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科技限流中国如何突围

　　邵宇陈达飞
　　美国爆发黑人暴乱，虽因种族歧视而起，但其实是近两年来全球各国民众示威抗议的延续，深层次矛盾仍是贫富差距。而制造业外迁一直被认为是美国贫富分化加剧的重要原因，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便已经开始推进制造业回流。新冠疫情、中美贸易谈判、美国制造业回流，多重因素共振引起的全球产业链重构或不可避免。美国与中国在新技术的脱钩，局面也已非常清晰。从通用电气的回归，看美国制造业回流趋势
　　坐落在美國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工业园区的通用电气，是电气技术革命的产物，其百年浮沉也呈现了美国制造业兴衰的全景。
　　1892年，正值电气技术革命的风口期，爱迪生电灯公司和汤姆森休斯顿电器公司合并，成立通用电气，起初主要生产电风扇、火车和X光机等产品；1942年开始生产喷射发动机。二战后，随着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和居民住房拥有率的提升，家用电器开始加速扩散，通用电气也因此走向辉煌，股价、盈利不断创新高。到1973年，其园区雇工人数达到2。3万人的峰值，随后工人数不断下降，到2011年初降至1863人。
　　导致通用产业不断外移的原因，一方面是美国家电市场的饱和：电炉和冰箱在20世纪50年代中叶趋于饱和；进入70年代后，空调的扩散速度明显下降；彩电的扩散在80年代开始放缓；另一方面，还有来自日本和韩国的激烈竞争。
　　1994年12月，通用电气（中国）在上海注册成立。至今，其96的员工、90以上的管理层为中国人，在中国拥有近2500名研发及工程技术人员和8座世界一流的实验室。但是，从2012年开始，通用电气开启了回流本土进程。其首先将热水器生产线搬回至肯塔基州，除此之外，落地玻璃双拉门冰箱、不锈钢洗碗机、前置式洗衣甩干机等制造环节都陆续迁回肯塔基的电器园。仅2012年，电器园雇工人数就增加了1700人，总人数达到了3600人。这个过程或许才刚刚开始。
　　第一次石油危机是美国制造业由盛而衰的转折点，第二次石油危机后，制造业人数开始下滑。1979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达到峰值，约2000万；到1989年，美国政府就业人数首次超过制造业；2008年，前者达到后者的两倍（图1）。
　　美国制造业竞争力下降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原材料成本上升，另一方面是来自欧洲和日本、亚洲四小龙的竞争，再加上市场规模、经济发展阶段和环保、劳工安全等监管规则的差异，外迁被视为保持竞争力的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殊不知，迁入地不会永远从事分包和外包业务，等到本领学会了，就变成了竞争者。美国反思与全球化逆转
　　回望这一历程，曾被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评为全球百位思想家的瓦科拉夫斯米尔（VaclavSmil）总结道：美国制造业的兴衰源于它的内在优势、辉煌的成就、难以名状的轻率和自作自受式的失败。
　　斯米尔所说的优势，是美国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成就是指从南北战争之后的崛起，到20世纪70年代统治地位的确立。轻率指的是盲目的乐观、无畏的自信和浮夸的傲慢美国轻率地认为：低端制造环节的外迁不会影响制造业的强势地位；向服务业转型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现代性的体现；源源不断的创新和新产业的诞生所带来的新就业，会弥补落后产业外迁造成的就业岗位损失；用更少的劳动力生产了更多的产出，恰恰体现的是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反映出的美国教育的退化不足挂齿；从债权国转变为债务国，并得以维持，是美元嚣张的霸权的体现；在历经近百年的贸易顺差后，面对1971年第一次贸易逆差，以及1985年首次对中国的逆差（仅600万美元）时，美国政策当局都没有太在意。
　　所谓自作自受，斯米尔指的是工会的力量、频繁而持久的大罢工，以及严格的劳工和环保规范等政策，削弱了美国企业的议价能力，增加了企业的经营成本。只需问热爱自由和维权意识强的美国工人能承受免费加班吗？
　　美国制造业从兴起到萎缩，时隔一个世纪。反观中国，凭什么相信世界工厂地位牢不可破呢？制造业和产业链的建立和重构都是以10年为单位的，以年为单位来思考这个问题，必定是短视的。对此，最重要的是居安思危。图1：石油危机与美国制造业的兴衰
　　所以，永远不要轻视特朗普带来的整个叙事的转变从全球化到逆全球化，从多边到双边，从世界警察到美国优先，从历史的终结到文明的冲突。即使特朗普没有连任，即使连任后卸任，其建立的新叙事还会不断影响美国的政策。
　　事实上，战后全球化的顶点在2008年就出现了，其后，全球资本流动和贸易规模均出现了收缩。类似于1913年，其是上一轮全球化的顶点，之后的两次世界大战和19291933年大萧条导致全球化的中断和逆转。1971年之前，主要是贸易的全球化；上世纪70年代末，金融全球化开启；1991年苏联解体，贸易与金融的全球化上了一个新台阶；2008年金融危机前夕，全球化达到峰值，目前全球化趋势已进入逆转。
　　逆全球化未必是全面收缩，但生产终端贴近最终消费的趋势则更加明朗。如特斯拉在上海的工厂，目前只供应中国市场，未来如果扩充产能，只会出口到亚洲其他国家。价值链的区域化特征已经确立，中国、美国和德国分别为亚洲、北美和欧洲的中心国，未来地位还将进一步巩固。这不仅取决于企业基于成本收益的核算，还取决于大国关系，政策是会改变企业的成本收益比较的。美国制造业领先的秘密：军备竞赛与政府扶持
　　二战后全球的代表性产业为航空航天、飞机制造、石油化工和计算机，其中，电子计算机和机床是工业基础设施。无论是在传统的重型装备制造业，还是在信息产业的硬件或软件领域，美国都是引领者。其长期在基础性创新领域有绝对的优势，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芯片、汽车制造等领域，才逐渐受到了来自日本的挑战。如今，中国对美国的冲击相当于前苏联加上日本，前者对应的是军工产业，后者对应的是综合经济实力。所以，中美的矛盾难以避免。
　　美国制造何以能够在如此多的领域取得领先地位？主要原因是，美国在一战前建立起强大的工业基础和制造业优势，大萧条时期积极创新加上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催化作用。同时，我们不应该忽视美国政府在其中扮演的积极作用。这需要放在美苏冷战的大背景下去理解，永久备战经济和军事工业联合体打着国家安全的旗号，将军事的烙印深深打在广泛的民用工业和科研活动之上。图2：苹果公司代表性产品的技术来源
　　军事工业联合体是军方、产业和科研三者的联合，处于核心的地位，军方向产业部门提供采购订单和军事津贴，向科研部门提供研发资金。在这样的机制下，三个产业的发展尤其突出：飞机制造、电子工业和工业机床。这三个产业都是基础性产业，它们代表了美国制造的辉煌。
　　飞机制造业，二战期间野蛮生长。1939年，飞机及相关零部件生产工人只有6。3万人，二战期间的峰值达到了134。5万。随着冷战序幕拉开，以及朝鲜、越南战争开启，飞机产业继续扩张。1964年，飞机产业中90的研发经费来自美国空军拨款，拨款对象包括波音、洛克希德、北美航空等机身制造公司，以及通用电气、普惠等发动机制造公司。庞大的资金支持，使超难度的机型研发进展迅速。
　　二战前，电子工业的主要产品是收音机。但二战期间，在军事需求的刺激下，美国电子工业急剧膨胀，销售额涨了20倍，就业人数增加4倍。雷达、声呐设备、远距离无线电导航系统、炮火控制设备、工业控制设备和步话机等都是二战期间的重要发明，军方都是其背后重要的资助方。其中，电子计算机的发明，最初目的是弹道计算和原子弹爆炸分析。战后，美国军方在飞机和导弹制导系统、通信系统、控制设备、高速电子计算机和晶体管等领域继续发挥主导作用。例如，德州仪器设计了晶体管、集成电路，并成为最大的集成电路供应商，而美国军方是其最大的采购方。截至1964年，美国电子工业的研发费用仍有23来自政府，获得补贴的公司包括通用电气、西屋公司、美国无线电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IBM等。可以说，五角大楼决策主导了美国电子工业的发展（军火商TRW创始人拉莫）。
　　工业机床是制造业的基础性工具，受飞机制造业的提振，冷战期间，美国机床产业也快速扩张。1957年，美国政府拥有全美机床的15，是该行业最大的采购商。在政府的资助下，相比于1950年，1957年的机床研发费用提高了8倍。
　　从二战开始到20世纪80年代初的40年里，美国联邦政府的研发支出有23都与军事有关，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政府的研发支出一直超过企业。
　　此外，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对商用科技升级功不可没，其在战争时期催生了卓越的军工技术，在和平时期，其职能转变为将军工技术转化为商用技术。冷战结束后，美国国防部启动了技术再投资计划（TRP），并拨款8000亿美元用于技术的升级换代，重点发展军民两用技术。没有军方资金的支持和军用技术的商业化运用，上世纪80年代几乎不可能成为信息时代的起点，苹果公司也将无法诞生（图2）。
　　军备竞赛与政府研发资金的支持，为冷战后期技术的商用奠定了基础，也构成了美国制造业的先發优势。政府资助的研究和技术开发，在几乎所有美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通用技术的发展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突围关键：获取新一轮工业基础设施的话语权
　　美国对中国的整体战略已经转变为遏制。特朗普加征关税，意在将跨国企业连根拔出中国。一方面，关税使对美国出口依赖度较高的企业最有可能将产业链迁出中国，是否迁往美国，是次要问题；第二，关税能起到拦路虎的作用，对计划向中国迁移的企业有威慑作用，尤其是美国本土企业。
　　对于中美关系，我们既应该看到不同之处导致的冲突，还应该看到相同之处给美国带来的不安。不同之处在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模式和文明上都有体现。而常被忽略的是，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与美国有许多相似之处，如崛起过程中的保护主义和技术转移，以及政府在创新和产业升级中所扮演的积极作用。这些方法与手段使中国快速实现了工业化，成为了世界工厂，又进一步推动中国的技术创新，正是这一些相似之处，让美国十分警惕。
　　目前美国的贸易政策已全面转向保护主义，这更多的是一种回归，其实建国以来，美国奉行自由贸易政策的时间并不长。历史经验显示，后发国家多是通过保护政策发展起来的，而守成大国则倾向于实施自由贸易政策。因为，通行的贸易规则往往是由霸权国家来制定的。但是，当霸权国家感受到来自新兴国家的威胁时，往往会退回到保护主义的状态。无论是20世纪中叶大英帝国向自由贸易的转换，还是美国从建国初期的保护主义向二战后的自由贸易的转换，及其在20世纪80年代对日本的制裁，还是今天对中国的压制，都符合历史经验。表面上看，这种政策的转换是由某种形式的危机触发的，上一次是一战，这一次是2008年金融危机，更为根本的，是各国在全球化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社会矛盾，贸易冲突只是内部矛盾的转移。
　　如果说关税的特点是打击面广，那么，301报告及其衍生出的一系列措施，如对中国学生申请美国大学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专业的签证限制、千人计划、实体清单（包括华为）等，旨在精准打击中国的高端制造业，通过截断美国对华的高技术输出，遏制中国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美国紧紧咬住华为，是因为5G是工业4。0时代的基础设施，而且是为数不多的中国领先于美国的领域。一旦华为的5G网络全面铺开，就会形成锁定效应，如果其他企业加入华为的5G网络，而美国政府因为国家安全的考虑限制美国企业加入，那美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就会因此而下降，这让美国有失控的感觉。
　　军民融合则是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的主要关切，其最为关注的核心技术是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新材料（纳米技术）和新能源（核能），认为中国在这些方面的发展会威胁到美国在相关领域的话语权，会损害美国利益。
　　现代制造业没有工业基础软件的支持寸步难行，而工业基础软件基本掌握在西方国家手中。21世纪的制造业竞争，将更多地体现为软件之争、算法之争。例如在一个新车型的开发成本中，程序开发占比非常高，编程任务甚至多于制造波音飞机。所以，当看到美国禁止哈工大等院校使用Matlab软件时，就不应感到奇怪了。
　　USCC还将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科大讯飞和商汤科技定义为AI国家队，它们各自在自动驾驶、云计算和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医疗诊断、语音识别和智能视觉领域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而新材料中的超材料（人造复合材料）、电子材料、生物材料、石墨烯和纳米技术，新能源领域中的核能等，都备受美国关切，所有参与其中的中国企业，都可能面临美国的制裁。
　　技术创新则是中国能否突围的关键，只有利用技术创新获取新一轮工业基础设施领域的话语权，中国才能够突围。而技术创新是一个从基础科研到创新发展，再到市场扩散的过程。寻求技术的领导权，不仅需要完备的工业基础和研发支出，还需要扎实的基础教育和注重基础科学研究的科研体系、符合产业发展规律的金融市场，以及有一定容错率的社会制度。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曾说过：全世界要迎接这个新时代（智能时代），必须发展教育，在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的基础上，在充分的学术自由、思想自由下，培养百花齐放的人才。所以，归根到底，中美制造业和技术的竞争还是人才的竞争，我们的社会和体制需要培养出、留得住创新型人才，发挥出他们的潜力。
　　美国与中国脱钩，孤立中国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而且是全面遏制，中国想要抵御压力，需要一个全局设计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