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战中国军队所谓屠杀美国战俘的历史真相

　　西方媒体一拥而上
　　1951年11月14日，正当开城停战谈判陷入僵局时，侵朝美军第八集团军军法处处长詹姆斯汉莱上校在釜山召集新闻记者，发布了一个耸人听闻的声明，称据可靠情报，共军在朝鲜杀死了5500名美国战俘和290名其他盟国的战俘。
　　第二天下午，美国军事电台就开始连篇累牍地播送所谓暴力事件真相。美国总统杜鲁门也就此事件发表谈话说：汉莱所报道的共产党屠杀美国战俘的事件，是本世纪所发生的最野蛮的事件。
　　美总统的谈话，产生了巨大煽动力，西方世界的大批报刊电台一拥而上，推波助澜，顿时把东方共产党人虐杀美国战俘的野蛮暴力事件渲染得有声有色。美联社有一条新闻还提供了一组有趣的数字对比：在朝鲜战场上，手执武器的美军官兵与共军作战中，阵亡人数为6194名；而放下武器的美国战俘，被共军杀害的竟然多达6270名！顶顶扣人心弦的宣传，还在于形象化的历史比拟，他们说，中共军队对付美国战俘最残忍的一招，莫过于重演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故伎强迫战俘进行死亡行军。
　　霎时间，大量传播媒介都争先恐后地描绘起死亡行军的故事来，竟闹得沸沸扬扬，让读者和听众怵目惊心，毛骨悚然。
　　二战中的死亡行军
　　所谓死亡行军，典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场的菲律宾群岛。
　　1942年夏季，日军相继猛攻巴丹半岛和哥黎希律岛，美菲联军大败，美国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偕夫人乘潜艇逃出战场。接替指挥战局的温赖特少将遵照白宫旨意，认为坚持抵抗只会造成无谓伤亡，便命令全部美菲军队无条件投降。
　　日军派人把温赖特将军押送到中国沈阳，关入监狱。同时下令美菲所有被俘人员做长距离徒步行军，从巴丹半岛的马利维尔斯奔向位于圣费南多的俘虏营，行程长达一千多公里。此时正值炎夏，病疫流行，粮食又缺乏，日军对战俘更是恣意虐杀，等到达目的地时，死伤人数竟达二万五千余人。几个月后，有三名美国士兵从日军战俘营中侥幸逃出，越海到达澳洲布利斯坦，揭开了这次死亡行军的秘密。
　　麦克阿瑟将军得悉详情后，义愤填膺，下令立刻向新闻界公布全部细节。当时，华盛顿最高当局为了掩盖太平洋战场的败迹，决定禁止发布这一暴行的详细记录。但在美国，毕竟没有遮得住新闻记者眼睛的屏障，死亡行军的内幕还是逐渐地传播开来，弄得家喻户晓。当时事态的发展，证明了华盛顿的忧虑是多余的。公开死亡行军的内幕，不但没有影响美军的士气，反而激起美国军人、美国人民以至世界人民的同仇敌忾。
　　美国军方显然想抄袭以往的成功，于是复制了朝鲜半岛死亡行军的故事。而美方所说的死亡行军，指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第一、第二次战役中转运美军战俘的事。
　　艰难的战俘转运
　　1950年10月25日至12月24日，入朝参战的志愿军相继发动了两次战役，歼灭联合国军及南朝鲜军5。18万人，彻底粉碎了麦克阿瑟发动的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初步扭转了朝鲜战局。这两次战役中一共俘虏敌人14211名，其中有美军3781名，英法军147名。任何战争，都应努力避免将敌方的被俘人员置于战线附近，这是起码的军事常识。志愿军俘获的大批西方战俘，只有尽快地转运到朝鲜北部的后方战俘营，才能进行有效的管理。因此，必然要产生一个战俘长途转运的问题。
　　当时，美军虽然在地面战场遭受惨败，却拥有巨大的海空军优势，多达1600架的各类作战飞机，从空中封锁着志愿军的交通运输线，每天要投下数以万吨的炸弹，任何军事目标与非军事目标都不放过。这种焦土政策，才是造成联合国军被俘人员无法安全及时地转运后方的根本原因。
　　志愿军九兵团某团政治处朝语翻译李炳云，讲述了他参加初期转运美俘的艰难经历
　　第二次战役结束，他所在的团在东线咸兴一带，抓了114名美国俘虏，必须及时转运到位于鸭绿江边的碧潼战俘营。部队特地组织了一支精干的小分队，指派一名团政治处的司务长任队长，一名懂英语的文化教员任英语翻译，一名卫生员照顾伤病战俘，让李炳云担任朝语翻译，另外还配了六名警卫战士，负责转运途中的安全保卫工作。队伍出发前，团政委召集小分队十名干部战士开会，说明这次俘虏转运工作的重要性，一定要不折不扣地执行好各项政策，包括宽待俘虏的政策。小分队的成员联名向团党委写了决心书，保证像参加作战任务一样，不惜牺牲生命，也要完成任务。
　　这114名美国战俘，是打扫战场时零星集中起来的，且都是东躲西藏忍饥耐寒苟活下来的幸存者，多半带有不同程度的病伤，情绪特别颓丧，有的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为避轰炸，转运队从傍晚五点钟出发，13个小时走走停停，只向北移动了24公里，可付出的代价却是惊人的：一名警卫战士为了寻找两名掉队的美俘坠崖身亡；三名重伤战俘因防空时受颠簸伤势恶化死去；还有六名战俘失踪，属于蓄意逃跑。他们又改为白天行进，速度有所提高，可在一次空袭中，四架野马式战斗机飞掠过来，当场炸死了七名战俘，重伤四名，小分队成员中，卫生员中弹身亡，司务长和一位警卫战士负轻伤。
　　无数的困难中，最熬煎人的困难是缺粮。所带的上百斤炒面，当作上等口粮，只够调成糊糊给病伤战俘做营养餐，且所剩无几。李炳云为筹粮弄得心力交瘁。每到一处宿营地，别人可以一屁股坐下来休息，他除了到处号房子，还得找粮食。令人为难的是，村民们可以把活命的粮食匀给志愿军，却坚持不肯分给美国俘虏兵。
　　面对严酷的现实，许多战俘越来越感到绝望。一天晚上，在一个小山村，夜间空袭的飞机刚刚飞走，突然，一个平时沉默寡言的美军上士突然扑向左臂负伤的警卫战士，夺下连发卡宾枪，奇怪的是，他不朝志愿军开枪，却对着俘虏群哒哒地扫射起来。他一边扫射，一边狂喊：我以上帝的名义，拯救你们，解脱你们这一下，打死了美俘五人，伤十七人；我一名警卫战士重伤，半小时后死去。司务长额角负伤，鲜血直流。
　　司务长迅速安排了几个人为伤俘包扎，一边命令全体战俘就地坐下，一边安排人手掩埋死者。另外，派人火速找上级报告情况，请求支援。
　　取得战俘的信任
　　第二天上午，全体战俘集中到村后的密林中，一边防空，一边开大会。
　　额头包着绷带的司务长脸容瘦削，身上的棉军衣又脏又破。他将近40岁年纪，为人敦厚，平时不爱多说话，不料这一回对美国战俘说起话来却滔滔不绝：这一路来，大家都很苦，这我懂他的眼圈忽然红了，两年多以前，我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上士班长，在战场上给共产党军队解放了，也就是当了俘虏。开头我怕得要命，可是很快就相信了事实共产党军队是尊重俘虏宽待俘虏的，把俘虏看成人，看成解放了的兄弟
　　文化教员的英语水平不高，越翻越吃力，简直要哭出来。就在这时，战俘群里有一个上尉战俘站了起来，严肃地向司务长敬了一个军礼：我懂汉语，请允许我替你们翻译。上尉转过身，面向战俘们，流利地将司务长的话译成了英语。
　　一片静寂，战俘们听得专注极了。
　　有几名战俘大声提了几个问题：听说把我们送到后方，是要慢慢杀死我们，或者是去当劳工，是这样吗？
　　唉，哪有的事啊！司务长叹息道，跟我一起当俘虏的，有成千上万的人，开头谣言也很多，大家也很担心，后来不少人领到路费回家了，我自愿留下，还当上了干部。这段经历我平常不爱跟别人说，可是跟你们说了，这是因为我把你们也看成‘解放兄弟’，我请你们一定要相信志愿军的俘虏政策。眼前的闲难，都是美军的空中封锁造成的。只要大家好好合作，我相信一定可以克服这些困难。
　　上尉译完司务长的话，又告诉俘虏们，说他二次大战时期在中国呆过很长的时间，相信中国人的道德标准，希望大家鼓起信心，遵守纪律，千万不要再做蠢事。文化教员也作了翻译。
　　会后，战俘们一致推选上尉当战俘联络代表，配合小分队一起工作。上尉还找司务长单独谈话，转达许多战俘伙伴的共同心情，对连续发生的不幸事件，都愿意进行深深的反省
　　天无绝人之路。第二天晚上，后方领导接到报告，派一辆卡车开到了山村，带来两袋大米、一包咸鱼和许多食品罐头。后半夜，卡车接走了二十多名病伤严重的战俘，直奔战俘收容站。一周后，其余的战俘也比较顺利地到了目的地。
　　这次战俘转运行军，比起从三八线出发的千里辗转，也许并不是最典型的一次。听说有一支战俘转运队伍遇上B29重型轰炸机的大把抓轰炸，同时投下十几吨的炸弹，构成地毯式爆炸效果，使得一支数十人的战俘队伍连同志愿军押运人员，霎时化为乌有。如果朝鲜半岛上真的存在战俘死亡行军的话，那是指挥战争的美军将领为西方战俘们制造了死亡。
　　正直的西方记者
　　要感谢西方那些正直的新闻工作者和敢于说真话的人们，是他们用良知揭开了朝鲜半岛‘死亡行军’的谜底。
　　最先向美国官方发难的是美国自由派报纸《华盛顿邮报》、保守派刊物《夜星》，他们发表社论或署名文章，对汉莱上校提供的数字表示了怀疑。接着，《时代先驱报》在头版刊登了一篇来自东京的快讯，还附加编者按语称：五角大楼的一位权威人士断言说，陆军司令部没有确切证据可以证明，中国共产党在朝鲜战争中干下了屠杀战俘或其他野蛮行为。
　　汉莱被新闻界逼得走投无路时，亮出了他的救命符：我当然是得到高级官员的批准才发表讲话的。他所使用的材料是总参谋处经过正常的途径发下来的，我从总部新闻处得到许可以后才发表了数字。而他的上司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当然不好把责任再推给他的上司美国总统，于是，李奇微窘态百出，先是发表声明，表示对汉莱讲话毫无所知，说要派人对此事进行调查，又对汉莱遽尔发表谈话表示非常遗憾，后又说目前仅仅可以证明有365人被杀。可这个数字本身也还是虚假的。
　　李奇微将军如此出尔反尔，自然贻笑大方。从此，再也无人理睬朝鲜半岛的‘死亡行军’之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