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研究在愚弄大众

　　编译：环球科学科学公园（微信：科学公园，scipark）
　　对于许多心理学家而言，有明确迹象表明，他们的研究领域遇到了麻烦。讽刺的是，最明显的迹象来自一项有关预感（premonition）的研究。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达里尔贝姆（DarylBem）向学生自愿者展示了48个单词，然后出其不意地要求他们尽可能多地写下所记得的单词。随后又进行一项练习：贝姆给学生随机提供部分测试过的单词，并让他们抄写。贝姆发现，有些学生在测试中，更容易写出随后练习中抄写的那部分单词。结果先于原因出现？
　　贝姆在《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JournalofPersonalityandSocialPsychology）上发表了他的这一发现，以及另外8个支持心理效应（psychiceffects，贝姆将其称为psi）的实验。毫无疑问，不少科学家怀疑他的观点。3个研究小组分别试图重现贝姆所报道的实验结果，都没有成功，这导致他们在发表研究结果时，遭遇重重障碍。这一事件给心理学研究敲响了警钟。事实上，文献中越来越多有悖常理的发现，这让人们意识到，其中一部分结果也许根本就不可重现，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的数学心理学家埃里克简瓦根马克斯（EricJanWagenmakers）说。
　　心理学中的阳性结果有时会像谣言一样，容易传播而难以消除。它们占据着大部分追求新奇研究的期刊。同时，那些试图重现这些研究结果的工作，尤其是当重复实验得到阴性结果时，却难以发表，只会搁置在个人文件柜里，或者变成茶余饭后的谈资。瓦根马克斯说，有些实验是大家都知道不能重现的，但文献中并没有这方面的报道。他补充道，发表研究结果的障碍让人心寒，有的学生花费整个博士生研究阶段，去尝试重现某个现象，结果重复不出来，多年研究得到的阴性结果又难以发表，于是只好退出学术界。
　　这些问题在整个学术界普遍存在，但心理学领域一些根深蒂固的文化规范使这些问题更加严重。例如，调整实验设计以保证得到阳性结果已成为普遍做法。一旦阳性结果得到发表，几乎没有研究人员去做重复实验，取而代之的是概念性重复（conceptualreplications），也就是用不同的方法检验类似的假说。批评人士称，这一做法相当于在摇摇欲坠的地基上用纸牌建房子。
　　一些著名的欺诈案例使这些问题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始作俑者原以为不会被察觉，因为重复实验的难度很大。目前心理学家正试图解决这些问题。人们已经开始评估问题的规模，并给重复实验提供发表的机会。在过去6个月中，更多心理学研究人员开始谈论和关注这一问题，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实验心理学家约瑟夫西蒙斯（JosephSimmons）说，希望我们能迎来一个转折点。
　　普遍的偏见
　　面临这些问题的并非只有心理学。在一篇著名的论文中，目前供职于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流行病学家约翰约阿尼迪斯（JohnIoannidis）认为，据统计推断，许多已发表的研究结果是错误的。英国爱丁堡大学的社会学家丹尼尔法内利（DanieleFanelli）对科学界各领域4600项研究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1990年至2007年之间阳性结果的比例增长了22以上。根据法内利的另一项研究，心理学和精神病学报道阳性结果的比例最高，而空间科学的比例最低，前者几乎是后者的5倍（参见重视阳性结果）。这种情况一直没有得到改善。1959年，统计学家西奥多斯特林（TheodoreSterling）发现，心理学领域最重要的4个期刊所发表的研究中，97是具有统计学意义的阳性结果；1995年，他再次分析后发现，情况毫无改变。
　　英国卡迪夫大学的实验心理学家克里斯钱伯斯（ChrisChambers）说，心理学阳性结果泛滥，其中一个原因是强调有噱头的结果，高影响因子的期刊往往把心理学研究当做吸引眼球的把戏。结论必须精彩、抢眼甚至令人难以置信。西蒙斯声称，部分责任在于审阅过程。我们审阅文章时，总是让作者证明他们的发现是新奇或者有趣的，他说，我们通常不要求他们证明自己的发现是真实的。
　　西蒙斯应该是了解这一点的。他最近在《心理科学》（PsychologicalScience）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半开玩笑地宣布，披头士（Beatles）的《当我六十四岁》（WhenI’mSixtyfour）这首歌可以使听众的年龄减小一岁半。西蒙斯设计这项实验是为了说明，利用有统计学意义的结果来支持假设是何等容易。许多心理学家在关键研究环节上作决定时非常随意，包括招募多少自愿者、测量哪些变量以及如何分析结果。研究人员本该无恶意作出选择，但有些人却随意歪曲实验和数据，直至得到阳性结果。
　　美国哈佛商学院的消费者心理学家莱斯利约翰（LeslieJohn）对2000多名心理学家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发现，超过50的人都会首先检验结果的统计学意义，然后再决定是否收集更多数据，直到获得阳性结果就停手。超过40的人选择性发表阳性结果。一般说来，大多数接受调查的心理学家都认为这些做法情有可原。很多人继续这么做，因为他们在接受科研训练时，老师就是这么教的，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心理学家布伦特罗伯茨（BrentRoberts）说。
　　于是，提供证据的重担就压在了进行重复实验的人肩上，但他们面临着很大的困难。想想贝姆那篇声名狼藉的论文发表后的余波吧。3个研究小组都未能重复出贝姆的实验结果，当他们联合将阴性实验结果投稿给学术期刊时，《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和《科学和心理科学》（ScienceandPsychologicalScience）都表示，不会发表简单的重复实验。《英国心理学杂志》（TheBritishJournalofPsychology）将论文送出外审了，但最后还是拒绝刊登，而贝姆正是外聘的审稿人之一。四处碰壁的论文最终在《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PLoSONE）杂志寻得立锥之地，这一杂志发表所有技术上可靠的论文，无论其结果是否新奇。
　　我已经尽己所能来鼓励重复实验了，贝姆说。他坚持自己的结论，并已在网上公布了他的实验方法和测试的所有细节。但他补充道，一项重复实验本身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它是不成熟的，他说，人们要花很多年的时间，才能弄清楚一项重复实验失败或成功的原因。需要综合分析多次实验。
　　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的认知心理学家斯特凡多扬（StphaneDoyen）和同事未能重复出美国耶鲁大学约翰巴奇（JohnBargh）的经典实验时，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巴奇曾通过实验指出，人们无意中想到与年龄有关的单词时，行走速度会变慢。而多扬的论文遭到多次拒绝后，最终也发表在《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上。巴奇怒气冲冲地在博客上发文回应，认为多扬的研究小组是一群外行的研究人员。后来，有人发表博客描述了这次交锋，巴奇又与博文作者进行了一番争论。巴奇说，他之所以反应如此强烈，部分原因是他发现人们对潜意识思维过程非常重要这一观点越来越怀疑，他感到这一研究领域受到了损害。
　　诚然，一次重复实验的失败并不能否定原来的结果。许多平淡无奇的原因都可能导致重复实验失败。如果原来的实验结果不是很明显，重复实验时就可能偶然出现阴性结果；参与重复实验的自愿者也可能与原来实验中的不同；另外，一个研究小组可能根本没能力重现另一个研究小组的实验。
　　做实验与导演戏剧有共通之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DanielKahneman）说。诸如实验的日期、房间的颜色等细枝末节，都可能会影响结果，而实验方法中从来不会描述这些细节。例如，巴奇就辩称，多扬的研究小组给自愿者展示了太多与年龄有关的单词，这可能引起他们对实验隐藏意图的注意。在诱导性研究中，你必须将实验条件设定得恰如其分，既能产生效果，又不会引起自愿者的任何注意，卡尼曼说，不是所有人都有巴奇的诀窍。卡尼曼说，只有那些发现了某种效应，并在成百上千次实验中重现了这种效应的人，才拥有这类特殊的诀窍。巴奇在谈到他的诱导性实验时说，他从未想过利用某些秘密知识，来促成这些效应的产生。我们总是尝试公开这些知识，但也许我们应该更多、更详细地公布实验方法的种种细节。
　　重视阳性结果
　　对各学科的文献分析表明，学术期刊都倾向于发表阳性研究结果即支持待验证假说的结果。而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痼疾最深。
　　1996年，当巴奇发表了那篇关于潜意识诱导效应的论文之后，几十个实验室如法炮制，开始了各自的诱导性实验。例如一项实验显示，比起拿轻写字板的自愿者，拿重写字板的自愿者参加面试时更认真，面对社会问题时更有紧迫感。而另一项实验则发现，在与清洁有关的单词的影响下，受试者对肮脏行为更宽容。
　　这种概念性重复对于经常涉及抽象概念的心理学是有用的。人们通常认为，与完全不变的重复相比，‘概念性重复’能更好地证明某些效应的普遍性，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布卢明顿分校的心理学家、《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的编辑艾略特史密斯（EliotSmith）说。
　　但另一些心理学家认为，依赖概念性重复是有问题的。你不可能完全复制某个概念，钱伯斯说，这太主观了。谁也不确定一项研究需要多么‘类似’，才能算作概念性重复。他表示，这种做法还产生了逻辑上的双重标准。例如，如果一块重写字板无意中影响了人们的判断，人们就会将它视为与年龄有关的单词使行走变慢的概念性重复；但如果写字板的重量并未影响人们的判断，没有人会指出原来的诱导效应在概念性重复中被证伪。由于只能被证明而不能被证伪，概念性重复往往是一系列弱结果彼此论证。这是验证性偏差（confirmationbias）在科学中的体现，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布赖恩诺塞克（BrianNosek）说，如果不进行概念性重复，心理学的发展将受到限制，但它并不能取代直接重复实验。为了证明‘A’是真实的，你需要再做一次‘A’，而不是去做‘B’。
　　学术欺诈与不端
　　概念性重复的做法，会导致学术不端行为难以发现。2011年11月，荷兰蒂尔堡大学的社会心理学新秀迪德瑞克斯达伯（DiederikStapel）接受调查，最终供认了大量学术欺诈行为。斯达伯发表了一系列令人振奋、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例如混乱的火车站等无序环境会助长歧视。重复这些实验有许多困难，这使得斯达伯的学术欺诈行为很难被发现。负责调查这一案件的科学委员会写道：尽管这些过于漂亮的结果本应引发人们的怀疑，但实际上却被奉为圭臬即便人们亲自进行过重复实验，他们也会相信，自己的失败是因为缺少斯达伯先生的技能。现在，人们已经清楚，斯达伯至少在30篇论文中窜改和捏造了数据。
　　斯达伯的故事，与美国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卡伦鲁杰罗（KarenRuggiero）和马克豪塞尔（MarcHauser）的情况如出一辙，这两位分别在歧视和道德方面发表了备受瞩目的文章。鲁杰罗的学术欺诈行为于2001年被人们发现，而豪塞尔在2010年被发现存在学术不端行为。与斯达伯一样，他们都是被内部举报人揭露。如果这个领域真的能自我纠正，那为什么他们两人的学术欺诈或不端一直未能被纠正呢？诺塞克说。
　　在这些争议的驱动下，许多心理学家都在想方设法，鼓励研究人员做重复实验。我认为心理学应该带头应对这一挑战，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认知心理学家乔纳森斯库勒（JonathanSchooler）说。2012年1月，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的心理学家哈尔帕施勒（HalPashler）和同事一起创办了一个名为心理学文件抽屉（PsychFileDrawer）的网站，心理学家可以在该网站提交未发表的重复实验，无论是否得到阳性结果。该网站受到热烈欢迎，但迄今只收到9个实验结果。提交实验结果几乎得不到任何激励：科学家提交实验结果后，要面对同行的批评，却并不能增加他们所发表文章的数量。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社会心理学家马修利伯曼（MatthewLieberman）提出了不同的方法。他说，美国一流大学的心理学课程可以列出一份心理学研究结果的名单，要求研究生在自己的领域内选择一项，进行重复实验。这样，学生将锻炼自己的技能，并早早发表有价值的文章，而心理学界则可以确认那些令人惊讶的效应是否站得住脚。
　　瓦根马克斯还认为，重复实验的发表规则应与其他研究有所不同它们应该像医学上的临床试验一样预先登记，以避免西蒙斯所描述的情况：根据预设结果反过来扭曲实验数据，以及根据实验结果来决定是否发表。在重复实验初期就与原文章的作者联系，甚至一起合作，可以从一开始就确保实验方法的完善。
　　这些改变可能还只是部分科学家的一厢情愿。另一些科学家尚在质疑问题究竟是否存在，甚至诺塞克也指出，对于假阳性结果的普遍性，还没有切实可靠的评估。为了弥补这一点，去年年底，他召集了一组心理学家，尝试重现3个最重要的心理学期刊在2008年发表的每一项研究结果。该小组将尽可能使用与原始实验相同的方法，并尽量与原作者一起工作。诺塞克称，这项研究的目的不是揪出个别有问题的工作，而是为了获得一些初步证据，以确定重复实验到底有多大的必要。
　　有些研究人员认为，诺塞克等人不可能得出什么结论，但帕施勒相信自己的担忧会得到证实：许多心理学研究结果都不可重现，而未能重复出原始结果的研究都搁置在研究人员的文件柜中，这些都是事实。帕施勒说：到那时，真相将无可辩驳。
　　（作者：埃德扬；翻译：车晶）
　　本文由科学公园授权发布，媒体转载请联系：editorscipark。net，或微博吴兴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