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水浒大收束主要内容概要及赏析

　　《水浒传》第120回是水浒故事大收束的文字。
　　中国古代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讲究故事的有头有尾。因此，当金圣叹的七十回本流传开来之后，人们并不就此满足。梁山好汉大聚义之后，他们的结果究竟怎样？在这种追问不休的心绪的推动下，于是就有了《征四寇》的版本问世。征四寇，也就是征辽、征田虎、征王庆和征方腊。结果，金本（即七十回本）和《征四寇》相加，还是个百二十回本。一百零八条好汉都有了下落，于是读者放心了，作者也放心了。第120回首先交代了征方腊留京师的和参加朝觐的一班好汉们的结局，然后详写高俅、杨戬毒死卢俊义和宋江的经过，其中又穿插宋江毒死李逵的场面，吴用、花荣双双自缢于宋江墓前的过程。至此，一百零八人的结果一一交代明白。最后，以宋徽宗梦游梁山泊、济州奉敕于梁山泊起造庙宇作结。
　　水浒大收束所突出的仍然是忠和奸的矛盾。忠与奸的矛盾斗争是贯穿全书的一根线索，这一点，自《水浒传》问世之后，就被评点家点破了。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容与堂刻本的书名赫然标出忠义水浒传字样，就是极好的说明。《水浒传》前半部突出了官逼民反，则官为奸，反者忠；后半部所强调的天下一统，则征者忠，寇为奸。一旦四寇全歼，则蔡京、童贯、高俅、杨戬与水泊英雄的矛盾又成为主要矛盾了。与前半部所不同的是，水泊英雄的主要人物都失去了起码的警觉，而蔡京等奸臣却并没放弃主动进攻的策略。以卢俊义为例，第119回中，燕青早已十分恳切地警告过卢俊义，但卢俊义却幼稚而自信地认为：我不曾存半点异心，朝廷如何负我？结果，正应了燕青的话，高俅、杨戬在徽宗赐予卢俊义的御食中暗地里放了水银，使卢俊义坠了腰肾，站立不住，落于淮河深处而死。
　　宋江与卢俊义不同，他是明知奸臣当道，却一心想做个忠臣，并深悔过去造反是犯了无涯之罪，决心报答皇帝赦免招安的莫大之恩（第119回）。因此，当他发现喝了药酒之后，想到的却是怕李逵再去啸聚山林，把我等一世清名忠义之事坏了，并且连夜使人往润州唤取李逵星夜到楚州。李逵一到，宋江便亲自鸩杀了他。卢俊义的死是糊里糊涂的死，宋江的死是清楚明白的死。卢俊义至死都没有怀疑奸臣是否要害他，因此，他的死，也就没有心灵上的痛苦。宋江不然。他喝了御酒之后，就觉着肚子疼痛，知道是中了贼臣们的奸计。在明显的事实面前，宋江的内心是很痛苦的。他悲伤地叹息说：我自幼学儒，长而通吏，不幸失身于罪人，并不曾行半点异心之事。今日天子轻听谗佞，赐我药酒，得罪何辜。不能说宋江没有怨气，不能说宋江没有牢骚，但忠于朝廷的信念却压倒了一切。因此，他宁肯让自己充当牺牲品，也决不萌生他念；他不但自己心甘情愿受首于人，而且还不择手段地杜绝他人的反抗之路。宋江鸩杀李逵，内心是悲痛而且矛盾的。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言讫，堕泪如雨，就是这种情绪的表露。
　　李逵反心未死，因此不能保证他长久地忠于朝廷，但是对于义的信守，李逵却能始终不渝。这一点，宋江知道得特别清楚。正因为如此，宋江才狠心亲手鸩杀他的。果然不出宋江所料，李逵知道宋江有意让他喝下药酒，非但不怨恨宋江，而且还说：罢，罢，罢！生时伏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对此，明代袁无涯刻本就曾写过如下的评语：以死相赠，能使受之者不以为怪，真兄弟，真忠义，可敬可哀。李逵直接死于义，间接死于忠。无论是卢俊义，还是宋江、李逵，他们的死，都标志着奸的胜利，忠的失败。这也就是忠奸矛盾的最终解决。这种无可挽回的结果，作者又借花荣的口说出来：朝廷既已生疑，必然来寻风流罪过。倘若被他奸谋所施，误受刑戮，那时悔之无极。如今随仁兄同死于黄泉，也留得个清名于世，尸必归坟矣！吴用、花荣不远千里来到蓼儿洼，两个大哭一场，双双悬于树上，自缢而死，是对这一结果的再次强化。
　　一方面写了忠的失败，另一方面又写了奸的胜利。作者也花了不少笔墨，写四个贼臣屈害卢俊义、宋江的过程，并且不无沉痛地说：至今徽宗天子，至圣至明，不期致被奸臣当道，谗佞专权，屈害忠良，深可悯念。当此之时，却是蔡京、童贯、高俅、杨戬四个贼臣，变乱天下，坏国，坏家，坏民。此外，作者还特地加上一段徽宗皇帝得知宋江蒙御赐饮药酒而死后的态度和做法。开始是天子大怒，当百官前，责骂高俅、杨戬：‘败国奸臣，坏寡人天下！’声色俱厉，大有准备严加惩治的样子，以致二人俯伏在地，叩头谢罪。可是转瞬之间，上皇终被四贼曲为掩饰，不加其罪。接着，徽宗便教追要原赍御酒使臣，妙在不期天使自离楚州回还，已死于路。这个细节十分传神，它表明四个贼臣已经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宋江等好汉造反的目标就是反四个贼臣为首的贪官污吏，其结果却是四个贼臣，变乱天下，坏国、坏家、坏民的局面丝毫没有改变。这一结局，意味是深长的。
　　《水浒传》的这个大收束是深刻的，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对梁山好汉结局交代的本身，也远远超出了作者思想中的忠奸之辨、歌颂忠义的本身，它的意义也不单单是使读者了解农民起义从发生、发展到全盛然后走向失败的全过程。大收束为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画图：宋江等众好汉的造反，仅仅像一块石头投进了平静的池塘，溅起一阵涟漪之后，水面复归于平静，一段不长的历史完成了一次循环。因此，与其说宋江受招安就意味着失败是深刻的，倒不如说四个贼臣，变乱天下依然如故是深刻的。
　　中华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同时也是个苦难深重的民族。居于社会底层的不幸的人们，总是幻想着有一天英雄侠士们会突然降临在面前，为他们扫荡社会的不平，总是幻想着能有一位至圣至明的皇帝，为他们搬掉压在头上的贪官污吏，水浒大收束却给了一个当头棒喝。元明以来的中国封建社会的问题，决不是几个奸臣的问题，封建专制本身就是孳生贪官奸臣的土壤。只要这片土壤存在，四个贼臣，变乱天下的局面就不会消失。忠奸的斗争，只是根植于这片土壤之上的斗争。那怕忠暂时取得了胜利，那也只能意味着奸的再生。换句话说，社会控制系统的问题，决不单单是个伦理道德问题；社会的好坏，也决不取决于居于统治地位的个人品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伦理道德、个人品质不起丝毫的作用。但是，一个社会的制约力量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则是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以及民族心理的诸因素。一部《水浒传》既是当时社会制约力量诸因素的反映，同时也是认识这些因素的一个窗口，而大收束则为我们提供了认识材料的完整性。
　　陈忱的《水浒后传》写蔡京、高俅、童贯等一批奸臣都被李应等梁山好汉扯着耳朵鸩死，读起来十分畅快；俞万春的《荡寇志》写蔡京、童贯伏诛、高俅发配，奸邪尽去，也很爽利。假如仅从忠奸斗争的角度来看，这两部小说远不如水浒大收束来得深刻。奸臣被镇压、伏诛，尽管痛快淋漓，实质上是盲目的乐观、自欺的安慰。历代王朝，奸臣伏诛，屡有发生，但是可以说，没有哪一次是忠奸斗争的结果。脱离了复杂的权力之争来考察奸臣伏诛，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徽宗对四个贼臣，不加其罪，这是因为他需要依靠这些股肱之臣。送御酒的使臣，显然是被害而死的。使臣一死，便无法勘出奸弊所由，但是，假使使臣不死，其结果也至多是天子大怒，当百官前，责骂高俅、杨戬，最后仍以不加其罪了之。说皇帝昏庸也好，说他圣明也好，其实没有什么两样。换句话说，这与皇帝是否圣明本来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作者似乎也察觉到了这一点，因此写道：且说宋朝原来从太宗传太祖帝位之时，说了誓愿，以致朝代奸佞不清。至少，作者朦胧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历史现象。
　　水浒大收束以沉痛的笔调，描绘了一组情感深挚的形象。尽管作者的思想水平停留在忠奸之辨上，但是他并没单纯地按照这种观念进行演绎，而是发挥一肚皮宿怨，从艺术地掌握世界的方式出发，最大限度地调动自己的形象思维的能力，空中结撰出这一结局。因此，这一收束既结束了水浒故事，也留下了很宽阔的意蕴空白；既能使读者深切地感受到这一沉痛的悲剧力量，享受到悲剧的美感，也能引发人的想象力和思维力，领略那言外之旨，象外之韵。这个大收束是很有艺术魅力的。从宋江全伙受招安以后，迤逦写来，多是一片滚滚的狼烟，隆隆的战鼓。狼烟流散，战鼓声歇，迎来的不是朗朗乾坤，不是霞光万道，而是悲惨世界，是触目惊心的丑恶景象。这就是水浒大收束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