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中清政府情报工作失误军民心无忧患

　　岁逢甲午，国殇难抑。120年前的那个甲午，战争的失败带给中国的不仅是深重的历史灾难，更是空前的民族屈辱。从物质的掠夺到精神的羞辱，甲午战败一方面宣告了清政府苦心经营数十年的洋务运动彻底失败，另一方面也使中国社会彻底失去了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追赶西方的可能。中华民族由此陷入了精华已竭，膏血俱尽，坐而垂毙的亡国灭种危局。
　　战争失败的原因复杂多样，但有一个原因是无论如何也不应该被忽视情报失误。清政府在情报工作上的失误充斥着甲午战争的整个进程：从战争开始前的威胁判断和力量对比，到战争开始以后敌方兵力的部署配制，乃至战争结束时的谈判交锋，清政府招招滞后，处处被动。因为情报工作的失误，上至清政府的核心领导层，无法料敌先机，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下至战争和战役指挥者，无法掌握日军动向和实力，做到有的放矢。相反，由于自己保密不力，加之日本情报工作细致缜密，清军一举一动皆在敌人掌握之中。情报工作的优劣、得失、高下，直接导致了甲午战争对日单向透明的战场态势。最终，浑浑噩噩、糊里糊涂的清政府迎来的只能是失败和耻辱。
　　从情报的角度来看，清政府的失误之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战争威胁判断失误，导致战争准备不足。早在1855年，日本改革派思想家吉田松阴就曾主张：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当开拓虾夷，晓喻琉球，使之会同朝觐；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割南满之地，收台湾、吕宋之岛，占领整个中国，君临印度。吉田的这一思想对其弟子高衫晋作、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等产生了深远影响。明治维新开始后，日本逐步确定了对外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田中义一在奏折中称：明治大帝遗策是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满蒙，第四期征服支那，第五期征服世界。1887年，日本政府正式制定《清国征讨方略》，决定在1892年前完成对华作战的准备。日本的侵略野心虽然得到了清政府一些有识之士的重视，但由于缺乏最基本的对日情报搜集，大部分朝廷政要并未认识到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发生的巨大变化，对日本的认识仍停留在蕞尔小邦的阶段。清政府国防重臣李鸿章深信以清政府现有力量足以抑制日本的野心，进而认为倭人为远患而非近忧。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在日本倾全国之力扩军备战时，清政府反而削减军费预算放松国防建设：自1888年北洋舰队成军后，北洋舰队再未增添一艘新舰。此外，清政府还以财政紧张为由于1891年停止拨付海军的器械弹药经费。中国就是在这样一种不清醒的状态下，迎来了一场命运攸关的战争。相较之下，日本早在开战之前就充分做好了各种战争准备。例如，由于没有必胜的把握，开战之前，日本大本营制定了三种作战方案，充分考虑了战争演变的各种可能。方案一：歼灭北洋舰队夺取制海权，则与清军在直隶平原决战；方案二：未能歼灭对方舰队，不能独掌制海权，则只以陆军开进朝鲜；方案三：海战失利，联合舰队损失沉重，制海权为北洋舰队夺得，则以陆军主力驻守日本，等待中国军队登陆来袭。这三套方案皆围绕决定战争胜负的核心制海权而进行，并充分考虑了各种情况下日本的应对之策，准备不可谓不充分。
　　二、战争爆发后，既不知彼也不知己，导致战场节节败退。两千多年前中国古代兵圣孙子就曾说过：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甲午战争时期，清政府在对日情报搜集几无斩获的情况下，甚至都无法做到对己方军事行动和作战情报的准确掌握。清军中一些官僚为了自身利益而谎报军情，致使清政府无法准确掌握己方战场态势。例如，叶志超在成欢之战后，谎报战况，清政府因此而盲目乐观，于8月1日对日宣战。因为战场畏敌，1894年7月28日，清军骑探把逼近朝鲜素沙场的日军大岛义昌混成旅团4000余人夸大为众约三万，致使战争统率无法做出正确的决策指挥。与清政府截然相反，日本早在战争开始前数十年就已秘密开展对华情报搜集工作，不断向中国派遣各类间谍，并在中国建立了诸如东洋学馆、日清贸易研究所、乐善堂等间谍机构。这些日本间谍穿着中国服装，操持流利汉语，假扮成游学者、商贩、僧人、农民、船夫、乞丐等各种身份的中国人，侦察搜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地理和风土人情等情报。1892年，日清贸易研究所编印出版《清国通商总览》，全书3卷2300余页，被誊为当时向全世界介绍中国及中国人实际情况之最好文献。战争爆发后，日本利用战前做好的情报布局，取得了三大项关系战争胜负的重要成果：一是侦察获得了清政府军机处的相关情报；二是搞到了高升号运兵船向朝鲜运兵的具体日期；三是弄清了北洋舰队14艘军舰开赴朝鲜的具体日程。情报的失误和匮乏，使得清政府从战争伊始就陷于被动，只能疲于应对。
　　三、情报利用效率低下，反情报意识淡薄。清政府情报工作的失误不仅表现在情报搜集方面，还表现在情报利用效率不高、充满随意性等方面。这使得清政府即使获得了一些重要的情报，也常常因为被夹杂在纷至沓来的电报中而得不到重视，无法发挥应有的情报效用。在丰岛海战之前，北洋舰队得到倭舰将要来截的情报后，丁汝昌电请李鸿章率我海军大队继发接应，以防日舰偷袭。然而，李鸿章由于盲目迷信日本会遵守万国公例，认为日本不会偷袭中国的护航舰船和运兵船，没有采信倭舰将要来截的情报。最终，日本不宣而战，中国舰船济远号和广乙号在丰岛海战中惨遭日本偷袭。1895年1月15日，山东登来青道刘含芳获知日军登陆相关情报后，便电告李鸿章：闻日兵将由成山登陆。然而，李鸿章将此情上报朝廷后却没有受到应有重视，做出任何防备。1月20日，日军顺利在成山登陆，致使北洋舰队腹背受敌，最终难逃失败的厄运。除去重要情报难以发挥应有作用之外，清政府从上到下都十分缺乏反情报意识。在上层，清政府统治者战前上骄下慢，认为日本的大陆浪人和间谍都是鸡鸣狗盗之徒。战争开始后，清军将领反情报、反侦察意识淡薄，基本没有采取任何有效行动遏制日军的侦察活动，任由日军侦察。例如，日军在成山登陆前，派出间谍轻易就获取了清军在威海、成山的防卫部署；日军侦察土城子和旅顺后路炮台时，清军明知日军从土城子、水师营而来，却无法采取有效的反情报措施阻止日军情报侦察。
　　清政府在情报领域的失败，注定了清军在战场上的失败。与日本相比，清政府情报的失败不仅在于情报侦察手段的落后，也不止于人员素质的低下，更重要的是情报意识的缺乏。如果说侦察手段的落后使清政府较难侦获有价值的情报，人员素质的低下使得有价值情报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那么情报意识的缺乏则使得清政府上下不知情报为何物，漠视情报在战争过程中的作用。手段落后是技术落后的结果，素质低下是教育低下的结果，意识缺乏则是精神萎靡的结果。技术落后可以通过学习追赶，教育低下可以通过变革提升，精神萎靡则只能进行自我觉醒。然而，清王朝一直在沉睡，即使在经历过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签订《南京条约》、《望厦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等诸多不平等条约之后，清王朝仍然没有觉醒。直到甲午战争爆发前，面对日本明显的扩张意图和侵略举动，清政府依然盲目自大，自信满满。1879年，李鸿章对力主干涉日本在琉球废藩置县的丁日昌说：日本国帑不足，国债繁大，旧族因废藩而思乱，向有所闻。察其军费，清国之兵力应之乃绰绰有余。1886年长崎发生水兵骚乱事件后，李鸿章一时怒起，对日本驻天津领事波多野说：现今就开战争亦非难事，在贵国之我兵船船体铳炮坚硬，可自由开战！
　　精神深处的懈怠和萎靡使得清政府身处危境却不自知，全无忧患意识，最终只能在臆想的天朝上国中等待死亡。心无忧患，国恒亡。甲午战争带来的教训是深刻的，也是痛苦的，然而这些教训却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被司马穰苴明白指出：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清王朝如何会在古代先贤警世恒言的教诲之下重蹈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历史覆辙，这也许更值得当下长期身处和平环境的国人进行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