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新时代

　　总览夏时期玉器与玉文化，一股浓烈的新时代气息扑面而来。
　　玉文化中心转换，中原后来居上，成为新核心
　　中国史前玉文化大约开始形成于公元前6000年前后，此后总体上经历了由北往南、由东往西的传播与发展。
　　公元前6000年至4000年为史前玉文化起源阶段。各地出土玉器寥若晨星，器类简单。这一阶段，中国境内还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玉文化中心。
　　公元前4000年至3000年，是史前玉文化的重要发展期。玉器制作和使用突飞猛进，形成了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辽西地区和以凌家滩一北阴阳营文化、崧泽文化为代表的长江下游地区南北两大中心，而且相互间存在明显的交流和互动。
　　公元前3300年至2300年，随着前期文化大交流大融汇热潮的结束，各地史前文化逐渐呈现出封闭多于开放的发展特征。而太湖流域良渚文化玉器系统的形成和成熟，导致了这一阶段玉文化中心几乎仅有良渚文化一枝独秀。
　　良渚文化消亡后，在公元前2300年至1800年间的龙山时代（山东龙山文化、陶寺文化、齐家文化的绝对年代，根据最新碳十四测定数据，都已推迟至公元前2300年至1800年左右，因而我们将龙山时代的年代也推迟至这一时期），中国境内虽然再也没有形成一处玉器数量、种类及规模水平堪与良渚文化媲美的玉文化，但各地玉文化的发展却呈现出燎原之势，形成多个中心并存的局面。
　　在中国早期玉文化的发展中，就近取材是一大特征，红山文化、凌家滩一北阴阳营文化、良渚文化等玉文化中心的形成大抵都离不开玉料产地的支撑。到了龙山时代，齐家文化、石家河文化仍延续着依托玉矿资源的传统路径，但陶寺文化所在的山西南部，黄土堆积厚实，难觅玉矿资源，没有就近取材的便利，所需玉料需周边供应，明显体现出一种在非玉料产地汇聚玉石资源和琢玉工艺的新趋势。
　　据统计，出土的陶寺文化玉器已超千件，器形丰富多样，器类构成体现出汇聚八方的多元化特征。如形制多样的璧，就源自不同的地区和文化，其中中孔较大的圆形玉璧，可能是受良渚文化影响的产物；方形玉璧，则有红山文化的影子；玉牙璧，显然源自海岱地区；而由二璜或多璜联缀组合的多璜联璧，则是黄河中上游地区特有的形制，除陶寺文化外，还见于陕北的石峁文化和西北的齐家文化。其他器形，如玉琮，明显带有太湖流域良渚文化及其承继者广富林文化玉琮的基因（图一）；镂空玉兽面，则是来自石家河文化的舶来品；玉钺等片状玉器上嵌补玉片（或绿松石）的做法，则显然源自海岱地区。陶寺文化玉器这种兼容并蓄的多元化特征，远远超出了同时期其他玉文化，初步显示出以玉器为代表的重要物质资源与先进文化因子向中原地区集中的态势，中原地区由此也逐渐显露出八方辐辏的地理优势和海纳百川的文化优势。
　　这种中原地区玉文化的核心地位到了公元前1800年至1530年问的二里头文化，表现得更为突出和充分。二里头遗址附近也无玉矿，玉料需从远处输进，但已出土的包括绿松石在内的玉器超出千件，并且发现了绿松石作坊和料坑。研究表明，二里头文化玉器不仅汇集糅合了众多史前文化玉器的因素，吸收融合了不同的制玉传统，形成了自身鲜明的特色，还以强有力的态势形成了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和影响。如，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龙牙璋（郑光将二里头遗址出土2件牙璋柄部两侧的扉牙，释读为张嘴兽头形，邓聪则将兽头解读为龙头，并直称带有这类扉牙的牙璋为龙牙璋）（图二）与河南新郑望京楼、四川广汉三星堆及越南XomRen等遗址出土的龙牙璋一脉相承，显示出它对后者的深远影响。这种既吸纳融合，又强力扩散的气度和能量，是以往任何一处中国史前玉文化中心所不具备的，无疑昭示着中原地区已成为新的最具活力和影响力的玉文化中心。事实上，从此以后直至春秋早期，中原地区也一直是中华玉文化风格趋向同一浪潮中的领袖。
　　玉器器形演变，玉兵成为时代器形主旋律
　　中国史前玉器的器形，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
　　公元前6000年至4000年的史前玉文化起源阶段，各地玉器器类简单，器形主要为块、璜、璜形坠饰、珠、管等佩挂在耳、颈部的实用装饰品。
　　公元前4000年至3000年，以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为代表，相继出现了诸多超越人体装饰功能的新器形与取象于神异动物的新纹饰、新造型，赋予这一时期玉器强烈的神崇拜色彩，而且，玉器上所反映的神崇拜对象，都是有形或具象的人、动物与自然物。神祗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直观物象。
　　公元前3300年至2300年，是良渚文化独占鳌头的时期。良渚文化玉器同样散发着浓重的神崇拜气息。不过，作为神崇拜最主要载体的玉琮和玉璧，以其方、圆的几何造型，表达着天圆地方等抽象性思维的概念，神祗不再是路人皆知的直观物象。
　　良渚文化消亡后的龙山时代，长江流域虽有中游石家河文化玉器的异军突起，但整体却难掩走向衰微的趋势。黄河流域成为玉文化的主战场，以上游齐家文化、中游石峁文化和陶寺文化、下游龙山文化为代表，全流域构建起了玉文化全面开花的局面，而且相互间交流互动的频率和成果远超长江流域等其他地区，以致各流域间虽因地理环境与地域文化的差异而形成了颇多地域特点，但打上时代烙印的共同特征显然更为显著。
　　已有考古资料显示，在黄河流域诸玉文化中，位于下游海岱地区的龙山文化发展脉络最为完整和清晰，堪称全流域龙山时代玉文化的起源地、引导者和风向标。海岱地区最早的玉器年代超过7000年，到了公元前3500年至2300年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玉器数量和种类显著增加。龙山文化玉器承继大汶口文化衣钵并有进一步发展，玉礼器中除脱胎于良渚的琮、璧之外，还出现了造型规整、简约、庄重的钺、刀、牙璋（山东地区出土牙璋多件，如海阳司马台1件、沂南3件、临沂大范庄2件，但都为征集品，不过学术界从这些牙璋的形制特征分析，大多认为它属于龙山文化）等（图三一图五）。事实上，这种糅合了以琮、璧为代表的概念性几何形体玉礼器与以钺、刀为代表的片状仪仗类玉兵的混合型玉礼器系统，也是龙山时代黄河流域其他各支玉文化的共同特征，得到了全流域高度的文化认同，只是各支玉文化略有侧重而已。
　　已知陶寺文化玉器器形有钺、圭、璧、环、璜、琮、刀、梳、笄、玉兽面、玉骨组合步摇式头饰、带扉牙璜形玉佩、玉璧与铜齿轮形器组合件等，其中，扁薄长方梯形玉钺为其代表性器类，出土数量百件以上。钺身上除了与绑柄有关的主孔外，还常见一至数个用于嵌补玉片（或绿松石）的散孔。而这种以散孔嵌补玉石片的工艺，其渊源当在海岱地区。
　　齐家文化玉器器形有琮、璧、瑗、环、璜、钺、铲、刀、锛、凿、纺轮、镯、佩饰等。其中，最多见的是玉璧（包括瑗、环类），玉琮的数量也不少，且跟玉璧有配伍使用的迹象（图六）。不过，种种迹象表明，齐家文化玉器受良渚文化的影响是间接的，更直接的影响可能来自于东部黄河中下游地区。
　　以石峁遗址为核心的石峁文化出土玉器的总数据称达4000件以上。上世纪70年代至今，石峁遗址征集与发掘出土的玉器约有140余件，器类有牙璋、刀、钺、戈、斧、铲、璜、琮、璧、牙璧、鹰首笄、虎头、人头、蚕形器等，而以牙璋、刀、钺数量最多，也最有特色。石峁玉器多元化的器形构成与陶寺玉器非常相似。不过，石峁遗址虽然汇聚了来自四面八方的玉器器形与元素，但许多玉器上都留下了被改制的痕迹。如，来自良渚文化的玉琮被切割改制成扃薄长方形的玉铲，来自石家河文化的鹰首笄被纵向对剖，其他来自龙山文化、陶寺文化与齐家文化的玉钺、玉牙璧等器物也被切割改制成钺、铲、圭、刀、璜等（图七）。许多被改制的玉器在制作方面粗陋不工，原器物上的钻孔、射部或改制的切割痕迹常被保留而未碾磨消除。与石峁遗址相似的改制情形还见于新华遗址。新华99K1祭祀坑内以平竖的方式插埋36件玉石器，经拼对修复成32件个体，器形主要是扁平片状的钺、铲、刀等，其中许多玉器有改制痕迹，或由钺改制为刀，或由大玉钺或大玉刀改制为略小的钺或铲，或由琮改制为铲（图八）。这种粗犷豪放的玉器改制之风，前无古人后不见来者，尤其是一些来自远方的玉器并未被视为珍宝得到爱惜，而是作为再利用的原材料被有意裁割，所裁割的器形不求工整，甚至留下了许多切割痕迹。可以说，这种破坏其他文化玉器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石峁文化具有的掳掠性特征（虽然商周以后玉器的改制现象并不鲜见，但绝大多数改制玉器器形完整，切割等改制痕迹常被消磨干净，因而粗犷不工并遗留大量改制切割痕迹的现象是石峁文化玉器独有的特征）。
　　石峁遗址出土的最引人瞩目的玉器非牙璋莫属。陕西历史博物馆藏石峁遗址出土玉器120余件，其中牙璋28件。这些牙璋的长度在2450厘米之间。其中23件造型简单，阑部两侧各凸出一个单牙。另外5件造型较复杂，阑部两侧有对称多尖式扉牙，个别器表还刻有成组的平行线纹（图九）。目前中国境内外发现玉牙璋近百件，主要分布在中原、陕北、山东、成都平原等地区，时代跨越龙山时代至商周时期，但哪里是牙璋的起源地，学术界仍众说纷纭。
　　如果说，五千年左右的良渚文化玉器以祭神礼天的礼玉为主，宗教色彩浓烈，那么，4000年前后黄河流域以陶寺、石峁为代表的龙山时代玉文化所强调的刀（图十）、钺、牙璋等片状仪仗类玉兵，大多光素无纹或只装饰了简单的平行线纹，明显缺乏神秘感。它们在特定的礼仪场合突显的，显然不再是类似良渚玉琮那般不可捉摸的宗教气氛，而是庄严肃穆不可忤逆的王者权威。不过，陶寺玉器中玉兵类型尚不丰富，石峁片状玉兵虽然种类更为丰富，地位更加突出和显赫，甚至还出现了新型玉兵戈，但许多玉兵刃部不开刃且保留着粗糙的切割痕迹，牙璋的形制变化多样并无定制，显示出龙山时代片状仪仗类玉兵尚未定型和成熟。而在稍后的二里头文化中，这类玉兵显然更加趋于成熟。
　　二里头文化玉器明显具有多元化特征，它既吸收了史前玉器的精华，如刀、璧、圭（钺）、牙璋、戚、铲等众多器形，几乎都是对龙山时代同类器形的发展；也汲取了当时最先进的工艺与观念，如柄形器、嵌绿松石铜牌饰、玉舌铜铃等都是新兴器类。据统计，二里头文化玉器器类有柄形器、璧戚、刀、琮、璧、圭（钺）、牙璋、戈、戚、铲、锛、凿、镞、纺轮、圆箍形饰、环、璜、笄、坠饰、管、铃舌等20余种。其中璧戚、圭（钺）、牙璋、刀、戈等片状玉兵（图十一），经过龙山时代的充分洗礼，到二里头文化时期终于彻底取代了琮、璧等几何造型的象征性玉礼器，成为了时代玉器的主旋律。玉振金声，揭开礼乐文明新篇章
　　夏商周三代王朝都被认为是中国青铜时代的文明，但中国境内铜器的出现可以追溯到遥远的仰韶文化时期。到了龙山时代，铜器冶铸技术长足发展，青铜器的发现已较为普遍，以齐家文化为代表的西北地区、以陶寺文化为代表的中原地区与以龙山文化为代表的海岱地区，成为出土龙山时代铜器和冶炼遗物较多的三个区域，在铜器冶铸方面表现出显而易见的领先性。近年来，中原与北方地区早期冶金遗址的调查和研究成果显示，中原地区先进发达的青铜产业格局无疑是与夏商王朝的国家机器的强大相互促进的，是中原地区从青铜时代开始成为东亚稳固的文明中心的重要经济技术因素。显然，青铜与青铜器在夏商时期已非普通的新材料和新器物，它是渗透着宗教、政治、军事、礼制等重要内容的战略资源，而在龙山时代及稍早阶段，类似的战略资源是玉与玉器。
　　作为观念形态的载体，玉与青铜的结合代表着新旧时代的更替。青铜最早出现的器形大都是工具或小件的装饰品，这与玉器最早的器形功能非常接近。但龙山时代陶寺文化中不仅发现了与玉璧共同戴于墓主腕部的青铜齿牙环（图十二），而且出现了乐器铜铃。陶寺文化玉璧与青铜齿牙环的结合，是迄今所知最早的玉与青铜两种贵重材料的组合使用，虽然最初可能只是搭配组合的装饰品，却成为了玉振金声新时代开端的标志。
　　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国灿烂青铜文明的序幕已然开启。二里头文化目前有铜器发掘品172件（其中二里头遗址出土130余件），冶铸遗物不少于105件。铜器器形大多有着初创阶段的幼稚，但鼎、爵等容器与戈、钺等武器，随即大放异彩，成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物质表征。而乐器铜铃与嵌绿松石铜牌饰则作为二里头文化特有的金（青铜）玉结合成一体的礼仪用器，揭示了中国早期文明中一个非常特殊的玉振金声的阶段。
　　玉舌铜铃（图十三）是二里头文化时期特有的器类，目前共发现7件，6件出于二里头遗址。铜铃为合范铸造，形制相似，顶部较平，有桥形钮。铃身横截面呈椭圆形，一侧附凸饰。铜铃出土时，一侧或内部常发现有一圆柱体玉器，长约58厘米，大多一端稍粗一端稍细，中间有上下贯通的穿孔，有的下端还有撞击痕，应当便是系挂在铜铃内部撞击产生声响的铃舌。玉舌铜铃这种金（青铜）玉同体的意义，显然超越了陶寺文化玉璧与青铜齿牙饰的组合。学界普遍认为礼乐是中华文明的特质，而孔子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定义了礼乐的内涵：玉器与丝织品，是礼的物质表征；编钟与大鼓，是乐的物质表征。陶寺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的铜铃就是后世洪钟大吕的钟的老祖宗。玉舌铜铃不仅出土时多包裹有丝织物，而且常伴出有镶嵌绿松石的器物。2002年二里头遗址宫殿区内的一座高级贵族墓葬（M3），出土了一件被誉为超级国宝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长70。2厘米，由2000多片形状不一的绿松石片粘嵌在某种有机物（已腐朽）上。龙的形象与二里头陶器上的龙纹相近，蜿蜒如长蛇。梯形巨头上有梭形大眼与蒜形长鼻。眼珠为顶面弧凸的白玉圆饼形器，鼻梁则由三节半圆形的玉柱排列组成，而鼻翼直接以绿松石琢成蒜形。龙身曲折起伏，龙尾细而内卷。此件龙形器出土时，龙身上压着一件玉舌铜铃（图十四）。此种搭配组合，无疑表明以玉舌铜铃为代表的金玉同体器物，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所具有的非同一般的礼仪特征，甚至已成为合礼乐为一体的礼乐文明的象征物。
　　二里头文化金玉同体的器物，还有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图十五）。这些牌饰的青铜框架大多呈圆角长方形，两侧各有两个对称的带孔钮。铜框架表面则镶嵌由绿松石片组成的动物纹样。纹样通常分上下两部分，下部兽面多见梭形眼、圆眼珠、凸长鼻与长宽嘴，上部兽身表现手法多样，但以双勾卷云纹居多。此类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造型独特，纹饰奇谲，工艺尖端，并且常与玉舌铜铃相伴出土于高等级墓葬，礼仪地位自然也非同一般。
　　总之，公元前2070年至1600年的夏时期，中国社会正经历着波澜壮阔的深刻变革，逐渐由原先满天星斗、力量大致均衡的多个文化集团和多个中心，走向了中原文化独领风骚的时代。作为这一时期最活跃的文化因子之一，玉器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这一社会变革、走进新时代的晴雨表。中原地区玉文化核心地位的确立，与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即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起源与发展的模式高度吻合，因而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历程和特征。此外，无论器形发展中万邦玉帛式的多元汇聚，戈、刀、钺、牙璋等片状玉礼化兵器的成熟规整，还是玉舌铜铃、嵌绿松石铜牌饰等青铜与玉两种战略资源的自觉结合，夏时期玉器牢牢把握着新时代的脉搏，从而成为走进新时代最重要的表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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