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思想之异端性与启蒙性分析

　　（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北京市100024）
　　【摘要】作为明朝中晚期的著名异端思想家，李贽其人其思想无论在明朝还是后世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本文认为，异端性便意为着解构性，而启蒙性是解构性和建构性的统一，尤注重建构性。具体到李贽其人，笔者认为，在思想层面，其解构性较强，而建构性较弱。在文艺方面，其具有较强的启蒙性。
　　【关键词】李贽；异端性；启蒙性
　　万历十六年，62岁的李贽削发明志，自甘异端，剃发以示不归，俗事亦决然不肯与理也。又此间无见识人多以异端目我，故我遂为异端以成彼竖子之名。i自此，彻底坐实其异端之名。然其异端乎？其异端是相对于何所说？而其在明清时期被视作是异端，其在现今看来是启蒙乎？
　　一、李贽思想之异端性
　　何为异端？异端是指异于圣人之道，并对圣人之道构成威胁的学派或学说。ii按照此意，异端便意味着解构性。理学以老、佛为异端，在明中后期，这种异端因子在颜钧、何心隐、李贽三人的思想中尤其明显，iii因此三人遭到强烈排斥，难得善终。另外，人间秩序一直是各家儒学的追求，而到李贽已经完全无视该秩序，不仅将孔子拉下神坛，还对于过往历史人物和诸子百家进行点评，所持观点被称作是颠倒是非，是其思想最为激进，因此也被视为异端之尤。
　　而其削发明志，坐实异端之身份，便不得不提及其与耿定向之论战，此行为正是在二者论战之高潮时期所做。这场论战从万历十二年（1584）开始到万历二十三年（1595）和解，时间长达十二年关于这场旷日持久影响破广的大论战，李贽后来在《耿楚倥先生传》中是这样描写的：
　　（耿定理去世后）既已戚戚无欢，而天台先生亦终守定人伦之至一语在心，时时恐余有遗弃之病；余亦守定未发之中一言，恐天台或未窥物始，未察伦物之原。故往来论辩，未有休时，遂成扦格，直至今日耳。今幸天诱我衷，使余舍去未发之中，而天台亦遂顿忘人伦之至。乃知学问之道，两相舍则两相从，两相守则两相病，势固然也。两舍则两忘，两忘则浑然一体，无复事矣。余是以不避老，不畏寒，直走黄安会天台于山中。天台闻余至，亦遂喜之若狂。志同道合，岂偶然耶！iv
　　李贽写好后曾将该文示以耿定向过目以示郑重，可见定向也同意其中措辞。所以，二人之矛盾，一言以概之，在于人伦之至和未发之中，在于社会秩序和个人自由之间的矛盾。二人经过十几年的往复论争，最后达成共识，v认为真与善、名教与真心、人伦之至与未发之中是相辅相成的，不能各执一端。vi这其实也是原始儒家所说的用礼节制情欲，如《礼记》所云：
　　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讲信修睦，谓之人利。争夺相杀，谓之人患。故圣人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故欲恶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也，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vii
　　由此也可看出，李贽之异端性，只是针对于理学，尤其是僵化之理学，他并不反对原始儒学思想。只是，反对理学，必然会危及原始儒学，尤其李贽要冲破的是理学对于个体和人性的束缚和羁绊，因此他要把被理学神圣化和符号化了的孔子拉下神坛，并且一再去揭露假道学的道德虚伪，甚至颠覆了士大夫从事教化的合法性viii，是以其质疑和破坏旧的道德规范，却难以建立一种新的思想体系，必将使社会加剧失序程度。当然，这一命题着实复杂，后来即使东林学派试图修正王学、恢复理学，却也难以挽救世风之日下。而儒学体系在遭到连根拔起的破坏后，我们除去遗留下一些根深蒂固的糟粕和陋习外，至今都未尝成功确立一个新的价值追求。
　　无论如何，通过旷日持久的论战，李贽的思想得以集中式地公开化，影响巨大。尤其在二人论战之冲突激烈时期，李贽在麻城出版了《说书》、《焚书》和《藏书》。其中，《焚书》中收录了他和耿定向论争期间的书信等内容，是以决裂之意。该书迅速在麻城传播开来，并产生重要影响，拥护者与反对者差异化极为明显，麻城也很快便上演了驱逐李贽的事件。随后，李贽开始了坎坷漂泊的岁月，在多地遭到驱逐。与此同时，由于其思想之异端性，之破坏性，之冲击性，在各地流传甚广。即便明清两朝当局者都严禁李贽书籍流传，但其书却越禁越兴，越禁越盛。ix而李贽之异端思想，终是在广为流传过程之中，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效应，更表现出了一定的副作用。
　　二、李贽思想之启蒙性
　　启蒙，意为开导蒙昧，使社会接受新事物。这便意味着，解构和建构两个方面对于启蒙性同样之重要，尤其是后者。
　　学术界一向认同，李贽的思想对突破旧有传统思想的束缚具有着早期的启蒙作用。可是笔者发现，从阳明心学到泰州学派，再到李贽，在解构方面都起到了一定作用，他們都注重打破权威和禁锢，解放思想和人欲x，却始终未能在建构方面有较大建树。他们始终都在儒学和理学以内进行一定限度的重建，此重建也并非是系统无懈可击的，在其解放人欲的时候未能为欲望加上限度与引导，在其解构传统价值信仰时未能建构新的价值信仰，这都与明朝中后期士风涣散、民风浮夸不无关系。因此，其在思想层面的异端性（解构性）强，而启蒙性较弱。
　　但是在文艺思想面，史料证明，其影响既颇有益处，又颇有效果。是以李贽之文艺思想具有较强的启蒙性。首先，在同时代里，不仅公安三袁深受李贽文学思想的影响，焦竑，汤显祖、冯梦龙等又分别在诗文、戏曲、小说等不同方面扩展了李贽的思想，从而形成为一个颇有气势，并对文坛产生了深刻影响的文艺新思潮。xi。其次，在后代乃至近现代，李贽之文学启蒙思想影响都颇远。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和任访秋的《中国新文学渊源》等，都探讨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与16世纪明代文化思潮的关系，认为以李贽为代表的明代启蒙思潮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有着内在的影响。xii
　　三、余论
　　历史激荡，总有奇人。李贽在很多命题上，都表现出不同世俗的见解，这种见解的内核就是要求以人为本，人格独立，个性自由，心灵自主，精神解放。xiii而这些都对传统思想价值的解构，是以其被目为异端。
　　但是，仍然不得不说的是，作为一个思想家，其负担之重，其影响之广，更应谨言慎行。李贽在解构权威和禁锢方面影响突出，却未尝为已打开的欲望之门找到合适的节制，且人之为人，不可只为利、欲、情，更深层次的终极价值信仰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真谛。再者，传统文化权威本身就与政治权威紧密纠缠，并深入国家、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他要在传统政治权威层面下解构文化权威，引发的便不仅仅是文化混乱。
　　近代以前的思想家，始终过分关注道德理性的发挥，而缺乏在知识理性方面的深化，加上苦于没有更广阔的思维材料，而只能在儒释道三家进行吸收、融合、转化，始终也未突破专制统治的枷锁，未能带领传统思想实现质的飞跃，此一则，不得不说是一憾事。
　　然具体到李贽个人，纵使其思想不够系统，其以身贯彻思想之彻底和决绝，着实令人佩服。李贽晚年一直在思考死亡问题，并著《五死篇》，将人之善死亡分为五等。对于自己应该如何死法，李贽觉得最善的五种死法都难以实现，唯有做些小买卖耳，但又担心不见买主来到，最终决定吾将死于不知己者以泄怒也。xiv而其最终选择自刎离世，一是遇上了大买主，二是要死于不知己者，是以李贽在割喉以后说了那句七十老翁何所求？，也是其死得其所之意吧！
　　注释：
　　i李贽：《焚书》，转引自汪红亮：《论明代的异端》，《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ii汪红亮：《论明代的异端》，《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iii马国照：《明末儒学世俗化思潮》，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5页。
　　iv李贽：《焚书》，转引自周素丽：《耿定向与李贽论争研究》，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14年，第106页。
　　v在70岁以后，李贽确实锋芒不多，潜心诠释儒学经典。
　　vi当然，双方仍各有倚重。
　　vii《礼记礼运》，转引自周素丽：《耿定向与李贽论争研究》，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14年，第106页。
　　viii侯长安：《公私视域下的明末政治思想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第134页。
　　ix关于禁书一手段，至今仍然时时在用，但是越禁越兴，越禁越盛的规律从未变过。
　　x其中不乏一些有识之士，意图对阳明心學进行修正，以挽救道德滑坡现象，由于种种原因收效不大。
　　xi张少康：《中国文学批评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01页。
　　xii王璞：《李贽童心说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第12页。
　　xiii魏义霞：《个性、独立人格、平等意识与李贽的启蒙思想》，《社会科学研究》，2013年第4期。
　　xiv引自傅承洲《李贽童心说的价值重估》，《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