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界好人金士顿

　　比别人差一点
　　承认自己笨是很重要的事情。每次演讲或接受采访，杜纪川总会首先强调自己并非超人，我的意思是，我并不认为自己比别人厉害很多。
　　在精英主义大行其道的上一代美国商界，这简直就是自降身价，是没有领导力的表现。但在杜纪川看来，如果不是创业搭档孙大卫比自己厉害，根本就没有今天的金士顿。
　　杜纪川在德国学理工出身，到美国后，他选择从容易的事情做起，做了很长时间的房地产销售；而孙大卫是硬件工程师，在一家科技公司任职。两人都是华裔，相识于篮球场，随后成了亲密的朋友。
　　两人先有过一次创业经历，创办了一家专做服务器内存的公司。由于赶上了美国计算机产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公司发展颇为顺利，最后以300多万美元的价格被一家计算机公司收购了。
　　杜孙两人也都没有什么宏图大志，分了钱就决定买股票投资，安享生活。谁知遇上了1987年美国股市崩盘，瞬间两人变得一贫如洗。
　　当时杜已经46岁，妻子才生了第一个孩子。两人都不敢告诉家人，只得假装每天出门上班，在咖啡馆互相安慰，商量怎么办。最后，需要养家糊口的两人选择从零开始重新创业，在杜纪川的车库里找到的2000美元成为了金士顿的启动资金，他们选择了自己熟悉的内存行业。
　　当时孙大卫注意到个人电脑在美国的迅速发展，电脑厂商和用户都需要不断地提升内存以升级系统。他想了一个办法：购入大量内存芯片，为不同的电脑生产商组装其所需要的内存模块，研发出了具有开创性的全新单列直插式内存模组（SIMM）。
　　而杜纪川负责销售。那时金士顿只是个小公司，生产和办公都在车库里，大的电脑厂商根本不屑与他们合作。杜一次十个地卖，赚的钱拿回来供应生产，再卖。
　　半年下来，杜纪川失去了信心，想关闭金士顿，但不善言辞的孙大卫却让他再坚持一下。
　　虽然当时杜纪川是公司一把手，但他始终秉承比别人差一点的哲学换句话说，其实是更愿意接纳专业人士的意见。两个人甚至乐观对公司未来打起了赌，还好我输了。杜纪川说，为此后来他送了一台捷豹给孙大卫。
　　电脑厂商们很快发现了金士顿直插式内存模块的便利之处，连IBM等主流厂商都开始使金士顿的产品。金士顿不但迈过了起步这道坎，甚至还催生了新的行业标准。
　　其实成功是有捷径的。杜纪川说，就是懂得发现市场的潜在需求，懂得利用市场上已有的东西加上自己的东西去满足需求。这就是我们给金士顿找到的成功捷径。
　　多年来，金士顿虽然也不断开拓新的存储领域，发展出近2000种用于各种场景的存储设备和器材，但却因为大多是跟随市场，而一直被业界视为保守、不激进。外界认为金士顿不思进取，但其实这正是杜纪川为金士顿发展设置的路径他们不愿用巨大的投入成为引领者一步登天，而是用细水长流的方式完善丰富生产链，再用优秀的服务争取客户。
　　金士顿不是一个很好的研发型公司，而是一个很好的服务公司。杜纪川认为，技术很少会有独霸，总有新的技术超越以前的旧技术。比别人差一点这种发展方式，实际上走得更长久。至今，金士顿已经连续十几年被美国IHS评为全球最大的第三方内存市场内存模组制造商，并以超过60的市场占有率，稳居全球内存模组第一品牌。
　　只算自己的账
　　作为一家世界500强公司的老板，杜纪川做生意的方式，让任何合作商都惊讶于他的随意杜以不签合同谈生意而闻名。双方握一握手，就算是达成了合约。
　　信任很重要。杜纪川说，做生意应该说话算话，不要总去计算对方赚了你多少钱，只需要计算自己赚了多少钱，当你开始算计别人的钱包，你就变得贪婪了。在杜纪川看来，以逐利为目标对于生意毫无益处。
　　金士顿对合作商的忠诚让一些同行觉得不可思议：金士顿发展的高峰期，原本的供应商三星电子不能提供足够的内存芯片，杜紀川居然主动询问三星并获得同意之后，才开始向其他厂商购买芯片。杜纪川解释说，因为在金士顿最困难时，是三星和自己并肩作战，如今环境变好，自然要以合作伙伴的感受为重。
　　还有一位泰国的客户，因为亚洲金融风暴破产，无力支付货款。杜纪川想到自己当年破产时的情境，立即决定继续供货。我们之前在他那里已经赚到2000万美元，这次即使在他那里亏损200万美元，我还是赚了。
　　只算自己的账，让金士顿收获了许多十几年的老客户。像三星电子，总会不论行情优先给金士顿供货；而那位泰国客户撑过低潮后，很快把货款全部还清，与金士顿合作至今。
　　这种一起经历风浪的合作，会比一纸合约更缺乏保障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也是金士顿哪怕在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期间也能逆势成长的重要原因。当年，金士顿年销售额高达4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也开始成为全球内存产业的领头羊。
　　杜和孙都很乐于助人，帮忙的时候从不想回报。一位合作商说，但不知怎么的，结果都很好。也许是天助善意，杜纪川送得越多，获得也越多。
　　20年前，孙正义看中了快速成长的金士顿，日本软件银行报出14。5亿美元的天价收购意愿，孙正义还亲自赴美商谈。杜纪川感动于对方的诚意，和孙大卫商量后，认为也许软银可以带领金士顿走得更远，而胸无大志的两人又可以退居二线安享生活了。
　　但交易后的3年，软银现金流短缺，仍有3。3亿美元没有付给杜纪川和孙大卫。孙大卫飞到日本，听说了软银的情况后，竟直接表示：3。3亿美元我们不要了。
　　当时孙大卫打电话过来说，我希望你觉得还好，我刚刚花了3。3亿美元。杜纪川回忆当时的情境说，他很支持老搭档的决定，因为软银付了的十多亿美元已经够了，不需要再为3。3亿美元受苦。
　　连孙正义也为这两人的豪气惊叹。而在后来软银决定放弃硬件领域的时候，孙正义指定把金士顿以4。5亿美元的成本价卖回给杜和孙这一来一回，杜孙两人净赚6亿多美元。而在软银带领期间，金士顿在海外的拓展也没落下。两人可谓又得钱又得势。
　　保持简单的想法，最高度的弹性，比起汲汲营营计算蝇头小利，收获要更多。
　　老员工法则
　　30年时间，美国科技界经历了从个人PC、智能手机到云计算的市场跃迁，也走过了从工业化层级管理到开放式扁平管理的公司管理路径，但杜纪川和他的金士顿，几乎没有改变过对于金士顿来说，最重要的还是人。
　　到金士顿的办公室参观一下，可以发现其与传统老派的企业巨头很不一样，反而很像如今兴起的那些年轻创业公司：杜纪川和孙大卫都没有专属的办公室，他们和所有的员工一起坐在开放的办公区。杜纪川的桌子上，还放着一个员工送给他的鬼怪吞吃老鼠的玩具。
　　有趣的是，隔着一条走廊，就可以看出两位创始人完全不同的风格。杜纪川这一边布置得像在过节，气氛轻松，员工们也很活跃；而孙大卫那一边，就是标准的工程师办公室，整洁严肃，一丝不苛。
　　杜纪川是个热情开朗，又喜欢冒险的人。他喜欢音乐，就和员工组织乐队，到处进行公益演出；而有一年他给自己的生日礼物，竟然是把自己绑在飞机上翱翔天空。
　　相比之下，孙大卫就显得沉稳而又寡言，聚会时也总是躲在角落。即使性格南辕北辙，但就像风格两极却和谐共处的办公室一样，杜孙两人彼此尊重对方的性格和专业。创业伙伴的关系就像夫妻，两人之间不能过于计较，这样合作才能长久。
　　在公司管理上，崇尚精英主义的企业家最喜欢宣扬的，就是最顶级的四分之一表现和同行基准这类所谓的成功标准，激励员工拼命地向上走。但杜纪川仍然强调我不比别人厉害多少，尊重员工的专业智慧和付出。
　　除了工厂生产线和财务规划这两个必要的流程领域外，金士顿奉行的是不管理法则：只按职位分薪酬高低，除此之外没人有任何特权；公司不打卡、无KPI考核，员工出差时让他们顺道度个假，一人工作全家医保他们更不喜欢MBA和现代主流的那一套人事管理、绩效考核的企业管理办法。
　　员工每天在办公室一坐就是八九个小时，他们应该有休息的权利。杜纪川说，公司还规划了喝咖啡、打台球、看电影等休闲区这与以员工福利著称的谷歌相差无几。
　　而且，金士顿极少开除员工，追责员工的唯一准则是态度：如果项目失败给公司造成损失，只需看其有没有尽心。如果并非态度散漫导致，不会追究任何责任。
　　在金士顿办公室，每位员工的工桌旁都有一个牌子，写着我在X年X月X日加入金士顿这个大家庭。为了这个大家庭，金士顿坚持不上市、不融资、不贷款，因为他们认为上市便要以利益为重，违反了公司的文化。
　　把员工当家人，杜孙两人都不是放在口号上。当年软银收购金士顿时，杜孙两人拿出1亿美元与公司员工分享，人均分到200多萬美元，震惊了美国业界。
　　在与员工相处，杜纪川仍然是算自己的账，有钱便分享。结果是，员工人均创造收入高达100万美元。并且，金士顿员工离职率极低，最初的三位雇员都还在公司任职。杜纪川认为，员工是公司最重要的财富，而老员工更是提升公司效率的核心，人力稳定，才有效率。
　　曾有一位《洛杉矶时报》的记者预测：金士顿这样管理，等做到2亿美元就不行了。等金士顿发展到2亿美元规模，这位记者坚持：做到10亿美元就肯定不行了！但近几年，金士顿已经做到了最高65亿美元的年营收，堪称世界500强中最强悍的私企。同时，金士顿连续5年被美国财富杂志评为美国最适宜工作的公司，没有过一次劳动争议。
　　以人为本的文化浸润了整个公司，使公司的产品和品牌也时刻流露着浓浓的人情味。金士顿大中国区总经理王琼表示：无论科技如何发展，科技产品都必须以人为本。从2013年开始，金士顿陆续推出充满人文情怀的记忆三部曲大获好评，尤其是2015年推出的《记忆的红气球》，于2016年在大中华区艾菲奖和中国内容营销金瞳奖上，斩获了数十个大奖。
　　杜纪川用金士顿的实践告诉商业世界，除了精英主义、逐利为本之外，企业还有另外的、更人性化的生长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