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南越王墓出土的铁质武备

　　南越王墓是南越国考古出土铁器数量最多、品类最丰富的遗迹，该墓葬的铁器主要分为工具和武备两类。其中，武备包含了铁剑、铁矛、铁戟、铁铍、铁铤铜镞、铁铠甲，以及一件疑似兵器的铁质利器〔1〕，可分为短兵器、长兵器、射兵器和防护装备四类。
　　一、短兵器
　　铁质短兵器数量最多的是铁剑（图一），均出自主棺室，且摆放在距离南越王不远处，应是墓主人珍视之物。
　　铁剑是南越王称帝的证明。在汉代，剑是身份等级的象征，这主要体现在剑的长度之上。《汉旧仪》：‘乘舆冠高山冠，飞月之缨，帻耳赤，丹纨里衣，带七尺斩蛇剑，履虎尾絇履。案此则亦通于天子。〔2〕《后汉书刘盆子列传》：樊崇乃将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余人肉袒降，上所得传国玺绶，更始七尺宝剑及玉璧各一。〔3〕由此可知，汉代的天子所佩之剑长七尺。汉代一尺约为23。1厘米，七尺即为161。7厘米。南越王墓出土的铁剑通长接近或超过1米的有10件，其中D143铁剑（图一，下1）长146厘米，是目前考古发现汉代最长的铁剑。此剑装饰有完整的一套四件玉质剑饰（剑首、剑格、剑璏、剑珌），套装完备的D143铁剑整体长度约153。6厘米，换算为汉尺即为6。65尺。鉴于其有一定程度的锈蚀，故可推测原本更长，应接近7尺。南越国的独立性较同时期其他诸侯国更大，第一代王赵佗和第二代王赵昧僭越称帝，南越国君主仿照天子的规格配备设施，这些观点在诸多传世文献及出土文物中均已得到印证。D143铁剑反映出南越王赵昧佩戴七尺天子剑，是其僭越称帝的又一证明。
　　铁剑的剑茎使用复合材料以达到刚柔并济的效果。剑茎大多采用以铁为芯，上下夹木片或竹片，继而髹漆，最后以丝线分段横间捆缠的形式制作而成（图二）。铁芯是剑茎的根本，提供刚性；表层夹竹木片是为了保护铁芯，一定程度地保证韧性；髹漆是为了给竹木等有机质防腐；在最外层分段横间捆缠丝线既可以再次增强剑茎的韧性，还有利于增强摩擦度，方便持握。
　　除铁剑以外，墓中还出土了一件疑似兵器的利器（图三）。这件利器出土时与铁戟、铁矛等兵器摆放在一起。整器由一根长铁条弯曲成矩形；一侧有较长的圆柱状直刺，尖刃部分已残断；直刺部位宽，矩形部位窄，中有横栓透出；横栓以下的握身处，四侧夹有薄木片，以丝带捆缠；残长43。5、前宽8。5、后宽6。5厘米〔4〕。广西贵县罗泊湾l号墓是南越国时期的高等贵族墓，也出土了一件形制几乎全同的利器，区别在于其尖刃部位保存完好，整器长73。5厘米〔5〕，可作对比研究。从形制上分析，一端长而有尖峰，应可作为刺兵使用；矩形部位四侧夹薄木片，且有丝带捆缠，应可作持握用；持握处为矩形，可容纳单手抓握的同时或许还起到了格挡保护的作用（参考西洋剑的护手）。目前此种利器仅见上述两例，均出自南越国墓葬之中，或许是南越国独有的短兵器。
　　二、长兵器
　　铁质长兵器有铁矛、铁戟、铁铍。
　　南越王墓出土的铁矛分为铁身铁骹和铁身铜骹两类，前者5件，后者2件。铁身铁骹矛在汉代并不鲜见，如满城漢墓1：5073铁矛〔6〕、洛阳烧沟汉墓94：1铁矛、1013：3铁矛〔7〕等。至于铁身铜骹矛，目前发现最早的出土于三门峡虢国墓M2009，属于西周晚期〔8〕。至汉代，这种铜铁相配的组合还有发现。长沙成家湖陡壁山l号墓出土的错金矛骹〔9〕（图四），虽然矛身已缺失，仅剩矛骹部分，但其型制与南越王墓D170铜骹部分（图五，下）及D129（图六）极为相似，均上小下大，与矛身接合处略宽展，中有一扁长形卯孔，以容纳矛身末端突出的直榫，骹末开叉呈偃月形，一侧有一个半环形鼻，表面鎏金且均饰有错金银的套叠式三角形图案纹样。由此推测，陡壁山l号墓的错金矛骹也应是铜铁相配的组合。墓中出土铁矛的矛柲采用积竹柲的形式制作，即由竹片劈削成的小竹条组成一束为中心，两侧再依照镦的弧度削成大小与之相应的小竹片包在两侧，最外用丝绳捆缠。积竹秘的构造在秦始皇兵马俑一号坑中亦有发现〔10〕，应是南越国一定程度地继承了秦代兵器的制作工艺。这批铁矛均配备铜镦，3件素面无纹，2件鎏金，2件饰有华丽的错金银流云纹，其中配备流云纹铜镦的正是铁身铜骹矛（图五，上）。其用途可能不一，制作朴素的或为实战兵器，装饰华丽的或作仪仗之用。
　　铁戟有二。一件（D1271）为汉代盛行的卜字戟，刺长而锐利，与胡相连，援细长，与刺、胡呈直角相交。另一件（D1272，图七）的形制目前发现较少，刺宽扁，与胡相连但外弯约20，援直，与胡呈直角相交。黄展岳先生于1996年发表的《南越国出土铁器的初步考察》曾记录了一件，即出自山东巨野红土山汉墓的131铁戟〔11〕。白云翔先生的著作《先秦两汉铁器的考古学研究》也收录了一件，即河南永城保安山BM2K1：l672〔12〕。2011年在江苏大云山1号汉墓中亦发现了6件刺部外弯的铁戟〔13〕。相信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此类铁戟在今后还将陆续有所发现。南越王墓出土的两件铁戟均配备素面无纹的铜镦，可能是实战兵器。
　　铍是长刺兵，其出现始于东周。铍头形如扁茎短剑，茎上有穿孔，将茎部插入秘端裂隙后，用销钉钉合，再捆缠丝绳以固定。战国和秦代的铍头多为铜制，一般长约35厘米〔14〕，装上秘后最长可达3。82米〔15〕。随着汉代冶铁业的发展，铍头开始大量采取铁制，随着材质革新，其长度也大幅度增加，达到了6575厘米。为了增强装柲的牢固程度，会在铍头与秘的结合部位装设尖齿形的铜籀〔16〕。
　　《西汉南越王墓》发掘报告记录了西侧室出土的一件铁铍（F40，图八），铍头残长20。4厘米，其套装于柲末的镦为鎏金铜质，整器或作仪仗之用。在距离此器不远处（相隔约1米），出土了5件铁剑，笔者猜测其中至少4件（D104、D171、D172、D173）为铁铍（图九），原因如下：
　　1。从出土位置看，其与铁铍（F40）较为接近，而铁铍（F40）出土于主棺室与西侧室过道处，实际上较为靠近主棺室，存在木柲朽坏后跌落于此或在墓中进水后漂移至此的可能性。
　　2。从出土伴随物看，铁剑是与矛、戟等长兵器放置在一起的，存在同类兵器统一放置的可能性。
　　3。从器物形制看，4件铁剑的长度介于46。461。6厘米之间，身与茎的接合处用三尖状的山字形铜籀套接，茎为较短的扁条状，此三点均符合汉代铁铍的特点；铜籀之上有桥型鼻钮可用作系绑，结合其三尖状铜籀进行考虑（图十），此种构造并不适合手部抓握茎部并做出挥砍、直刺等动作，如果强行使用，不仅扎手，还将由于缺少正常形制的剑格而导致在直刺时无法发挥最大力量。若是套装在长柲之上使用，此类问题将迎刃而解。
　　4。同期的其他遗址出土了相似的文物。如山东大武西汉齐王墓的五号随葬坑中出土了20件铁铍，形制与南越王墓的D104、D171、D172、D173铁剑极为相似，而且配备了铜镦，确为长兵器无疑。
　　综上，南越王墓出土的D104、D171、D172、D173铁剑应为铁铍。
　　三、射兵器
　　铁铤铜镞是南越王墓出土的唯一铁质射兵器。因为墓中出土了铜质弩机而不见实用性的弓，所以这批箭镞很可能是弩箭的一部分。
　　关于箭镞的出土情况详看下表：
　　双翼式箭镞是较为早期的形制。到了春秋战国之际，双翼式让位于三翼式和三棱式。又因为三棱式的制作较三翼式便捷，所以铜质三棱式箭镞成为主流，如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在其出土的4507枚箭镞中，三棱式箭镞有4318枚，占到了总数的95。81〔18〕。到了战国中晚期，铁铤铜镞已然是大势所趋，如在燕下都战国中晚期遗址和墓葬的出土中，铜镞357件，铁铤铜镞1150件，铁镞13件〔19〕。结合上表可知，处于汉朝初期的南越国，三棱式箭镞为主要型号，且几乎均为铁铤铜镞的构造（图十一）。这些三棱式箭镞是在镞的圆銎处插入一段铁铤，再套入一段竹管作为箭杆。铁铤上都有麻线作交叉状捆缠，增强摩擦力，防止脱落。之所以采用铁铤铜镞的形式，究其原因是铜铸箭镞有其优越性：便于标准化生产，具有高度的规范性，优于用铁锻造箭镞。以铁铤代替原本的铜铤，应是为了节省铜材，降低成本。
　　四、防护装备
　　南越王墓出土的铁质防护装备仅有铁铠甲一件。经中科院考古研究所技术室复原后，整件铠甲通高58、胸围102厘米，无立领、无披膊、无下摆，形状近似坎肩（图十三）。其上下排甲片采用直向排列的方式，与秦始皇兵马俑的铠甲布列方式相同；右胸和右肋使用系带开合的形式，也保存和沿袭了秦甲的遗制〔20〕；无立领、无披膊、无下摆的轻便形制，与秦俑的骑兵俑铠甲形制较为相似，适合骑射作战使用。南越王墓铁铠甲带有诸多秦风的原因，或是因为南越国开国之君赵佗本为秦将，一定程度受到了秦文化的影响。
　　五、结语
　　秦末汉初之际，赵佗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高后时期，（南越）发兵攻长沙边邑，败数县而去；其后，南越与汉朝鏖战岁余，直至高后去世，汉军退兵〔21〕。从秦末天下纷乱至西汉四海初定，处于如此更替之世的南越国能延續近百年，称雄一方，除了占据地理优势及采取和辑百越措施赢得越人拥戴以外，更与其军事力量密不可分。南越王墓出土的铁质武备囊括了短兵器、长兵器、射兵器、防护装备四大类，且实战装备与礼仪用器兼具，正是南越国尚武精神及军事实力的缩影。
　　〔1〕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2〕（南朝）范晔：《后汉书》卷一二《舆服志下》，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666页。
　　〔3〕（南朝）范晔：《后汉书》卷一一《刘盆子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485页。
　　〔4〕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177页。
　　〔5〕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53页。
　　〔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106页。
　　〔7〕洛阳区考古发掘队：《洛阳烧沟汉墓》，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95页。
　　〔8〕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三门峡虢国墓》，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560页。
　　〔9〕长沙市文化局文物组：《长沙成家湖西汉曹女巽墓》，《文物》1973年第3期。
　　〔10〕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坑发掘报告（19741984）》，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274页。
　　〔11〕黄展岳：《南越国出土铁器的初步考察》，《考古》1996年第3期。
　　〔12〕白云翔：《先秦两汉铁器的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8页。
　　〔13〕南京博物院等：《江苏盱眙县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一号墓》，《考古》2013年第10期。
　　〔14〕钟少异：《中国古代军事工程技术史（上古至五代）》，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80页。
　　〔15〕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坑发掘报告（19741984）》，第271页。
　　〔16〕钟少异：《中国古代军事工程技术史（上古至五代）》，第383页。
　　〔17〕山东省临淄市博物馆：《西汉齐王墓随葬器物坑》，《考古学报》1985年第2期。
　　〔18〕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296297页。
　　〔19〕钟少异：《中国古代军事工程技术史（上古至五代）》，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18219页。
　　〔20〕白荣金、钟少异：《中国传统工艺全集：甲胄复原》，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172页。
　　〔21〕（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一三《南越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6729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