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为什么被称为暴秦秦国历史上就没有仁君吗

　　秦国强盛以后，他们的军队被称为虎狼之师，国君被成为虎狼之君，意指秦国的凶狠。当然，这在当时肯定不是什么好的形容词，等秦朝建立后，又被贴上了一个暴秦的标签，那秦国真的只有暴没有仁吗？我们还是要弄清楚暴秦的由来究竟是怎样的，这次就准备和各位简单介绍下秦国历史上的仁君，以及为何在古人眼里秦朝最突出的还是这个暴字，想了解的朋友可以来看看。
　　1、秦国历史上的仁君
　　那篇让笔者不淡定的文章所及的秦国历史上的五位仁君，说的是：开国君主襄公、春秋五霸之一的穆公、倡导并遂行商鞅变法的孝公、鼎定战国后期霸主地位的昭襄王，和，最终实现大一统的始皇帝。
　　襄公立国，但凡知晓相关历史，就会明白，那是通过战争手段实现的西周末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独宠褒姒、废储另立，激出变乱，致宗庙崩摧；紧邻的天子附庸、行政级别仅为大夫（不是诸侯）的秦邑首领也就是后来的襄公，率本族子弟兵勤王救驾，又护送周平王东迁，周平王论功行赏、投桃报李，将其封为伯爵诸侯整个过程中，智、勇，都当得；仁在何处，却不易察；非要拉扯，恐怕忠字会更贴切对周王室的忠。战争、开国，就算能跟仁扯上关系，该也不在主流；用仁来形容任何一位开国君主，就我国历史而言，不敢说谬，但至少算不得全面，更说不上是褒扬。
　　再说穆公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这是经典史籍《史记》借其后世之口对其人历史功绩的形容。平、霸这样的词汇，跟公共认识的仁，能扯上关系？三置晋君，不管出于何等缘由，都肯定是干涉别国内政，且是即立君位这样的顶级干涉；何谈仁？秦晋之好，让一个女子为政治需要先后嫁给一对亲侄叔，简直有悖人伦，仁在哪里？还有，未必人尽皆知的死后多达一百七十七人的殉葬！
　　在人殉早已普遍成为遥远历史的公元前七世纪后期（秦穆公卒于公元前621年，历史上全面废除人殉最晚也是在四百多年前的周王朝建立之初）！这能叫仁？！
　　孝公，就是用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形容穆公的后世传人，或许相比前面两位，个性上更趋于仁；但其所着力推动、坚决践行的商君之法（商鞅变法），却是在史册上尽书血泪、当世乃至后世都谈之色变的严刑峻法！其在位二十余年间，倚仗这套令人发指的严刑峻法短期促发的国力、军力激增，多次对外用兵，攫取大片土地战争！又是战争！还是战争！！战争与仁，是怎样的关系？能够怎样辨证？把战争换成亘古未有的严刑峻法及其铁血践行呢？或许，嬴渠梁，作为一个人，可谓仁人；但秦孝公，却很难对等地认为是仁君吧。
　　昭襄王（宣太后之子），在位五十六年（纪年），以会盟为名扣押楚王（怀王），并长期囚禁，致其困死于秦国使诈行强、破坏外交诚信、践踏别国尊严，说耍流氓都不为过，使秦国背上了虎狼之名这叫做仁？长平之战，坑杀四十万俘虏，没有君主的允准或默许，哪个将领敢为之？这也叫仁？对打赢长平之战这么大这么决定性战役的将领（白起）一撸到底、诋毁迫害，及至逼死，也是仁？要说就是、就是就是就是，会不会觉得是脑子进水？
　　始皇帝，千古一帝、皇帝之始，持续十来年、死亡人数过百万的平灭山东六国战争的总指挥；对被征服国家的都邑及人口密集城市大规模、有组织屠城的决策人，跟仁字怎么搭？别说什么历史必然。历史的必然，指的是大一统趋势；但实现大一统，是否除了战争、屠城，战争加屠城，再无他法？血腥悲怆的大一统之上，透支民力、铁血压服、焚书坑儒，都是仁？除了就是和就是就是就是之外，还可能的另一个答案，恐怕也就是让《大秦赋》的创作情结洗脑了。
　　2、暴秦的由来
　　纵观历史，凭着今人的见识，品咂下来，觉得暴秦之暴，有两层含义：
　　一是现象层面的，即形容作为诸侯国的秦和作为大一统帝国的大秦的军国式暴性好战逞强、法令严苛、崇信武力、扩张野心，还有，很重要一点敌视天下。由所有这些作用、化合而成的国家性格，就算非要结合所谓历史局限性和大趋势，以暴喻之，稍嫌刻薄，却也无论如何不能说是仁吧！
　　暴秦之暴的另一层含义，可以说是只能从今人角度审视而见的深切层面或说本质层面，便是或许很多人不能接受而却铮铮存在的历史悲剧野蛮战胜文明。顺着《大秦赋》的热度而涌现出的众多说法、论调中，就有人发出野蛮战胜文明的异声。
　　其具体语境，大致是说《大秦赋》及其背靠的特大长篇历史小说巨著《大秦帝国》，因为这样那样的理据、情由，刻意把秦描画成先进者，甚至将其托高到华夏文明的高峰甚至源头，是在推崇成王败寇思想、唯胜利论，是本质的错谬和大大的误导；进而接续到野蛮战胜文明话题，举出蒙元灭宋、满清代明等实例，不无道理。
　　那稍后就出现的秦国五位仁君的文章，或许多少含着之于这番不无道理的针对辩驳意味，无外乎想说秦并不野蛮或秦不应归于野蛮之列；进而又有说法称，后世，尤指秦朝紧后的汉代，更尤指西汉贾谊之辈，暴秦、暴秦地说，天下苦秦久矣地叹，是余痛未消之下，出于褒扬汉而刻意妖魔化秦的政治目的；细品品，还是唯胜利论西汉胜利了，所以
　　贾谊那时候（汉文帝时期），秦、大秦帝国，在官方政治语境下，是不能提的，是禁忌；个中原因，多重而复杂，涉及汉王朝开立的诸多历史细节，绝非一言以蔽之的窃取历史成果，也并不是抚天下恸、予民休息这么冠冕堂皇；而在复杂且严厉的大环境下，贾谊的《过秦论》，一把揭开黑盖子，精到而生动地辨析当时还热乎着的历史，该是冒着被封号风险的，而不大可能是什么为现实政治服务。
　　如果说，贾谊的智勇及笔者上述推想，不足信；那就再多看一眼《史记》。司马迁老爷爷，是宁受宫刑不改著述的驴脾气；怹老人家著书还有个后世所有史书都没有的特点，就是把怹认为相似度高的人物，打破年代甚至朝代界限，放在一块儿说；其中突出一例，便是《屈原贾生列传》将屈原和贾谊这两位相隔数百年、既不同朝也毫无乡里牵带的人物，写在了一篇文章里，是因为这老俩位都是既睿智又驴性的敢言者。至少，司马迁是这样认为的。
　　如果说贾谊不可信，那屈原呢？司马迁呢？都不可信？
　　不反对怀疑。甚至不反对抬杠。可借着上述五位仁君来怀疑，来抬杠；拿一部满眼不可知细节、充斥唯胜利论以及至少也可以说是有欠考究的乡土情怀的当代文学作品来怀疑、来抬杠，就怎么说？不说了吧说粗话不好。
　　至于野蛮战胜文明，诸多原因、禁忌，也不多说，只提两点：
　　一，历史的胜负，无论如何，都是必然和偶然相遇、相合而成。
　　二，从来就没有绝对的文明和野蛮！过去、现在、将来，皆然！
　　3、仁与君的悖论
　　仁君，作为我国历史对某些君主的形容，早在国人的认识中成了惯用词；并由于国人普遍的思维与认识模式，长久以来，具备了相当的甚至是颠簸不破的合理性。但细究起来，这可以说是个逻辑悖论仁、君，仁慈、仁爱、宽容，和，君主、帝王、执国者，作为两大组概念，本身相互间是缺乏契合性的，可以说，不宜这么去组合。
　　仁，是咱们汉语独有的字眼、词汇。按笔者浅见，其意，有两个层次，即个性的层次和社会的层次。
　　其中个性层次，应该主要是指善良、温和、公允、悲天悯人之类的品格、秉性，更倾向天赋、本真，但并不属纯然天性，须后天引导、塑造。亦即：仁，作为个体的一种品性特征，既须遗传这类生物性本源，也须后天主体环境和大环境的作用。好像用词重复了后天主体环境和大环境主体环境、大环境，有什么区别？
　　有区别。
　　往清楚说对于一个简单自然人的个体而言，后天的主体环境，想要指代的是其自幼生长的、密切的，周边小环境，比如：家庭、最亲近长辈和共同成长者（兄弟姐妹、玩伴）、启蒙教育，等等。相对应，大环境，更指诸如所处时代的主流社会特征、所属族群和局部区域的公共性格特征、所处国家或较大地域的社会总体状况，等等，其实已渗透个性层次与社会层次的界限；对普通人来讲，所谓社会层次，大抵也就到这程度。
　　君，在这儿是指独裁或具有明显独裁特征的集权统治者，不涉及君子之类其他指代含义；是天地君亲师的君，不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君。
　　为君者，大抵两类人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的强者，和，他们的血亲后代。强者、开拓者、创立者、侵略者、投机者、掠夺者、权谋者必定与众不同，无论角度、侧重、善恶；其后代，多多少少会从生物学意义上继承其类似特性，而其中，关于仁的因素，不能说没有，但该不是显性的、主流的。就是说，凡为君者，骨子里，都不太可能会仁字当先。
　　至于后天，上述主体环境里，即便有仁，也多半会显得刻意、做作自古帝王家，教育子女时，大多总体会往仁、逊、礼的方向倾斜，而针对众多子女中既定的唯一继承者，则会在适当时候，施以特别的教育和示范；而那些特别的教育和示范，诸如帝王术，跟仁一毛钱关系都没有！表面化、刻意化、说教式的仁，在双重标准下，配以与表面刻意灌输的那些截然相反的周边现实，但凡有点儿志向和相应才具的君或其圈定的储君，只要不向昏的方向滑，再仁能仁到哪儿去！
　　可见，所谓仁君，最多只是寄望、愿景般的形容或以偏概全的盖棺定论。
　　历史上，谥号里带仁字的帝王，多出现在封建社会中期和晚期，虽不乏其例，但真正称得上有做为的，却乏善可陈。中古以前以至上古，因为大环境相对更险恶、君家的主体环境尚不健全以及盖棺定论还比较诚实等情况，被誉仁字的君主，几乎没有。
　　或许，历史长河中，有过不少波的仁政，但基本都是阶段性、非本质、出于特定政治诉求的，跟君的品性，并无直接的、贯通式的关联。
　　简单而武断地说，君的本质是不仁。在此基础上，仁君，就是不成立的概念。即：仁与君之间，存在逻辑性的相悖特征，实事求是的话，是不能放在一起的。
　　【作者简介】刘宏宇，常用笔名毛颖、荆泓。实力派小说家、资深编剧、北京作协会员，夏衍杯优秀电影剧本获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