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文化

　　性文化凝聚着千万年来几乎涉及各个领域的学者、思想家以及广大民众的探索、努力、追求与抗争。性文化映现的是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在针对性和与性有关的物质和精神力量所达到的程度和方式。
　　不同时代、地域与民族相沿积久，由自然条件、社会环境、意识形态决定的，在性态度、性礼仪、婚配形式等方面的风尚与习俗。在汉语里，自然条件形成的习尚谓之风；社会条件形成的习尚称之俗。《汉书地理志》日：凡民禀五常之性，而有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性风俗是性文化的重要内容。研究性风俗不仅可以横向地深入了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在性方面的风尚与习俗，从而达成理解、尊重与适应，有利于地域间、民族间的团结与沟通；而且可以通过性风俗起源与变迁的研究纵向地了解不同时期各地域、各民族的性文化演变，有助于人们对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的深层次认识，科学地、有效地逐步改变有损于地域发展、民族发展与个体身心健康的陈规陋习，促进社会文明的进步。
　　形成与演变任何一个性风俗的形成都经过由创意、仿效到习俗化的过程，可分为两种类型：自然形成与指令形成。
　　自然形成指在创意与仿效后，未经官方（或群体首领）命令及舆论强化而自然而然逐渐形成并巩固了的性风俗。许多婚俗都属自然形成的性风俗，如在新娘陪嫁物中塞人枣、栗子等，用谐意早立子的吉祥词以祈福，逐渐地自然流行于民间。缠足的创意者虽然据说是南唐后主李煜，他让宠妃窗娘缠足而舞，宫女皆仿效，并由宫内传至宫外，由达官贵人传至庶民百姓，遂成缠足之风。但它的推广与延续并非出自官方指令，而完全由士大夫与文人的变态审美情趣使然，以至于历经宋、元、明、清，以及民国初期长达近千年。清代帝王曾几次禁而未止，所以缠足是一种自然形成的性风俗。
　　指令形成这种性风俗是由创意者施行，在民间沿袭一段时间，被官方（或群体首领）认可，而鼓励推行得以强化的。寡妇守节在宋代程朱理学出现之前，虽有人施行、仿效，但无论是皇族官绅，还是平民百姓，寡妇改嫁理属正常。程朱学派从理论到舆论为官方制订了节的规范，明清时代的朝廷更以立贞烈碑、赐祠祀鼓励守节，才使守节成为一种指令性的性风俗。
　　特征性风俗与性道德、性法学等一样，有相当的稳定性，但相对而言，性风俗具有更大的丰富性、生动性与更强的民族、地域的独特性。稳定性。各类性风俗都相当稳定，如乱伦禁忌，自原始社会确立后，一直延续到现代，并以道德、法律的形式固定了。《国语？晋语》载：娶妻避其同姓，畏乱灾也。中国现代《婚姻法》中也明确做了规定。丰富性。性风俗内容十分丰富，如性禁忌各式各样；婚姻形式五花八门，有试验婚、抢亲、交换婚、冥婚、偷婚等；婚俗习惯也千姿百态，如中国《仪礼》、《礼记》中便记载了汉族的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生动性。性风俗生动活泼。如敦煌中的媚术记载就颇为生动。妻欲求夫爱，可将玉足在丈夫脐下挠痒，挑逗丈夫：凡令夫爱，取赤痒足，出夫脐处下着，即爱妇；而男子欲令妇爱。取女发丹茎，烧成灰，以酒和成服之，验。尚有许多更离奇的媚术，虽多不科学，但足见性风俗的生动活泼。独特性。各地域、民族有其独特的性风俗。如抢婚这一遗俗，各族不同，显示出各族不同的性风俗。再如纳撒涅司人，男人看中某个女子，只要在其居室门口放一根木棍，便可与之交合。而阿拉伯的丈夫则可用石块甚至短刀处置不贞的妻子。变迁性。同一地域、同一民族的性风俗也具有显著的变迁性。例如欧洲中世纪的骑士对妻子盛行使用贞操带，而现代欧洲则变得格外地性宽容、性开放。克尔特人的后裔在文艺复兴初期，仍流行着让客人们享受初夜权的习惯，现则绝迹。
　　种类性风俗种类繁多，按其演变和性质各分为若干类。
　　按演变分类可分为同一型和异化型两大类。同一型。这是一类原本形态、性质与流传形态、性质保持不变的性风俗。如闹房起初便是新婚之夕，于窗外窃听新妇言语及其动止，以为笑乐（《汉书》），含有取闹、戏笑兼有性宣泄的成分，流传至今仍未改其原本形态、性质。再如生育禁忌，其起源于对孕妇与胎儿健康的维护，至今依然。异化型。掠夺婚是婚姻的起源，《说文》记：礼，娶妇以昏时，故日婚。这种掠夺匪寇，婚媾（《易经归妹》），是强行抢妻，故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烛，娶妇之家三日不举乐（《礼记曾子问》）。但现存于少数民族中的抢婚，则只是一种带有欢庆与喜剧色彩的婚仪，性质与原始的掠夺完全不同。初夜权更是典型的异化型性风俗，其原始成因是因为愚昧地认为处女膜出血有伤害性，必由有魔力的僧侣、酋长破瓜，后来便成为头人或权势者占有女人童贞的专利。再如东南亚各国与中国到处可见的宝塔，是生殖器崇拜的产物，但现在，在寺庙或风景点所建的宝塔，便纯然是一种建筑装饰了。
　　按性质分类性风俗形式多样，内涵庞杂，就其性质可分为8类：神秘类。许多民族视生殖器为神物，加以膜拜。犹太人习惯把割礼割下的包皮祭上帝。古印度祭祀人对裸女的性器瞻仰膜拜，祭司要亲吻裸女的性器。墨西哥的农民把仿制性器官的木棒插于田间，作为神物。叙利亚设有子宫节。中国四川广元城门也设计为女阴状。摩梭人为祈子、祈女，都要去拜祭形似男子生殖器的石柱久木鲁。这类生殖崇拜以及性交崇拜，经血禁忌（认为经血具有特殊魔力），都带有神秘色彩。愚昧类。神秘类的性风俗，对个体尚无残害性，有的还有利于个体健康（如合理的经血禁忌对女子健康有利），而愚昧类的性风俗则残害性较强，其中便有愚昧类的经血禁忌。如阿拉斯加托伦基的印第安人把来月经的少女监禁起来；温哥华岛的土人亦然；南非土人，甚至将行经的妇女置吊床上悬在屋顶下（见月经禁忌）。处女禁忌更多有愚昧色彩，这缘于有些民族对初次性交处女膜出血的恐怖，认为处女膜出血有毒。于是，俾路支人由母亲以剃刀破女儿的处女膜；北澳大利亚人用小杖捅破处女膜；印度人则用佛像的性器为处女破瓜。这种愚昧才导致初夜权的出现：为避免处女膜流血之毒，由有魔法的僧侣、酋长代行破瓜。逸乐类。为制造欢快气氛以增强性乐趣的性风俗。如闹房、对歌、情人节、野合等皆属逸乐类性风俗。流行于海南的换花节（即每年农历正月十五日，男女可持花涌向街头，向中意的异性交换手中之花）也是逸乐类的性风俗。科学类。这类性风俗符合科学道理，有益于男女健康或能对男女性事做启蒙指导，如月经禁忌、生育性禁忌、合理的生产性禁忌以及所有的乱伦禁忌都是科学的。北方流行的回门（新娘婚后第三天回娘家）既有益于新妇的体力、肉体恢复，母辈又可对新妇做进一步性指导。古人制作的压箱底与耳枕，分别有性启蒙与性缓冲作用。宣泄类。这是增强性欲，充分泄欲的性风俗，如流传民间的各类性媚药、性用具以及古代官办、民办的妓院，变相的娼妓制度，皆为宣泄类性风俗。专制类。这是统治者为实行性垄断制定的性风俗，如纳妾制、验红、不准寡妇改嫁的贞节制，西欧中世纪的贞操带以及中国古代上流女性专用的面首等。变态类。为满足变态性心理而逐渐形成的性风俗，如为满足同性恋者的相公，为满足封建士大夫的缠足，为满足游客性刺激的人妖，为满足帝王性专制的太监等。宗教类。各种宗教性观念派生出的各类宗教性风俗。如佛教的僧、尼不婚制，基督教的斋戒日不可性交规定，道家的采阴补阳、一夜御多女说等等皆属此。
　　研究方法性风俗的研究是综合的、全方位的，一般从以下5方面人手：古籍占有。即对占有的史志、传奇、小说、文告等古籍资料进行分析研究。实物分析。对各类性文物、性工艺美术（雕塑、绘画）、性工艺品做纵向、横向的比较分析。传说探源。对民间不见经传，不见史志的口头传说，进行追踪探源研究，以理出某种性风俗的形成、演变或绝迹的过程。实地考察。对个别民族、地域的独特性风俗，必须进行实地考察，以进行全面了解，深层次地分析。综合研究。这是性学家最后的综合工作，在前4项研究的基础上，从理论上总结出一些性风俗的渊源、沿革、特色及社会意义。
　　研究现状对性风俗的研究，世界各国的性学家、人类学家、民俗学家、社会学家都做了大量工作。如荷兰著名性学家高罗佩对中国古代的性文化，包括性风俗，做了深入的研究，写出了《中国古代房内考》与《秘戏图考》等专著，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B。K。马林诺夫斯基对世界各地，特别是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性风俗，做了深入的考察研究，写出了《美拉尼西亚西部和北部野蛮人的性生活》。中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潘光旦写出了《中国家族问题》。民俗学家娄子匡则对闹房做了专题研究，写出《闹房风俗》。社会学家邓伟志对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婚俗做了实地考察。1980年王承权出版了《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和母系家庭》。1986年严汝娴主编了《中国少数民族婚姻家庭》。1995年中国性学会正式成立，并组建了性人文科学专业委员会，内含性风俗的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