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洛乌欣掌上珠玑节选原文及赏析

　　法国作家乔治西蒙在会见演员A。捷米多娃时说：
　　我们这个时代，通讯技术使读者获得了相当广博的教育，也使得作家不必多费笔墨。假如故事发生在基辅的滨河大街，那么描写这条街就是多余的。这件事已经由广播、电视、电影、导游指南做过了。如果我的小说里女主人公生了病，比方说得了肺结核，没有必要去描写病的症状，因为雷马克和其他小说家已经写过了
　　一个作家讲这番话，委实太奇怪了。倘如有100个人，会看到100条各自不同的基辅滨河街。作家则应该看到自己的街，第101条街，并且应该让读者也看到你这条街，而绝不是看到那个笼而统之的基辅滨河街。
　　肺结核确是人所共知的，可那又怎样呢？我由此想到艺术中的一个细节。安契诃夫的小说《含苞未放》改编上了银幕。女主人公染上肺病。我们大家都清楚，肺病是要咳血的。可是这里怎么表现的呢？女主人公在舞会上旋舞的时候，突然咳起来，便用手捂住嘴，在雪白的手套掌心部分，出现圆币大小的一块红点。此外不再需要多说什么了。你可能忘掉整部影片，但雪白手套上的这个红斑，你是忘不了的。没有这个红斑，也就没有艺术了。
　　让我们拿滑雪跳远的跳台来说吧。原来跳台有各式各样的。假设这个跳台规定能跳70米远，那么比这多些或少些，就要看技巧高低或是机缘好坏了。比赛场上成绩正在提高：75米78米78。5米81。3米80。6米84米。这可创了记录。人们还期待更好的成绩。展开了争夺每1厘米的战斗。83。884。2。好，打破了记录！
　　就这样，一会儿这个成绩稍微提高点，那个成绩稍微降低点，继续比赛下去。要有谁跳到86米，便是刷新记录，观众会对他报以掌声。
　　但是如果有个滑雪手（在进入争夺每1厘米的战斗以后），一下子跳出了170米，请问那时观众们和裁判们将何言以对呢？
　　在运动场上，这种情形未必会发生。可在艺术领域，恰巧就有这种情形：伟大人物脱颖而出，卓然不凡，打破了关于文艺标准的一切定论。
　　那时，有些人会说：绝对不可能。有些人则拍掌激赏。还有的人还有的人甚至恨不得不存在这么个跳远选手。不然的话，那些在80米左右徘徊不前的其他人，可如何是好呢？
　　电影的语言是强大的，而且有无穷的潜力。从象征手法到最为自然主义的表现，从广泛的概括到精确的细节，电影确乎是无所不能。尽管如此
　　有一次我们研究一部纪录片的素材。我对他们说：你们拍一场林木环绕中的寂静的教堂，要从教堂顶上突然腾空飞起一群野鸟，就像爆炸了一颗炮弹似的。可以设想这些鸟儿受了某种惊吓，于是如同爆破一般飞溅起来，迸向四面八方。
　　可这怎么拍法呢？摄影人员对我说，当然啰，拍是可以拍的。不过为了这么一个镜头，值得惹那么多麻烦，花那么大气力吗？人为地把许多只鸟儿摆到教堂顶上是做不到的，必须等待它们自己落上去。要是它们不肯落上去呢？再说，等你吓唬它们的时候，要是它们不像爆炸那样一哄而飞呢？万一它们飞的方向不对，是向下落或者都朝一个方向去呢？
　　的确是很难拍。而我这个动笔杆的人，用上一两分钟勾勒出一幅需要的画面，又算得了什么：
　　秋天的墓地，林木环绕中的教堂。突然，一群青鸟被什么东西惊起，像爆炸似地冲上天空，逃向四方。
　　我写不了日记，除了别的原因以外，这是由于我抑制不住一个愿望力求生动。实际上是否很生动，那另当别论。只是这个愿望简直成了一种本能。我无法满足于这样的记述：今天我看到了云杉林，或者说，邻居站在土台上，要么是，我和几个老乡一道喝了酒。我总得达到一定的表现力才肯罢休，这一来就得写出事实的背景、环境。可那么一搞，整天只能写日记了。
　　一位作者在《文学报》上撰文，谈我国读者读书的情况，他说曾收到列宁格勒一个读者的来信，信中这位列宁格勒读者，开了一份他认为应该阅读的作家名单。
　　名单上头一位是个当代作家，排在了普希金、托尔斯泰等人之前。（请看《文学报》1976年11月第44期）奥维季名列第一百。格里鲍耶陀夫干脆只进入了补充名单。
　　这里的问题，不在于名列第一的是哪个人，这属于列宁格勒读者的个人好恶。居于首席的，完全可以是阿勃拉莫夫、别洛夫、拉斯普京、诺索夫、舒克申、特里丰诺夫、阿斯塔菲耶夫、莫扎耶夫、特罗耶波利斯基、扎雷金等等。不过，这位列宁格勒读者还是有他一定的道理。道理何在呢？
　　古典作家这好比太阳。有太阳在，实在太好了。没有太阳便没有了生命。意识到有太阳在，实在是幸福。可是，这会儿屋里很冷。太阳在此时此刻，不能直接帮上忙。所以就需要一捆敦敦实实、普普通通的劈柴。
　　如果谁曾经去外地的大城市只待一天（早晨下火车，晚上便要乘车返回），那么他一定明白，虽说不必过夜，也得有旅馆落脚。
　　的确，是需要在旅馆里开个房间，需要精神上有个依托，知道有这么个地方，随时可以去休息一下，一个人安安静静坐一坐，想一想事情。要是没有落脚之地，心里不踏实，生怕找不到一个舒适可靠的栖身之所，那么这一天就会长得要命，又累又苦，甚至叫人无法忍受。
　　同样的道理，果戈理、屠格涅夫、画家A。伊万诺夫，所以能够心情轻松地多年侨居国外，是因为他们那时总想着：他们有俄罗斯在，有祖国在，而且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回去。因此他们没有患怀乡病，不同于后来那些与乡土隔绝了的侨居者。
　　又是同样的道理，人的一生（时间之短暂，正如在异城度过一天），也应该有个家，宁静的、牢靠的、长久的、舒服的家。缺了这个，人便会疲惫、焦躁、衰竭、易老。生活对他变得索然无味，成了不得已的重负。于是呢？快一些搭车回去吧。
　　我们已然习惯了在杂七杂八的小事上，在杂七杂八的文章里，在杂七杂八的题材中，分散自己的精力。今天写非洲，明天写北极，后天写播种。然则，精力是不该这么消耗的。比方说，不能想象要普里什文突然去写一本飞行员沃多彼雅诺夫的巨著。
　　他有他自己的东西。他对自己的东西有坚实的了解。并且他没有离开过自己的东西，他只写自己的东西。至于沃多彼雅诺夫，可以让比较熟悉这种材料的人去写。
　　我们每个人应该知道自己之所长，其余的一切，要毫不留情地从自己的道路上扫除干净。
　　小说里一切该有的东西，在他的作品里都有了：结构，情节线索错综复杂，主人公和各色人物、插话、夹叙故事、议论，如此等等。他的小说构造出来，装配起来，组织起来了，犹如一架复杂的连动机器，不妨比作一台电视机吧，里面一切的一切，直到最后一根导线，都已各就各位。只可惜电视机没接通电源，任凭你怎么拧转钮、压按键，它既不发亮，也不出声，没有一丝活气，也不给人一点欢乐。
　　人的一生，基本上可能有两种行动。一是滑溜，一是攀登。
　　一眼看去，会觉得滑溜容易，攀登困难。但实际上正相反。打滑溜的人很快就活得累了，所以一般都过早地退出了人生舞台。难以设想，一个人会滑溜到80岁。
　　可是一个人可以攀登到90岁。而且看上去，他依然精神饱满，神采奕奕。
　　我有个朋友，下决心养条狗。他买了一大堆养狗的书，如怎么喂，怎么养，怎么训练。这也难怪，像狗这样复杂的高度发达的动物，要养好驯好，岂是一件容易的事。
　　可是，打算要孩子的时候，有几家父母也读读讲卫生、讲儿童心理、讲教育方法的书呢？
　　所有的人都认为自己会教育人，但却很少有人真会做这件事。
　　事有一件是偶然；事有两件是有意；事有三件被看作倾向；事有四件被尊为传统。
　　说起飞鸟的自由，人们已经形成了一种俗见。我们差不多把鸟的自由抬高为一种象征，一种理想境界。
　　飞鸟一样自由自在，天上飞鸟，无忧无虑，不知道辛劳
　　的确不假，飞鸟不知道人世间的约束，不知道道德思想的规范，不知道国家的界线。昨天，它们越过大海，径直飞向土耳其去了。大概就是由此形成了飞鸟自由的看法。
　　实则，它们竟也有自己的局限。每一只鸟儿都生活在特定的规律、环境、需求的铁笼里。
　　鸟类的栖身之地有严格的界限，它不得进入周围其他禽鸟那些不容侵犯的领地。
　　它必须付出很大劳动，用草叶和树枝搭巢，或者在木头上啄出巢来。
　　它必须卧在巢里苦熬时光，一动不动地孵卵。它要进行不胜其烦的机械劳动给雏鸟衔来上万条幼虫。
　　而且为了自身的生存，它一昼夜有时还得吞下超过自身体重的食物。
　　此外，它又绝对需要服从鸟群的法律，必得飞越3000、7000、12000公里，翼下磨出坚硬的痂。
　　习惯说，某某人生活困苦。这显然意味着，此人没有可能满足自己对温饱、清洁、休息的需要。
　　出现了一种离奇的状况。假定说，祖父或者曾祖父有过30种需要，而且当时有能力满足了所有的需要。当然这里不包括灾祸、饥荒、战争、火灾等情况。严格地说，他产生需要的数量，恰是能够满足的数量。就算是在假定的30种需要中间，有3种（占十分之一）没能满足吧。我想，这样的一个比例是符合实际的。
　　随着技术的进步，随着我们时代日益加快的纷扰，需要的数目也在增长。我们如今已经不是有30种，而是有100种需要，可我有力量满足的才将近半数。并且，没法满足的需要，有时倒是简单的需要安静、清洁的水、鲜牛奶、干净的空气、安稳的睡眠（无噩梦）、每日不断的体力活儿
　　试问，我们之间谁承受了更多的困苦，是往日的祖父呢，抑或是今天的我？
　　对职业拳击家来说，平时在生活中，在街上，是禁止动用拳头的。拳击家的拳头相当于一种武器。
　　那么，职业作家的语言呢？可没有谁禁止他们在文苑之外动用语言，例如谈话、写信、争吵、发言等等。这里不是指普通的谈话、写信，是说利用语言去打击别人。职业作家以话伤人，分量之重可能令人一蹶不振，再也直不起腰，抬不起头来。
　　这就说明，要么是我们的法制有漏洞，要么我们都是些不争气的语言拳击家，不懂得我们自己武器的意义所在。
　　艺术中有一种情形，可以称作半真实。人们评论一个作家，常说他写得不真实。事情果真如此吗？你读读他的作品就会看到，里面的人物有着生活中常见的名字，做着人们通常要做的事：刨土豆、炼钢、开火车、打猎、钓鱼、领导一个企业、吃饭、吵嘴、谈情说爱、离别、发议论到底还缺什么呢？
　　让我们举个例子说明。比方说在一个城市（基辅市），有一件同我相关的事。我很亲近的一个人，眼睛要做手术，手术的结果决定他是否能够复明。这时我的一位熟人寄给我一封长信。他信里说基辅正是春天，槭树和栗树已经抽叶；又说歌剧院正上演《波尔塔瓦的娜达尔卡》，来了许多外国旅游者，南斯拉夫剧团也来巡回演出应该说，这位熟人没有虚构任何东西，全都是事实。他写的是真实。信里只是缺少了一句话：手术结果如何。如果不写这句话，那末我这位朋友的来信再长再真实，它对我也便失去了大部分价值。自然啰，知道基辅现在情形如何，也有一点意思
　　一位当代作家，对我抱怨说自己的日子不好过：你刚刚回到自己的城里来，人们便蜂拥而至，有许多要求。
　　这有什么不好？有影响，有名气嘛。过去托尔斯泰也是宾客盈门
　　对呀。可现在找你的目的是什么呢？帮我搞些水泥板吧，帮我给女儿找个工作或者送她进大学吧过去找托尔斯泰是问什么事呢：有没有上帝？应不应该爱自己的亲人？往后怎么生活？
　　我们常讲需要客观性。但一个活人，特别是艺术家，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是一个客观主义者。
　　（白春仁译）
　　注释：
　　这些都是俄罗斯当代著名作家。
　　普里什文（18731954）：俄罗斯作家，以创作抒情散文见长。
　　【赏析】
　　从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起，索洛乌欣相继发表了一些短章随笔。这些短小但体现着作家思考的小作品大多来源于作者信手记在飞机票、日历上的随记。这些随记作品看似杂，但多少带有顿悟色彩，更耐人寻味。后来，这些随记结集，便成为《掌上珠玑》。在类似格言和短章的篇章中，索洛乌欣对人生、社会、自然等方面进行了深刻的思索和智慧的总结，可以说是他一生创作经验和人生阅历的结晶。本篇涉及艺术创作的规律、社会生活现象和人类生活的真谛，行文抒情而富有睿智。
　　在现实生活中，事物或事件或许是相同的，但是审美是不同的，它带有独特性，与个人的经历、心境都有关系。作家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产品的创造者，他们应该具备比一般人更深邃明澈的目光、更丰富纯粹的心灵、更博雅宏达的修养、更优美高尚的情操，从而形成更个人化的感受，通过文字传达震撼心灵的思考，让读者在习以为常的事物或事件中得到陌生的审美享受。用敏锐的目光、发散的思维，洞察生活中常见的事件、现象、场景蕴涵的哲理；用别开生面的论述启迪思维、诱人深思是索洛乌欣表达人生关怀的方式，也是他体验人生的方式。
　　索洛乌欣致力于把自己独特的思考传达给他人。人们习惯于在养狗前看一大堆书。索洛乌欣透过这件事，敏锐地联想到，肯为养狗花这么大心思的人们，怎么就不肯为教育孩子而多看几本书呢？思维一转，对于事情的看法完全改观，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件却原来蕴涵着如此重要的文化现象。人们机械的、失去感受的生活被陌生的、赤裸裸地推到了人性的镜子面前，暮鼓晨钟般发人深省。
　　索洛乌欣在生活，同时也在体验、思考。在二战之后的和平年代，总体上看，物质在逐渐地丰富，新一代比老一代拥有更丰富的物质。但是只是物质丰富，能不能让人感到幸福？生活的物质水平的确是高了，可是与此同时，心为物役，好像压力更大了，感到不幸福的人反而越来越多了。索洛乌欣因此思索：现代社会中的人们与祖父和曾祖父辈相比，到底谁更幸福？与物质并不发达的祖父辈相比，到底不幸福在哪里？仔细思索，其实所谓幸福并不取决于社会上物质的丰富程度，而是取决于需要被满足的程度。处于消费时代，人的需要被无限地刺激。人们看不到新事物赛跑的终点，因为不断地有更新的事物加入进来，刺激人的欲望。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彻底地走向了先哲先贤们的背反面，同时失去了满足最简单需要如安静、清洁的水、干净的空气、安稳的睡眠的能力。这对于自认为正在走向一个前所未有的进步社会的人们，是一个反问，人们借此深入思考，也许可以明白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可以找到心中真正幸福的感觉，那就是读这篇散文的最大收获了。
　　为了能够深入浅出地表达自己对于生活现象的思索，索洛乌欣运用了很多独特的、巧妙的比喻：用滑雪跳远选手跳出超常规的成绩，比喻伟大艺术家对于艺术标准的超越。人们对于选手的超常规表现可能会作出各种评论和质疑，人们对此现象更容易理解，以此比喻就促使人们去思索对于天才人物可能普遍存在的排挤问题。而把古典作家比作太阳，就艺术地解答了人们对于古典作品在现代社会地位问题的质疑。把家比作异地旅行的人必要开的房间，认为这是人精神上的寄托，是心灵获得宁静、精神获得放松所必备的，家的重要作用由此显现。人生有数不清的痛苦与欢乐，也许痛苦会多于欢乐，也许压力会使生活疲惫，但人脆弱的心灵有一个为他做最后支撑的地方，支持他冲出逆境，兑现宏愿。这里为他提供身心休憩的港湾，为他提供恒久不灭的守护，这里就是家。作者哲理性的思考以形象的方式表达出来，增加了作品的可读性和趣味性。
　　厚重深广的贮存和明锐犀利的洞察，赋予了索洛乌欣诗人的心灵、农民的敏锐观察力和公民的良知。他为人民，尤其是作家和艺术家的艰辛痛心；为被践踏的大自然呐喊；为人类的崇高精神和一切神圣的美引吭高歌。他把自己对于写作、艺术、人生态度、生活现象的体悟，浓缩进作品，与读者分享自己的智慧。他把真诚灌注于字里行间，所以文章在优美、睿智中透出圣洁、庄严、诚挚的光辉，那是作家对生命、对生活最真诚的奉献。
　　（陈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