鼓座可称为建鼓座，这是楚文化区域的现象。吴越文化区域是否流行这种建鼓，绍兴306号墓出土伎乐铜屋模型（见《越魂》第76、77页）可以提供考察线索（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绍兴306号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期，第16页），屋内有六人，其中一人击鼓（图八），所击之鼓的形制与曾侯乙墓建鼓相似，但固定鼓身不是纵贯鼓体的圆木柱，而是用悬挂的方法，即所谓悬鼓。从这件铜屋模型看，悬鼓的鼓座，似与建鼓没有很大区别，但由于鼓身系吊悬，柱的上半段设计为弯弧形，顶端置类似吊钩的固定物。江苏丹徒北山吴墓曾出土一件类似的悬鼓（江苏省丹徒考古队：《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发掘报告》，《东南文化》1988年第3、4合期，第13页），鼓体已经朽烂，仅存一片红色漆皮和一个青铜悬鼓环以及一件石质鼓桴头。悬鼓环1件，环呈椭圆形，上饰云纹，环座呈正方形，其上部由四个跪坐的人形构成，人形上身内凹，与环套铸，可以转动（图九）。这种悬鼓应当是一种颇具吴越文化特色的乐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