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通训定声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

　　《说文通训定声》是中国古代文字学著作。清朱骏声撰，成书于道光十三年（1833）。主要版本有临啸阁刻本、世界书局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等。
　　朱骏声（17881858），字丰，号允倩，江苏吴县人。《清史稿儒林传》称，朱氏年十三，受许氏《说文》，一读即通晓。从钱大昕游，钱一见奇之，曰：‘衣钵之传，将在子矣！’嘉庆二十三年举人，官黟县训导。咸丰元年，以截取知县入都，进呈所著《说文通训定声》及《古今韵准》、《柬韵》、《说雅》共四十卷。文宗披览，嘉其洽，赏国子监博士衔。旋迁扬州府学教授，引疾未之官，八年卒，年七十一。朱氏于学无所不窥，著述极多，尚有《古今韵》2卷、《冬韵》2卷、《说雅》4卷、《仪礼经注一隅》2卷、《夏小正补传》2卷、《春秋左传识小录》2卷、《小尔雅约注》1卷、《通训定声补遗》1卷、《离骚补注》1卷、《六书假借经征》4卷、《尚书古注便读》4卷等几十种。以《说文通训定声》影响最大。
　　本书共18卷，所收正篆9507个，旁注字5889个，附存字1844个，总共17240字。这些字的编排，不是按照《说文》以部首为纲系联的方式，而是先从这些字中分析出1137个声符字（朱氏叫声母），再把声符字归纳为上古音十八部，各部皆以《易》卦取名，它们分别是丰、升、临、谦、颐、孚、小、需、豫、随、解、履、泰、乾、屯、坤、鼎、壮。然后以十八部统率声符字，以声符字统率凡用该声符组成的各字，使全书成为完全以上古韵韵系联的编排方式。全书所包括的内容有三个方面：第一是说文，第二是通训，第三是定声。所谓说文，是以许慎《说文》的内容为基础，说解文字形体反映出来的本义（朱氏叫做本训），这里包括了所谓六书中的四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有时候还讲一种别义，也就是另一个本义，即《说文》的一曰。也有一些别义是《说文》所未提及的。所谓通训，讲的是转注与假借，这是本书最精彩的部分，也是全书的着重点。不过本书所说的转注、假借，已与许慎《说文》所说的转注、假借概念完全异趣。许慎说：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而朱氏却说：转注者，体不改造，引意相受，令长是也；假借者，本无其意，依声托字，朋来是也。依朱氏定义，本书所说的转注即为引申，假借即是同音通假，包括叠字（朱氏称为重言形况字）、连绵字（朱氏称为连语）与专有名词（朱氏称为托名幖识字）在内。所谓定声，就是把《说文》中的文字按古音分类，其目的是以著文字声音之原，证广韵今韵之非古。在这一部分里又包括古韵与转音两项。其所说古韵是指自《诗》、《易》以下至先秦这个字和哪些同韵部的字相押；转音是说自《诗》、《易》以下至先秦这个字和哪些邻韵的字相押。全书所说的说文、通训、定声三个部分，实际上即包括了字形、字义、字音三个方面。说文部分主要是说明字形与字义、字音的关系，而以字形为主；通训部分专讲字义（词义）的引申与假借，使读者能观其会通；定声部分则是以上古韵文的用韵来证明古音。如《辵部》逝字下说：逝，往也。从辵，折声。读若誓。《广雅释诂一》：‘逝，行也。’《诗东门之枌》：‘穀旦于逝。’《论语》：‘君子可逝也。’又：‘逝者如斯夫。’皇疏：‘往去之辞也？’‘日月逝矣’。皇疏：‘速也’。《诗谷风》：‘无逝我梁。’传：‘之也’。《十亩之间》：‘行与子逝兮。’笺：‘逮也’。《韩诗有杕之杜》：‘逝肯适我。’传：‘及也’。〔转注〕谢宣远诗：‘逝者如可作。’注：‘谓死也。’〔假借〕为誓。按，《诗硕鼠》‘逝将去汝’，《日月》‘逝不古处’，《桑柔》‘逝不以濯’，皆要约之辞。〔古韵〕《诗柳》叶舌逝。《二子乘舟》叶逝害。《十亩之间》叶外泄逝。《蟋蟀》叶逝迈外蹶。《楚辞湘夫人》叶裔逝盖。《高唐赋》叶斾盖逝会害逮滞。《诗谷风》叶逝发阅，句中韵。由之，我们可以得见本书形、音、义三方面的说解之例略。
　　本书与清代《说文》四大家的其他三家著作相比，有三个最为突出的特点：其一是编排体例上的改革。段玉裁、桂馥、王筠研究《说文》皆依《说文》旧例详加解说、列证、释例，根本未考虑到要改变《说文》的部首排列法。而本书则一反前例，它不仅新增了《说文》所无的七千余字，而且还把所收之字分成1137个声符字，归为十八个古韵之内，按照古韵及谐声偏旁进行排比，创造出一种新的编排体列。其二是对六书中转注、假借定义的翻案。在朱氏之前，从来未有人对许慎给转注、假借所下的定义有过驳难，对其所列的例字也未曾提出过异议。而朱氏为了廓清历来对许氏定义与例字的纷纭解说之混乱，大胆地推翻了许说，使本书所论及的转注、假借再无旧有的葛藤纠缠，卓然而自成一家之言。其三是对词义的全面解释。《说文》作为一部专讲字形的著作，只讲本义是可以的，而且也足够了。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一词多义的现象便日益突出，作为一部研究词义的著作，如果无视语言中广泛存在的一词多义现象，那么它是很不适时的著作。朱氏正因为认识到全面研究词义的重要性，故他能在本书中大量阐释引申义与假借义的问题，使《说文》研究中的未辟之疆词义研究得到了开拓，从而推进了汉语文学研究的发展。当然，本书客观存在的缺失也有不少，如在说解时，常常出现对转注、假借、别义、声训之间的界限划分不清的现象；对《说文》的修订，时有失当之处。特别是其中有关省声的理论，更是方法论上的错误，因此当时的段玉裁等人皆对之提出了批评意见。虽如此。本书作为一部研究《说文》的专著，其在中国语言学史上的贡献是巨大的，成就是主要的。它仍是我们研究《说文》与古代汉语的重要参考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