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自述为什么精神分析的暗示不是直接的

　　你们曾问我，我们为什么不在精神分析治疗中使用直接暗示？你们还有一个疑问：既然我已经承认暗示的重要作用，怎样才能保证精神分析发现的客观性呢？现在我来回答这一问题。
　　所谓直接暗示，是指针对显现症状的暗示。这是医生的权威和病人的动机之间的斗争，而医生并不关心这些动机，只是要求病人消除其症状的显现。这里是否让病人处于催眠状态下，都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
　　我曾是伯恩海姆的一个学生。1889年，我去南锡见他，并将他关于暗示的一本书翻译成德文。多年来我一直使用催眠法治疗，因此有资格谈论催眠或暗示治疗的效果。按照古人所说，一个理想的治疗方法，应该效果迅速、稳定可靠、病人不感到讨厌。伯恩海姆的方法符合其中两个要求：它起效迅速，至少比精神分析治疗要快；它不会让病人产生困扰，不会让其不快。但这一治疗过程十分单调，无论对什么病人都使用同一种方式，其目的在于阻止症状出现，并不能了解症状的意义。可以说，这一方法具有一种机械性，不是真正的科学活动，有点像江湖郎中的做法。这一治疗方法不符合第三种要求：它很不可靠。有些病人能使用这一方法，而另一些病人则不能；对有些病人很有效果，对另一些人则无效；而且人们并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更糟糕的是，这一治疗效果难以持久。过一段时间，病人的病会复发，或者产生新的症状。尽管可以再次对他催眠，但有经验的人会告诫他，不要因多次被催眠而丧失自身独立性，因为过多的催眠就像服用麻醉剂一样，也是会上瘾的。当然有时采用这一方法后，不仅效果迅速，而且疗效也很持久，但获得这一良好效果的条件仍然不清楚。一次，通过短暂的催眠治疗，我完全治好了一位女病人，但她突然毫无理由地对我充满敌意，并且旧病复发。后来我再次治好了她，但她再次对我表示怨恨。另一次，也是一位女病人，我通过催眠多次使她消除神经病症状，但后来我为她治疗时，她突然用双臂紧紧抱住我的脖子。出现这样的情况，人们不得不进一步探求暗示治疗中医生权威性的本质和起源问题。
　　这些经验表明，我们应该考虑用其它方法来替代直接暗示。催眠治疗活动对于医生和病人的要求都不很高，而且符合大多数医生有关神经症的观点。医生对神经病人说：你没有什么病，这只是一个神经问题。我可以用几句话在两三分钟内消除你的困扰。但是，不费工夫，也不采用适当的方法，就能治好一个严重的病人，这不符合我们关于能量守恒的规律。经验表明，暗示方法不可能成功地治好神经病。当然，这一说法也不能绝对化，偶然获得成功也是可能的。
　　根据从精神分析中获得的知识，我们可以将催眠的暗示与精神分析的暗示之间的区别描述如下：催眠治疗是要掩饰心理活动中的某些东西，而精神分析治疗是要揭示和消除这些东西。催眠治疗像是在给人化妆，而精神分析治疗像是在给人动手术。催眠治疗使用暗示来阻止症状出现，增加了压抑量，对于症状的形成没有任何改变；而精神分析治疗在引发症状的冲突中寻求病源，并通过暗示来改变这些冲突的结果。催眠治疗使病人处于不活动的状态，因此在遭遇新的致病因素时，就无法抵御；精神分析治疗则要求医生和病人共同努力来消除病人内心的抵抗，由此使病人的心理活动有了持久改变和不断发展，并具备了防止病情复发的能力。对抵抗的消除是精神分析的基本功能，病人必须做到这一点，医生通过一种有教育意义的暗示，可以帮助病人做到这一点。因此，我们也可以把精神分析治疗称为一种后期教育。
　　我希望已经讲清楚了精神分析治疗中的暗示与催眠治疗中的暗示在哪些方面存在着区别。精神分析将暗示作为一种辅助治疗，而催眠治疗只是依靠暗示的作用。因此，催眠治疗就不太可靠，而精神分析治疗的效果则较为持久。催眠的作用要依赖于病人的移情状况，但我们却无法影响这种移情作用本身。受催眠的病人，其移情作用可能是消极的，通常是模棱两可的，还可能以特殊手段来防止移情的发生，对此我们几乎是一无所知。在精神分析治疗中，我们让病人的移情作用自由发展，使其成为治疗的辅助。这样，一方面我们可以从暗示中获得帮助，另一方面我们又能控制它，不让病人对自己进行暗示，我们来引导暗示，使其有接受暗示的可能性。
　　精神分析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