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踢走它原文及鉴赏

　　我在本刊第三十五期《关于历史的引用》的最末一段里，曾经有这样的几句话：汪精卫先生既然这样的喜欢‘比’喻，我倒也有一‘比’，倘把阮大铖的《燕子笺》比之于双照楼的诗词那又怎么样呢？自以为尚非对汪氏的诬蔑，而且也决不是一时的意气之作。但编辑先生却把这一段的话删去了。因为那时候的汪精卫，虽然已经有了不忠于党，不利于国的言，似乎还没有很显明的拍卖抗战的行。苟非辱国有据，谁又不希望别人的悬崖勒马呢？所以编辑先生的苦衷，我是应当了解的。至于阮大铖，他原是明末最卑鄙无耻的一种脚色。他挑拨是非，排斥异己，不但卖嘴，而且卖心。当东林党得势之际，他是一个煊赫当世的党徒，但当魏忠贤的气焰万丈的时候，他又是满朝皆义子之一。然而待到明室既亡，清兵入关，他于是就做了清兵南征队中的天字号的先锋了。综其一生，游来游去，无非为子女玉帛，私人的贪婪的欲望打算而已。而汪精卫（呜乎！我也实在有些先生不下去了。）他在清末的排满营垒中，不能不说是革命的先驱。待到北伐告成，他又是以左的嘴脸出现。至于眼下，则祸国的言行昭然，国府的政令已下，称为叛徒，称为国贼，恐怕也正是人同此心罢！所以将他比之于千变万化的阮大铖，虽在他的电片尚未发表的当时，我觉得也确是有些类似的。但在涉笔之间，却多少还有那样的心境：宁愿我的比喻在不远的将来能成为落空，而不愿阮大钺、秦桧之类的灵魂躲在汪精卫的身上。但自然，我也很清楚的知道，我们对他的希望，仅止于不通敌。过多或过大的期待，是不能寄诸于芦沟桥抗战以来的汪精卫的。这就因为他的妥协的残滓，苟安的脉络，远在西安事变以后，早就分明于稍有头脑的人们的心中。当蒋委员长随着一片灼热的爆竹声安然出险的时候，而汪精卫却也于此时翩然返国了。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回答这询问的是汪精卫的大失望的嘴脸！是他的懊丧、怅惘的心！而且我们记得在当时事变解决后，起着同样的懊丧的，还不止汪精卫一人。而在今日，他居然也被日本军阀认为足以付托军权的对象了。
　　然而，曾几何时，先前的辉煌的旧业，固然毁于一旦，而自南京至重庆之间的汪精卫的暖昧、游移与动摇的态度，至此也就廓然一清。这无论从此后的抗战着想，从国民党的法纪着想，都是一件大不容易而又大可庆祝的事情。时间对于渐近灭亡，无药可救的东西，是残酷的淘汰。但对于另一种的人们，则恰恰相反，她在孕育，在锻炼。试看日脚刚刚跨出了一九三八年的第二天，就远迢迢地从激湍的大江，险巇的蜀道，在晓色苍茫中给苦留上海的我们，带来了这么一个值得骄傲的喜讯！
　　据何香凝先生的斥汪论文，谓汪在六年前已有细细想来，秦桧算不得汉奸之语。汪精卫的引秦桧为同调，当然无足深怪。而这也不过是温宗尧之流的余唾而已！所谓与日人周旋，始得收复四省土地之说，不是正跟他的日本政府既有此郑重声明，则吾人依于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实为应有之决心与步骤云云，有异曲同工之妙吗？而这曲一经唱出，汪精卫鼻子上的白粉，也就从此永难洗刷了。这便是说，我们对于他实在也不必存着什么的幻想与期望。
　　记得梁实秋教授曾说过我们不能因别人一提及和平，就目为汉奸一类的话。这是在重庆开参政会而适当汪精卫做主席时说的。这真是一个极撩人的秋波对于汪副总裁。然而现在：辱国的言行俱在，惩汪的政令煌煌。周旋于他的左右者，正是土肥原、陈中孚诸公也。
　　因汪精卫的为秦桧张目，倒使我想起秦桧来了。凡是一个大汉奸的事敌，总是有许多貌似理直气壮的理由。不是诬别人为好大喜功，就是说自己是忍辱负重。例如秦桧，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诸君争取大名以去，如桧但欲了国家事耳。这又说得何等的堂皇，何等的磊落。而且赞成他的主张的不仅是民国的汪精卫。正如桓温的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二语，为多少民贼国奴作掩饰，作解嘲，与作辩护！
　　中国抗战的胜利，是使我们千秋万世的获到生存与自由。而秦桧即使有他的功勋，充其量不过使南宋苟安一时。至于结局，大家还是服服贴贴的做奴隶。然而有人以为当时如无秦丞相的斡旋和平，也许南宋早己亡了。但不知这正是彻头彻尾的奴性的表现！苟安十年与苟安百年又有什么的分别？我们如果还对自己的子孙，自己的国族，有一些珍惜，有一分宝爱，那末：这百年的苟安就应该无情的踢走它！
　　明知到了百年之后，仍不免于灭亡，而依然做着苟安的梦者，那末：这样的脚色就应该无情的踢走它！
　　（1939年7月初版《横眉集》）
　　赏析1938年底，汪精卫在日本近卫内阁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后，加紧了他的卖国投降活动，并于12月29日发表了响应日本诱降声明的艳电，公开暴露了他汉奸、卖国贼的丑恶嘴脸。国民党迫于舆论的压力，为此开除了汪精卫的党籍。本文便是在这一背景下写的政论性杂文。文章不仅揭穿了汪精卫卖国投敌的无耻行径，而且对他鼓吹的汉奸卖国哲学进行了深刻批判。
　　文章的前半部分，采用借古论今的方法，对照历史上千变万化的阮大铖不仅卖嘴，而且卖心的叛徒行为，对汪精卫投机叛变的政治生涯进行了高度概括和无情抨击。它深刻地剖析了汪精卫卖国行为的必然性，生动地说明，阮大铖、秦桧之类的灵魂已经躲在汪精卫的身上。作者以历史学家的眼光指出：时间对于渐近灭亡，无药可救的东西，是残酷的淘汰。一切背叛民族利益的汉奸、卖国贼都将遭到千秋万代的唾骂，落一个遗臭万年的可耻下场。汪精卫也不会逃脱历史的惩罚。
　　文章的后半部分，结合对汪精卫公开叛变事件的评论，着重剖析了汪精卫斡旋和平以求苟安的卖国哲学。文章巧妙地从汪氏为秦桧张目，梁实秋又为汪精卫开脱这两个角度落笔，一方面揭穿了汪精卫汉奸言论的奴性实质，另一方面又顺笔对为汪氏开脱罪责的梁实秋进行了批判和讽刺。接着作者站在更高处，透过现象看本质，对汉奸卖国哲学作了深层次的批判，指出汪精卫之流鼓吹的所谓斡旋和平，实际上是奴才的苟安，是彻头彻尾的奴性的表现！在此基础上，作者从个别到一般，从古今叛变者的事实中概括出一条规律：凡是一个大汉奸的事敌，总是有许多貌似‘理直气壮’的理由，并以此来为自己的叛变活动辩护，掩盖其卖国投降的丑恶灵魂。作者把汪精卫和他的同调者秦桧之类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言论巧加对比，把汪精卫这个汉奸、卖国贼的无耻嘴脸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本文在写作技巧上注意有张有弛，有起有伏，使论点和论据得以波浪式地展开，读来既入情入理，又迴环曲折。在结尾处，作者尖锐地指明苟安论的实质后，以明快的语言结束全文，号召人们对这奴隶的苟安及其鼓吹者要无情地踢走它，这样就加强了文章的战斗鼓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