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里的人生将火车引向岔道与不将大胖子推上铁轨

　　将火车引向岔道的故事说，一列火车在轨道上疾驰，当司机抬头了望时，突然发现前方的铁轨上有五个人在干活，他们根本没感觉到火车的到来，他按下警笛，警笛发生故障，没有响声；他又赶忙拉闸刹车，车闸失灵，火车仍然在飞奔。这时，他发现前边不远的铁轨处有一个分岔，完全有时间把火车开上岔道，于是他立刻给轨道切换控制室打了电话。坐在轨道切换控制器前的切换员接到报告后，从荧屏上发现岔道上也有一个工人在干活，这个工人也一点没感觉到火车的到来。怎么办？让火车停下来是办不到了，让火车直驶过去，还是让它驶上岔道？他必须在二者之间做出选择。时间容不得他多想，他无奈地按下了切换器的开关，然后痛苦地闭上了眼睛。五个人得救了，但一个人死在车轮下。
　　不将大胖子推上铁轨的故事说，火车失控向前疾驶，警笛不响，刹车失灵，前方没有岔道，火车飞驰着向在铁轨上干活的五个人撞去，而这五个人浑然不觉。此时，一个过路人正站在五个人与火车之间的铁道旁，他身边还站着一个陌生人，高大奇胖。这个过路人十分聪明，他立刻意识到，只要他把那个高大奇胖的人推倒在铁轨上，他硕大的身躯就能形成阻力，让火车停下，五个人就可以得救，但大胖子会命丧黄泉。推倒大胖子并不是什么难事，他只要稍用一点劲儿就能办到，但他没有这样做，眼瞅着火车呼啸而过，五个人都倒在血泊中。
　　作者感言：请不要扼腕叹息，这不是生活真实。这是根据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提出的火车困境这一道德难题而假设的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背后的道德依据是：做法是否正确，行为是否符合道德，取决我们选择这种行为的结果。牺牲一个人，可以拯救五个人，结果是合算的，是道德的。我们把这种选择称作道德的结果主义，即以行为结果为依据，来判断行为是否道德。
　　第二个故事背后的道德根据是：什么是正确行为，与其结果无关，只与行为本身或行为过程有关。我们不能为拯救多数人的生命而杀害少数人，过路人之所以不能对胖子下手，因为胖子是无辜的。我们把这种选择称作道德的过程主义，即以行为过程是否正义、正确为依据，来判断行为是否道德。
　　这两个故事的确含有道德难题，无论怎么选择，都包含不道德成分，依据结果主义，路人不把大胖子推倒在铁轨上，就不够道德，因为他完全可以通过牺牲少数人的生命而保全多数人的生命，但他没有这样做；依据过程主义，轨道切换员的做法就不够道德，他不应该为救多数人的性命而杀害少数人，因为少数人也是无辜的，不应受到迫害。那么，故事中两个人的做法是否具有正当性？是非到底如果判定？
　　我们的回答是：上述两人的做法都是正当的，都具有正义性，都是道德的。理由是：两人所处的境遇不同，因此必须采取不同的抉择。
　　第一个故事中的轨道切换员，是完全处于被动态，他不是杀人行为的直接主体，他没有权力决定杀谁不杀谁，他唯一能够选择的，就是救五人，还是救一人。在这种情况下，选择救多数人是理性和道德的，专家曾搞过同样的测试，被试的绝大多数人都做了与轨道切换员一样的选择，这足以说明，大多数人的道德判断是相同的。
　　第二个故事里的路人，是决定是否杀死大胖子的直接行为主体，大胖子的生死，就操持在他的手里。把大胖子推倒铁轨上，他就是直接杀害无辜，而杀害无辜是不道德的，甚至是违背法律的，为救五人而杀害一人，不能成为杀人行为的正当理由。
　　所以，到底以结果主义为依据，还是以过程主义为依据，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社会生活具有复杂性和多变性，有时候我们就有可能面临道德选择的两难境地，当其时，我们的正确做法是：从实际出发，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不能机械地恪守某一种准则。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的灵魂，也是我们做出正确道德选择的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