槐荫情缘天仙配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

　　《槐荫情缘天仙配》主要内容赏析
　　在明清以来的小说和戏曲里，董永与七仙女的爱情故事，始终和一棵老槐树分不开：他们最初在这棵树下相见，由老槐树作媒，结成了恩爱夫妻；后来工满返家，又来到这棵老槐树下，当时董永正乐滋滋地憧憬未来，而七仙女却满腹愁苦，难以明言，更不愿与董永分离，但大限已至，她无力抗拒天命与父命，最后不得不演出一幕人间最苦痛的生离死别的悲剧。所以这个始于槐荫、终于槐荫的人神恋爱故事，正不妨称之为槐荫情缘。
　　情是这个故事的内核和生命。但这种情长期被封建伦理道德、被天命与父命所禁锢。这个故事的演变过程，正是情的释放过程，情的成熟过程。我们就沿着这条脉络，来探索这个故事的发展与成熟。
　　一hr追溯源流，我们不难发现，董永天仙配的故事，和人们称道的中国四大民间故事（即牛郎织女的故事、孟姜女寻夫的故事、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白蛇传的故事）一样古老，一样流传甚广，一样影响深远。仅就其流传之广来说，光董永的籍贯就众说纷纭；随其籍贯的不同，董永的传说和遗迹竟遍及大江南北。东汉武梁祠石刻画像上，标明他是千乘（今山东博兴县）人。《博兴县志。人物志》称：董永墓在今崇德社（今陈户镇），去墓数里有董家庄，永故宅也。经过论证，学术界确认了这一说法，并相信董永确有其人。但湖北孝感县也有董永墓，县名也因董永而得名。《孝感县志》说：汉灵帝中平中，黄巾起，渤海骚然，永奉父来徙永没葬父墓侧。相传董家湖旧有裴巷，即其处也。至今孝感县还流传着许多董永和他儿子董仲的传说。唐《敦煌变文》中的《董永变文》，也称董永为孝感先贤，可见孝感说也由来已久。明洪梗编的《清平山堂话本》中，收有《董永遇仙传》，记中称董永字延平，东汉中和年间淮安润州府丹阳县董槐村人，作者言之凿凿，连那里的槐树也赐姓董了，人们不由得不信，于是有些戏曲和说唱故事，就采用了丹阳说。可是江苏《东台县志》卷二十二傅二摘引《晏溪志》，称董永是东台县西溪镇人，今西溪镇永与父墓并在焉，东台县同样有许多董永的传说和遗迹，以致至今还有人说董永是东台人。此外还有别的说法，如淮南说，自然全都出于传闻。一个故事人物的籍贯竟有这么多不同说法，这在传说故事中也是少见的，这就足以证明董永故事的确流传甚广，影响甚大。特别是安徽黄梅剧团的《天仙配》搬上电影银幕之后，董永与七仙女的故事几乎家弦户诵，妇孺皆知。他们的爱情悲剧曾震撼了无数青年男女的心弦，并启迪着他们的思想。
　　董永故事原只是一个民间孝子的故事，但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它不断地被人们丰富和发展，不断改变着故事的面貌和主题；纪实性逐渐被削弱，神异化逐步被增强，人情化而后又冲淡了神异化，最终发展成了一个动人的人神恋爱的世俗故事，而且破倒地以悲剧来结束，折光地反映出人间的封建权势、地位无情地摧残了真正的爱情，给热恋中的青年男女以沉重打击，造成了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从而揭示了反封建的主题。这种质变的完成，大约经历了将近十九个世纪的酝酿。探索这个故事的发展历程，人们就会看到人类进步的历史车轮，在思想文化领域留下的鲜明辙印，并从中受到一些启发。
　　二hr记载这个故事最早的文字，已被历史淹没了。今天我们能见到的早期文献，是山东省嘉祥县（汉时属千乘县）出土的东汉元嘉年间的武梁祠石刻画像及画像上的有关文字。清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嘉祥县陆续发掘出和搜集到东汉世族武氏墓群遗物。其中武梁祠石刻画像最先被人发现。画像刻造的具体年代，已无法确考，但石阙铭文标明东汉建和元年（公元147年）。据南宋洪适《隶释》一书记载，《武梁碑》立于桓帝元嘉元年（公元151年），则画像的刻造，亦当去此不远。
　　在武梁祠第三石第二层上，有一组六幅弘扬孝义的故事画像，董永画像即其中的一幅。其图像是：右面的一棵大树下，一老人面朝左，坐在一辆小车上，屈腰，仲右手前指，左手执一鸠杖，上题永父二字；一男子直立于老人左边，左手执一农具，回头顾盼老人，似在恭听老人指点；男子与老人之间，从上至下刻有董永千乘人也六字；在董永像的上方，还有另一形象，因画像石年代久远，刻痕漫灭，形体模糊，难以辨认。于是有人认为它是垂袖飞舞的织女；有人认为它是只展翅飞翔的鸟，作装饰用，或寓有象耕鸟耘之意，但象耕鸟耘是舜耕历山的奇迹，与董永故事了不相关。细看图像，该物体脚粗短，前肢细长，臀部圆滚，头形略宽而呈三角形，无颈项，全不似鸟，倒像一只长翅膀的蟾蜍。蟾蜍在中国神话中被目为月精，虽非织女，也屑仙家，同具神话意味；何况凭空为它添了羽翼，自然可以上天下地，这就更引人遐想，也许它正好暗示着董永故事的不同凡响吧。从武梁祠的石刻群像来看，如果董永仅仅只是一个克尽孝道的贫雇农，而无其他奇迹，他是很难与画像中的荆轲、管仲等名人并列的。因为当时孝悌力田的农民并不乏人，为何独独突出一个董永？当时世族士大夫的门阀等级观念和贵远贱近的思想，也决不允许他们把一个本乡的普遍贫雇农的画像刻在祖宗祠堂，作为对子孙进行孝道教育的样板。因此，我认为千乘县的董永能获得这种殊荣，至少得具备这样几个条件：一、不仅孝悌力田，堪称典范，符合汉代统治阶级宣扬的以孝治天下的原则，还要孝能感天（像二十四孝中许多孝子那样），能证实当时儒家大肆宣传的天人感应的理论，并耸动人们的听闻，更有效地推行孝道。
　　二、董永生活的年代，应比武梁祠石刻画像刻造的年代早得多。董永决不可能生活于东汉末年，倒是刘向（？）《孝子图》所说的前汉董永，更接近事实。这是因为要神异化这个现实故事，需要段较长的时间距离；要使这个故事广为流传，致使本地人也信假为真，并对之肃然起敬，这也需要一段较长的的时间距离。曹植在黄初年间写的《灵芝篇》曾这样描述董永的故事：
　　董永遭家贫，父老财无遗。举假以供养，佣作致甘肥。责（债）家填门至，不知何用归。天灵感至德，神女为秉机。
　　末后这两句诗，就证明了这个孝子故事早已神异化了，以至曹植把它当作一个典故，与虞舜、伯瑜（即老莱子）、丁兰的故事并列于诗中。曹植写这首诗的时间，距武梁祠的建造时间，相距并不太远，何况写诗以前董永故事就已神异化了，因而很难令人相信这个故事的神异化就在这短短的时间距离内完成。只是由于石刻画像不同写作诗歌，画面上只能摄取一个鹿车载父自随的镜头，而不可能较充分地显示这一故事的神异化。曹植的这首诗，也不是专咏董永的，而是借古人为例，伸述自己的孝思，以唤起乃兄曹丕的手足之情；但诗中还是显示了董永的不平凡的际遇：天灵感至德，神女为秉机，这比武梁祠石刻画像上带翼蟾蜍暗示的意思，自然明晰得多。至于神女以何种身份为董永秉机，在什么情况下为董永秉机，诗中都无交待。这有三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曹植要突出的只是天灵感至德，而不及其他；一种可能是这个故事当时十分流利，没有必要在诗中详细陈述；另一种可能是，董永故事当时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情节尚未丰富，董永与神女之间还只存在受惠与施惠的关系，故诗中只提秉机，而不及其他。我认为这三种可能都存在，当时流行的董永孝行感天的故事，还只是为了突出他的孝，对后来的天仙配故事来说，也许还只是一个粗坯。
　　三hr董永故事发展到晋代，才初具天仙配的眉目。晋干宝《搜神记》中的董永故事，就具有这种特点：
　　汉董永，千乘人，少偏枯，与父居。肆力田亩，鹿车载父自随。父亡，无以葬，乃自卖为奴，以供葬事。主人知其贤，与钱一万遣之。永行三年丧毕，欲还主人，供其奴职。道逢一女，曰：愿为子妻。遂与之俱。主人谓永曰：以钱与君矣。永曰：蒙君之惠，父葬收藏。永虽小人，必欲服勤致力，以报厚德。主人曰：妇人何能？永曰：能织。主人曰：必尔者，但令君妇为我织缣百匹。于是永妻为主人家织，十日而毕。女出门谓永曰：我，天之织女也。缘君至孝，天帝令我助君偿债耳。语毕，凌空而去，不知所在。
　　在这个故事里，董永与织女已是夫妻，但织女只是被天帝差遣，任务是助君偿债，夫妻感情却无丝毫流露，故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毫无挂恋。和这一记载在内容与文字上都很接近的，还有据说是引自刘向《孝子图》或《孝子传》中的四篇董永故事。唐初释道世编纂的《法苑珠林》卷六十二中的那一篇，引自《孝子传》：
　　董永者，少偏枯（孤），与父居，乃肆力田亩，鹿车载父自随。父终，自卖于富公，以供丧事。道逢一女，呼与语云：愿为君妻。遂俱至富公。富公曰：女为谁？答曰：永妻，欲助偿债。公曰：汝织三百匹，遣汝。一旬乃毕。出门谓董曰：我天女也，天令我助子偿人债耳。语毕，忽然不知所在。
　　《孝子传》确有其书，敦煌写本中就有一本，其中的董永传文字与此有所不同：
　　董永，千乘人也。少失其母，独养于父。家贫佣力，笃于孝养。至于农月，永以鹿车推父至畔上，供养如故。后数载，父殁，葬送不办。遂与人贷钱一万，即千贯也，将殡其父。葬殡已毕，遂来偿债。道逢一女，愿欲与永为妻。永曰：仆贫寒如是，父终无以殡送，取主人钱一万，今充身偿债为奴，乌敢屈娘子？妇人曰：心所相乐，诚不耻也。永不得已，遂与妇人同诣主人。主人曰：汝言本一身，今二人同至，何也？永曰：买一得二，何怪也？有何解也？答曰：能织绡。主人云：但与织绢三百匹，放汝夫妻归还。织经一旬，得绡三百匹，主人惊怪，遂放二人归回。行至本期之处，妻辞回：我是天之织女，见君至孝，天帝故遣我助君偿债。今既免子之难，不会久在人间。言讫，由升天。永掩泪不已。天子征永，拜为御史大夫。出《孝子传》。
　　敦煌写本五代句道兴《搜神记》，所引《孝子图》上的文字，却又是这样：
　　昔刘向《孝子图》曰：董永者，千乘人也，少失其母，独养于父，家贫困苦。至于农月，与辘车推父于田头树荫下，与人客作，供养不阙。其父亡殁，无物葬送，遂从主人家典田，货钱十万文。语主人曰：后无钱还主人时，求与卖身主人为奴，一世常（偿）力。葬父已了，欲向主人家去。在路逢一女，愿与永为妻。永曰：孤穷如此，身复与他人为奴，恐屈娘子。女曰：不嫌君贫，心相愿矣，不为耻也。永遂共到主人家。主人曰：本期一人，今来二人，何也？主人问：女有何伎（技）能？女曰：我解织。主人曰：与我织绢三百匹，放汝夫妻归家。女织经一旬，得绢三百匹。主人惊怪，遂放夫妻归还。行到本相见处，女辞永曰：我是天女，见君孝行，天遣我借君偿债。今既偿了，不得久住。语讫，遂飞上天。前汉人也。
　　宋朝李昉等编纂的《太平御览》卷四一一上的董永传，据称也引自刘向《孝子图》，文字又有差异：
　　前汉董永，千乘人，少失母，独养父。父亡，无以葬，乃从人贷钱一万。永谓钱主曰：后若无钱还君，当以身为奴。主甚愍之。永得钱葬父毕，将往为奴。于路逢一妇人，求为永妻。永曰：今贫若是，身为奴，何敢屈夫人为妻？妇人曰：原为妻，不耻贫贱。永遂将妇人至。钱主曰：本言一人，今何有二？永曰：言一得二，于理乖乎？主问妻曰：何能？妻曰：能织耳。主曰：为我织千匹绢，即放尔夫妻。于是索线，十日之内，千匹绢足。主惊，遂放夫妇二人同去。行至本相逢处，乃谓永曰：我天之织女，感君至孝，使我偿之。今君事了，不得久停。语讫，云雾四垂，忽飞而去。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顺着时代顺序抄录这五篇异文（包括干宝的那一篇），是因为，我认为民间故事的发展是缓慢的积累，其发展的方式，往往是后人对前人的说法一点一滴地进行删削和增益。一般说来，它越来越完善，越来越丰满，但它前进的道路往往不是直线上升的，有时停滞，有时曲折。通过上引的五篇异文的比较，我看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些看法：
　　一、从内容与文字来看，《孝子图》、《孝子传》中董永故事，实皆据干宝的原文增改而成，增改的结果是情节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合理，但毫无疑问它们仍属于同源故事。
　　二、《孝子图》、《孝子传》不可能是二书，不然它们的文字不会如此近似。情况很可能是这样：书中原有图有传，传是图的解说词，图是传的插图或连环画。其书不见于历代书目，而流传于民间，在流传的过程中，可能没有固定的书名，重图者称之为《孝子图》，重传者称之为《孝子传》，诸家所引实只是孝子传。其作者已不可考，托之刘向，是为了抬高它的声价。文中的前汉董永、前汉人也，就证明它决非刘向之作。因为刘向活着的时候，决不可能预见到还有一个后汉，而预作前、后汉之分。但书中特意标出前汉，显然是引文者有鉴于当时有人弄错了董永的时代，而引文者又掌握了确实材料，故特意标出，以正俗说，即使行文累赘也顾不得了。
　　三、《孝子传》与《孝子图》虽非刘向所作，但至迟也是唐初之书，而且流传甚广甚久，因而屡见征引。在流传的过程中，想来多系辗转笔录；有无刻本，不得而知。古人抄书，除经书外，每多改易；引文者，除经书外，亦时有改窜、增损。故同引《孝子图》、《孝子传》上的同一篇文字，而又互有差异。这种差异常常反映了这一故事在不同时代的发展，并将对后世产生影响。例如句本改织女为天女，这是考虑到传说中的织女是有夫之妇，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也应当珍惜，而不使之带上污点。后世便沿着这条路子，使天女具体化，于是她便成了天帝的第七个公主七仙女。又例如织绢之数，由一百匹增至三百匹，再由三百疋增至一千匹，这不仅反映了债主的贪欲，甚至是有意刁难，而且是为了表现天女的神通，并为众仙女助织留下了地步。如果我们再考虑这个故事由十日缘发展为一月缘、百日缘，而天女一日织成十疋（这已是一个最大的定额），要满足一月缘就得三百疋，要满足百日缘就得一千疋。又例如上引的五篇异文，虽还没有出现那棵神奇的老槐树，但《孝子传》、《孝子图》中已提到，他们的分离处正是本相逢处，后人让这地方有棵槐树，再演成一部《槐荫记》，这可说是顺理成章的发展。特别是文中写到的董永拒婚的苦衷，为人的诚悫，天女不嫌君贫，心相愿矣，不为耻也的真情表白，对后世《槐荫相会》那出戏，更有影响。所不足的是，天女的情还受到天命和父命的禁锢，因而分别时缺乏真情的流露，她的告别辞使人感到她仍没有从天灵感至德的僵固的思想中解脱出来，她的神性仍多于人性，因而不可能走向一个真正的人的感情的世界。其结果是：董永故事虽已具备了天仙配的眉目，但由于缺乏真正的爱情，因而故事的主题只是在劝孝的基点上稍稍向前挪动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