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南越王墓出土铜镜

　　铜镜是中国青铜器中自成体系、价值极高的工艺美术品，也是铸造较早、延续时间较长的门类，涵盖了人文国学与自然国学的诸多信息。在汉代墓葬中，铜镜也是最常见的陪葬种类之一。1983年发现的广州象岗西汉南越文王墓，是迄今为止岭南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随葬品最丰富的一座古墓，被称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五大考古发现之一。墓中出土了1000余件（套）珍贵的随葬品，主要是玉器和青铜器，其中有铜镜39枚。
　　南越王墓出土铜镜种类之多、数量之众在全国是极其罕见的：属于墓主的6枚铜镜放置在西耳室，东侧室的4位殉葬夫人随葬14枚铜镜，西侧室随葬有7个奴婢共出10枚，东耳室出有7枚，前室和墓葬外藏椁各出l枚〔1〕。既有西周以来盛行的素镜，战国时期流行的山字纹镜，也有战国晚期承继楚地盛行之风的动物纹镜，秦汉之际广泛使用的连弧纹镜，还有汉初仿战国风格所制的植物纹镜，以及特殊工艺镜式等。
　　简朴庄重素镜
　　南越王墓出土了1枚全素镜和4枚素地镜（图一）。全素镜在出土时已破碎成若干块，但从其上包裹的绢及绢上刺绣残痕不难得知其主人对镜的喜爱。素镜始于西周，是最广泛和最普遍的镜种，不仅数量多，而且不乏精品，从战国时期的三弦纹素镜到汉代的连弧纹素镜，再到唐宋的单凸棱素镜，直至明代的各式平顶印章素镜和清代的漳州素镜，不论其外形和内钮如何变化，都以其简洁的形制和朴素的样式赢得了使用者的青睐和喜爱〔2〕。
　　战国遗风山字纹镜
　　南越王墓出土的山字纹镜有四山纹镜和六山纹镜两种。山字纹镜是典型的楚镜，全国各地都有出土，境外的俄罗斯亦有出土。山字纹应是汉字山的变体，此类镜中有三山、四山、五山者。南越王墓出土的六山纹镜作为考古发掘的出土品，弥足珍贵（图二）。此镜主纹为六个山字，中间一划特长，直指外区边缘；短的两划上端稍向内勾。山字呈逆时方向倾斜，浪花形羽状纹地，中间层作连叶形花瓣。圆钮座的座周边有六枚花瓣，各瓣尖连以线条构成六连叶；叶尖又各出一花蕾〔3〕。另有2件四山纹镜（图三），纹饰大体相近，主纹为四个山字，羽状纹地，钮座四角伸出连贯式桃形花瓣作为点缀。
　　千姿百态动物纹镜
　　南越王墓出土的动物纹镜以龙纹为主，另有3枚龙凤纹镜。龙纹镜是战国晚期楚地盛行的镜类。秦以后，其他种类的楚镜不断衰落，龙纹镜一直延续使用至西汉早期，并成为汉初铜镜的主要镜类之一〔4〕。南越王墓的龙纹镜可分为缠绕式龙纹镜、方连龙纹镜、连弧龙纹镜等。这件缠绕式龙纹镜（图四）的钮座装饰一周龙纹带，浅浮雕有四条腾飞的龙。主纹为四龙缠绕，与方连菱形纹结合，龙作昂首张口吐舌状。另有一种连弧龙纹镜（图五），其圆钮座外为一周宽带纹，以两圈方向相反的斜线纹相夹。镜中八弧相连，把主纹分为内外两区，连弧相交点特别尖长，直伸外缘。内外两区布列有四大龙纹和四小龙纹。四大龙在外区，龙首均向右，前半身在一弧圈内，龙口大张，两肢双爪，左右撑开，呈孔武有力状，后半身在另一弧圈内。前后体均有一部分穿过连弧纹，伸入内区。内区的四小龙作为补白。主纹八条龙在云雷纹地上突起，做盘桓缠绕状，显得十分繁缛〔5〕。还有一件三龙纹镜（图六），虽然因未做去锈处理，有一龙形状不明，但是瑕不掩瑜，仍不失为一件精品。其主纹是三组浅浮雕的单体龙纹，龙首扬起张口，作腾飞状。躯体呈菱形，长尾向下弯曲，尾端或作翼燕形，或作花蒂状。三条龙皆单足站立，踏于座上，作相互追逐状。地纹为工整的双线勾连纹，填以精细的三角形雷纹，空隙处填以细珠。
　　在东侧室出土的3枚龙凤纹镜中，有2枚十字形龙凤纹镜（图七、图八），十字形四叶纹内外的龙凤纹饰不尽相同，左边的龙凤造型奇特，线条有方直、有圆转，极具剪纸贴饰效果，立体感强。地纹是极其繁缛细密的菱形纹，菱间填以云雷纹和规则细点。右边内区的四扁叶尖上各站立一只凤鸟，展翅作翘首远望状，外区的四叶之间有四个略呈S形的蟠龙回首怒目，张牙舞爪。地纹是整齐云纹和方形雷纹构成的云雷纹。这种镜的镜面宽阔平坦，纹饰布局奇特，形制风格与楚镜不同，但与陕西凤翔县秦墓出土的铜镜的纹饰和大小都十分近似，可能为秦文化的器物〔6〕。
　　抽象写意植物纹镜
　　墓中出有一件菱花纹镜（图九），三弦小钮，水仙花做钮座，主纹为对折菱形纹，另有四朵开放的水仙花装饰其中，显得生机勃勃、变化万千。在中国传统装饰中，植物仿生纹样一直是主流。这不仅因为植物是自然形态，具有强大的亲和力，更在于植物纹样介于抽象与具象之间，保留了具象形态的特点〔7〕。这件镜的铸工虽不甚精美，但其构思精巧，运用条理和反复这一法则进行处理，使纹饰变得有节奏感，进而产生有序、生动、完整、平衡的视觉美感。从其出土时为全丝绢所裹的状态推之，镜的主人对其也是甚为珍视的。
　　巧夺天工特殊工艺镜
　　除上述诸镜外，南越王墓中还出土了5枚特殊工艺镜，如彩绘镜和带托镜。这件彩绘镜（图十）的直径达41厘米，缘厚0。5厘米，钮长2厘米，是目前国内考古发掘所见最大的一面西汉绘画镜。其以一圈凹面宽带纹将镜背分割为两区，内区绘卷云纹，外区绘人物。其中一组外区人物的中央有两人跨步弓腰作斗剑表演，两侧立有观望者：左侧一组四人，一人在前引导，三人成群在后，均拢手而立；右侧三人成群，亦拢手而立，推测这三人之前还有一人，因锈层所盖，不能分辨。其绘画风格与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帛画相似。出土时，这件铜镜置于器物的底层，放在一个圆漆盒里，漆盒压在大漆木铁工具箱之下，盒已残碎，其上绘有朱漆云纹。
　　这件带托镜（图十一）由镜面和背托两部分组合而成，面与托分别铸制，故又称复合镜。整镜嵌错精细，绚丽多彩，极为美观。镜托做成凹形托盘，将镜面套入，用胶漆粘结牢固。镜托背面错金银、红铜、绿松石嵌砌成复杂的图案。九枚鎏金乳丁布列其中，以乳丁为基点，中央一枚，四方各布一枚构成方形，乳丁座用红铜做成四叶花瓣形，上错金丝；仍以中央的乳丁为基点，纵横划线，将画面分成许多等分，以红铜为地制出几何圖形的勾连纹，上错金银丝，空隙间再填以绿松石。镜的边缘等分四枚乳丁和三个环钮。环钮上系以绶带，绶带尚存〔8〕。经电子探针分析，镜面的含锡量高达31。2，高含锡量使镜面坚硬，亮度增强，利于照容，但质坚易脆裂。镜托的含铅量高，因此柔软不易断裂。这种巧妙地利用材料比重的不同，将刚（镜面）柔（镜托）粘贴组成的复合镜，在构思与工艺上别出心裁，堪称中国古镜的极致精品。这类带托镜在国内仅见3枚，除南越王墓外，一枚出自山东临淄商王庄〔9〕，另一枚出自江苏涟水三里墩汉墓〔10〕，三者形制相同，均装饰几何图形的勾连纹，有的还错金银、镶嵌绿松石。从其制作和纹饰的风格看，属战国镜。
　　小结
　　中国铜镜是一种承载着大量文化信息的特殊文物：铸制历史连贯，考古断代便捷，文化内涵博大，审美情趣彰显，证史直观翔实，书体映照生辉〔12〕。作为一种文化载体，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铜镜与其他文物一起，生动再现了南越国的社会风貌与岭南文化的丰富内涵。
　　南越国出现铜镜是从秦始皇略定扬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开始的。秦平岭南后留下戍军并征调囚犯、奴仆、小贩商人、士兵共几十万人开发岭南，这些将士和徙民为岭南带来中原内地的文化以及生产、生活用具，铜镜便在其列。南越王墓出土的战国和秦代的镜类，便是这一历史的实物见证。
　　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建立了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大一统政权。整个中国被纳入一个庞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之中，但由于中国地大物博，各地的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先秦以来经过长期历史积淀而形成的中华文化的地域特色，并没有因为秦始皇的短暂统一而完全消失。秦汉时期，中华文化在以中原文化为主体的前提下，依然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面貌，具有多元性和地域性特点。南越王墓出土铜镜中的楚文化因素、秦文化因素，如山字纹镜、凤鸟纹镜等，展现出岭南文化兼收并蓄的特点，以及在此过程中所经过的文化融合与再生创造历程。
　　南越王墓出土铜镜，于方寸之间却有无限内涵，不仅精致美观，而且为研究秦平岭南后的岭南地区社会生活和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对中国铜镜史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是彌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1〕全洪：《南越国铜镜论述》，《考古学报》1998年第3期。
　　〔2〕尹春洁：《南越王墓出土的铜镜纹饰研究》，《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3〕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261页。
　　〔4〕尹春洁：《南越王墓出土的铜镜纹饰研究》，《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5〕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西汉南越王墓》，第84页。
　　〔6〕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西汉南越王墓》，第226228页。
　　〔7〕清华大学汉镜文化研究课题组著：《汉镜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81页。
　　〔8〕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西汉南越王墓》，第8586页。
　　〔9〕齐文涛：《概述近年来山东出土的青铜器》，《文物》1972年第5期。
　　〔10〕南京博物院：《江苏涟水三里墩西汉墓》，《考古》1973年第2期。
　　〔11〕清华大学汉镜文化研究课题组著：《汉镜文化研究》，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