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扶贫中问题户生成逻辑与应对机制

　　【摘要】基层扶贫中的问题户常常会影响扶贫工作的开展。文章以A省J县5个村镇的贫困户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问题户的产生与消解，总结现象背后的生成逻辑与应对机制，并提出针对性建议，即以道德感化、共情说理为主，必要时加以技术辅佐。地方政府在下达政策的同时要加大配套资源的投入，并建立长效机制稳定地区发展。
　　【关键词】基层扶贫；驻村干部；问题户
　　【中图分类号】F323。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103（2020）13002303
　　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了解基层精准扶贫工作的推进可以从中获取经验，解决好最后一公里问题。2019年7月，笔者跟随团队以观察和深入访谈为主要方式，对A省J县5个村镇的精准扶贫工作进行了为期7天的田野调查。在调研中，驻村干部在讲述基层扶贫工作时都提到了所谓的问题户，他们将其描述为因各种原因、动机采取妨碍型行为，阻碍扶贫工作的推进、完成和考核的农户。问题户的存在，反映了精准扶贫政策在基层落实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其进行分析和反思，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做好打通最后一公里的工作。
　　一、問题户现象的产生与消解
　　调研显示，驻村干部认为问题户的产生大都基于村民对自身利益的诉求，集中在物质和情感两个方面。为此，驻村干部选择用不同手段来消解此类现象。
　　T镇某村民认为，异地搬迁并不能解决自己孤身一人的养老问题，意图借用搬迁补偿款谋生，但是专项资金的使用无法由驻村干部擅自更改。面对此类问题，驻村干部请该户邻里亲戚对其进行劝说，待其同意签订搬迁合同时，全程以录像、合同备案等形式留痕。
　　D村某村民因评比贫困户时落选常来干部工作处讨要说法，认为干部不懂通融、故意为难自己。驻村干部借用同性别优势，以共情类话语唤起对方共鸣，建立起沟通情境；随后为其理性地呈现扶贫对象评定的政策依据，借助公告栏等操作展示了整体公开透明的流程。在得到村民的理解和认同后，驻村干部为其许下解决就业的承诺，展示村内脱贫产业的可提供职位等。于是，问题户选择不再闹事。
　　独居扶贫新房的H村村民总在驻村干部走访过程中不配合工作，影响了后续的抽查考核。驻村干部选择与该村民外出打工子女年龄相仿的工作人员进行劝说，同时承诺为其解决与亲人的分居问题，之后该村民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行为。
　　由此可见，不管是对于追求物质利益的村民，还是对于讨要说法、抒发不满的情感追求类村民，驻村干部的解决方式一般都是以共情说理、许诺为主，必要时加以技术辅佐。
　　二、现象分析：生成逻辑与应对机制
　　问题户生成与消解的过程为文章提供了切入点，接下来从学理上进一步分析其背后的生成逻辑。这里将其总结为背景差异、动机差异和加剧的压力型体制。
　　背景差异是导致问题户可能生成的因素之一。与原有的宗族等乡村治理方式不同，现代官僚体制是其中一种典型组织形式，通过国家的基层政权建设实现政府在农村的直接互动与管理。驻村干部通过基层政权下放村落，其工作有官僚制的显著特征，如对上负责、照章操作等。这种理性的行为方式在乡村中遇到旧有的以人情疏通、道德教化等感性承接时，发生了碰撞。这种背景差异，使驻村干部与村民对政策重心的理解产生冲突，干部认为政策应精准执行、以体制为核心，而村民认为政策可通融、以满足私人利益为核心。
　　问题户产生过程中同样掺杂着双方隐含的不同需要，即行为动机差异。驻村干部由上级政府派驻到基层完成当地的帮扶工作，作为一种外力嵌入方式体现着国家将官僚人员与基层乡村融成一体的努力，但其根本身份仍旧归属于政治体制，完成政策、应对考核、避免问责乃至升迁是其行为动机。城市化对乡村影响的主要体现就是村民逐利趋向的增强，这也体现在村民与政府互动中。如有些农民将中央政府的政策作为自己的话语资源同时夸大地方政府的责任，对地方政府提出很高的赔偿要求。村民与驻村干部的行为动机出现差异，使得冲突进一步体现，问题户可能出现。
　　加剧的压力型体制是最后促成问题户现象产生的因素。背景差异和行为动机差异只是问题户产生的可能因素。如若干部稍作退让，比如评选指标略作通融，或与村民、上级默契共谋，政策折扣执行、考核共同作假，问题户皆可事先避免；又或村民稍作退让，不是非要满足某种需求而选择数月僵持，问题现象也不会出现。两种选择皆被放弃，其背后的原因是加剧的压力型体制。
　　J县作为全国脱贫攻坚示范县，较其他县市处在一种更大的压力之下。首先是中央、地方政府的压力，如中央不定期巡查、对任务完成的催促；其次是全国的监督压力，如不断地有各地的工作小组来此处考察学习；最后，官员选择主动加压，将积极表现、率先脱贫作为工作目标，让自己的负责区不落后、做典型。这种体制影响导致驻村干部的压力来源增多，对脱贫攻坚工作的完成和考核更加在意，从而加倍严格执行政策、满足各项指标。同时，由于其中的一些腐败、伪造、隐瞒情况没有施展空间，于是出现了干部们最初的不通融、不共谋，只等村民完全配合政策的现象。这种体制也影响了村民的行为。驻村干部对工作考核的在意，全国对地区的关注等让部分村民意识到，这种情境下的不配合具备更大的谈判资本，如果一直不妥协，面临任务考核压力的干部很可能会选择迁让。于是僵持等行为成为部分村民的选择，也导致其成为政策中的问题户。
　　验收日期的逼近使得驻村干部积极思考解决问题的应对策略，文章对问题户的应对机制进行了进一步提炼。
　　首先是情景转换与进入。问题户的生成体现着驻村干部作为理性官僚的行为特点，但是问题户的实际解决需要驻村干部的情景转换与进入，适当运用符合其感性承接的方式和策略，如道德感化、共情说理等。这并不表明驻村干部放弃了官僚身份，其行为的驱动力和目的仍是完成工作、呼应体制。
　　其次是动机分析与策略选择。如前文讨论，有些村民的行为也夹杂着个人动机。针对不同情况可采取不同策略，技术和情感并用是驻村干部的选择。如对T镇村民的谋利行为以技术手段进行录像留档作为法律证据，能有效防止问题户行为的再度出现。
　　最后是将这种工作看作是随机应变的互动式过程。处理问题户是一个与村民反复交涉的互动式过程，完成了上述两步仍需要根据对象、情景等各个因素的随时变换，做到随机应变。如面对H村村民的行为，及时调用年轻工作人员对其进行感化使得该户成功被说服。因此，做通村民工作没有一套严格的章法可循，需要干部们有针对性地、灵活地处理问题而非单纯的照章办事。
　　三、思考与建议
　　通过上述梳理和总结可以发现，问题户的最终生成出于体制特征，其解决又依靠体制助推。因此，我们要关注现象产生的背后，地方政府能够做些什么。
　　1。问题户的消解：下达政策同时配套资源
　　村民的诉求多种多样，但是扶贫政策中的资金和资源因政策规定难以调整。这些诉求的背后反映出贫困区各种资源的匮乏。如T镇的养老问题、H村留守妇女的心理问题等。因此，地方政府应关注贫困区其他层面较普通农村更薄弱的情况，借助扶贫的机会了解问题并配套相应的资源，比如建立养老设施、引入疏通心理问题的社工人员等，可以从更早的源头避免问题户的产生。
　　2。驻村干部要沉到群众中
　　在全国脱贫攻坚战打响之后，12。8万个贫困村已有40多万名外派的第一书记。不仅队伍庞大，肩上责任更大。部分驻村干部平时很难下到基层，其政策制定中的信息来源也很难从基层获取，这导致很多政策的内容、执行方式与村民需求不符合。故此，扶贫干部应主动走访入户，与困难群众面对面接触、心与心交流，了解困难家庭的基本情况、致困原因，以及困难家庭的意愿和要求，了解村民真实情况，做到真扶贫、扶真贫。
　　3。利用体制外压力强化监督
　　国家资源的倾斜、注意力的转换，会使压力型体制呈现时间和空间上局部更加剧的情景。比如J县因成为2019年率先脱贫的示范区，获得了更多压力。好处是，有了多方监督，任务加快完成，工作的透明度、清廉度皆增加；但是弊端在于，短时压力带来的工作高效、清廉因为缺少长效机制的建立，给地方未来的发展带来了不确定前景。因此，如何长效化利用体制外压力让地区稳定发展，是地方政府应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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