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再见现实你好

　　Managershare：其实想开了，没有什么能靠得住，你还怕吗。
　　在每个人走向社会的时候，免不了都会在各种压力下，在以下这两个选项中犹豫一番：是享受体制内的旱涝保收？还是遨游在体制外体验变化带来的多彩？
　　其实关键在于，你想选择哪一种生活方式。
　　如果说在进入社会时的选择大多是朦朦胧胧凭感觉的，那么在做了选择之后的10年20年，能够重新复牌，大概就只能靠清晰的自我认知了我到底要什么？我到底怕什么？
　　想清楚这些，我们就可以来谈谈理想了。
　　一hr在我走向社会的第15个年头，在距离法定退休年龄还有21个春秋的时候，我从体制内辞职了。
　　辞职之前，我在一家报社担任中层，这是我在杭州奋斗九年得来的职位。它的优点是，每年带来白领的收入，给我一定的社会地位。如果会用巧劲，还不算累，只要伺候好老大们，做给他们看就可以了。
　　但是它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极大的：不是我的志趣，需要投入身心，要面对阴晴圆缺的领导的脸色，更要应对暗流汹涌的人际关系。光这些就足以把我搞残。这份工作让我有一种利剑悬在头顶的焦灼感。确切地说，只有每天凌晨2：00之后（老大们下班的时间），以及早晨9点之前（主管部门上班的时间），我心里的重担才暂时放下。
　　工作真有这么累吗？肯定不是。是我给自己铸造了无形的樊笼。让我舍弃这份工作，我却又不甘心。在杭州不可能找到与此相当的工作，而移居到另外的城市，对我又需要很大很大的勇气。我说过，我浑浑噩噩惯了。
　　那么我到底要什么？我到底想做什么？我到底应该怎么度过自己的余生？我不知道，我没有规划，缺少动力，我习惯了自己被推着走，而不是主动去选择。
　　2011年月2月11日晚，埃及人民欢庆穆巴拉克和平下台，当时已经晚上12点钟了。忽然电话响。我想，这是哪位国际主义人士向我发来贺电？一接，是我那个部门新任主持工作的L。夜猫子叫宅，无事不来，他来电质询一条网站拜年广告的事。
　　春节期间，我在老家接到上级部门一个电话，要求网站挂横幅广告，内容是：杭州市人民政府向广大市民拜年。我又把要求转述给编辑，安排制作悬挂。
　　他说老板发火了，认为漏掉了市委，我说上级电话通知如此。L就把电话挂了。
　　过了一会儿，电话又打进来。这次他很严肃地说，老板要我写个情况说明，几点几分谁打的电话，原话是怎么说的？我反问写这个是什么意思？是检查吗？他说不是，领导就让把情况详细写一写。
　　当时，我刚从山东温暖如春的家里回来，得了一场感冒，并不严重，但不知道为什么，接了这个电话之后觉得浑身发冷。而这种从头冷到脚的感觉已经不是第一次，但每一次我都忍了。
　　这一次我也准备忍。不就是写个说明吗，我赶紧翻出电话记录，找到了当时下通知的那条，并且截屏作为证据。如果当面对质，会很尴尬，但是既然领导要求，那只好拉下脸皮我这样躺在被窝里想了有十几分钟，这时候尿意上来了。
　　我只穿了内衣，翻出被窝，拉开卧室的门，就一个寒战。然后哆哆嗦嗦上完厕所，我发现浑身抖得厉害。我想去倒杯水吃药，手居然端不了杯子。我回到被窝里，体似筛糠，像得了伤寒一样。
　　在被窝里渐渐暖过来，一个念头闪现：我这是怎么了？不过是一个工作而已，至于吓成这样吗？
　　就在这一刻，我所有的恐惧全都释放了。
　　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我忽然发现我最惧怕的东西，不过就是失去体制的恩宠。
　　知道恐惧的原因，我就不怕了，虽说夜里睡得依然不踏实，但我至少有了底线，听天由命，能忍就继续忍，忍不了就辞职。
　　二hr2月12日一早，我把自己洗干净，换上一身鲜艳的衣服，到西湖边去跟朋友谈一个项目去了。谈的时候，我半开玩笑地说，为了表示对这个项目的诚意，我决定先辞职。朋友连忙说，千万别，那样我们可承受不起。
　　期间接到下属电话，说了一些我不知道的网站的重大改动。这一系列决定都把我忽略。
　　下午三点多，我从西湖天地走路回报社，路上接到同事的短信，说，今天上午L召集部门会议，宣布网站横幅没打市委是一个政治差错。
　　此时我来到了杭州的一座天桥上，望着车水马龙，忽然我想，我为什么要把辞职当成最后防御的武器，而不是主动进攻的武器呢？既然我还悬着一颗心，为什么不干脆把它放下呢？
　　决心就这样下了。激动得嗓子冒烟。我走进小店，买了一瓶尖叫，喝下去，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回到办公室，打了几行字：
　　尊敬的领导：
　　本人因个人原因，申请辞职，敬请批准。
　　辞呈打好了，但找信封犯了难。白信封，大过年的，是不是对领导不礼貌？红信封，领导会不会误会是红包？牛皮纸信封又找不到。就这样在细节上纠结来纠结去，最后决定裸递。
　　深呼吸，打通了老板电话，约几分钟后去他办公室。
　　老板笑盈盈倒上一杯茶，我接过来，递上去辞职报告，他看了一下说，你想清楚了吗？我说，想清楚了。他说，我同意。但你是干部，需要经过集团党委讨论。从老板办公室走出来，我觉得自己特别可笑，就在几分钟前，我还担心用什么信封？
　　辞职以后，我可以谈谈自己的理想了。
　　我的理想是，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居所，足以放下我所有的书，足以容纳晨曦和月光。
　　可以跟自己的妻子背靠背各看各的书，看累了就彼此猴着（曹雪芹对本词独有贡献），说相干以及不相干的话。我将有自己的时间，写作，不受打扰地写作，每年出一本书，不一定畅销，但都可以毫无愧色地赠人。每周写几篇专栏，零星写两篇约稿，所赚的钱足以维持每个月的开销，而且还足以支付两个人每年一个月的旅资。
　　每天拉着妻子的手，散步，讲说不完的话。接待朋友，也被朋友接待，介入社会，却又随时保持距离。读好书，看好片，每天坚持锻炼。当我们谈跑步的时候，我们谈的是骑车。如果上帝祝福，我们将有一个孩子，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无论天资如何，他都是上帝赐予的礼物。
　　看着孩子渐渐长大，看着著作慢慢变厚，看着皱纹爬上脸颊，看着青丝变成白发，看着看着，就老了。就在收兵的号角在天边吹响，我的时代却刚刚到来。人们会记住这个名字，会记住他的挣扎与救赎，人们也会记住他的爱人，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他们的爱永远不会分离。
　　生命如此可贵，安宁如此甜美，为了这一天，付出任何代价都不昂贵。
　　就这样，在40岁来临的时候，我从体制内的副处级中层，成了自由撰稿人。
　　本文作者王佩，来自公众号人间theLivings（ID：thelivin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