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与驴

　　有个歇后语，叫骑驴看唱本走着瞧。骑驴而又看唱本的人是什么人呢？武士吗？不对，武士应该骑马。农人吗？不可能，农人不会看唱本，那是什么人呢？只能是文人。
　　文人好骑驴，又能看唱本。
　　推敲的故事想必人人知道吧？鸟宿池边树，僧推（敲）月下门。推好还是敲好呢？骑在驴背上的贾岛先生心里这么琢磨着，嘴里反复念叨着，手里还推一阵敲一阵地比划着。谁知入了谜，忘了回避，竟撞到了京兆尹兼吏部侍郎韩愈的马前当然，这是一段文坛佳话，大家都知道的，韩愈非但没有责备贾岛，还称赞了他的创作态度，并且沉吟了一下，说：还是‘敲’字好。
　　贾岛骑驴还真骑出了名堂。
　　杜甫骑驴就更不在话下，他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里写道：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你看，这位先生称得上是骑驴时间最长的文人了，简直就是驴背诗人。
　　李白是个很狂的文人，可是他也骑驴，而且骑的傲然独立。他曾佯装醉酒，骑着驴直闯华阴县令的正堂，县令怒问其名，他回答曰：曾用龙巾拭唾，御手调羹，力士脱靴，贵妃捧砚。天子殿前，尚容走马，华阴道上不许骑驴？
　　陆游是少有的能上战场的文人，可是他依然骑驴。他从抗金前线的南郑调回处在后方的成都，途中写下了《剑门道中遇微雨》，其中两句是：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
　　骑驴的文人多得很，郑板桥也骑，蒲松龄也骑
　　文人为什么不骑马呢？其一，马是古代战场利器，武士们都不够用，哪还有文人的份。其二，即便有多余的马，文人们也买不起。其三，马性烈，不宜文人骑。
　　驴是上不了战场的，价钱也不贵，性又温和，天生就是文人们的骑乘工具，因此文人就和驴结下了不解之缘，也有驴的性格。
　　首先，文人大都很倔。远在战国时期的屈原就是一个倔人。他向楚王提建议，楚王不听，他便投江而死害得后人年年端午节吃粽子（常常吃得拉肚子）。难道你就不会反击奸臣吗？你就不会曲线救国吗？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你就不会另择明主吗？再说，谁规定你的话楚王非听不行？不听就寻死？死了死了，一死百了，屈夫子是倔到家了！晋朝的陶渊明也是倔得了不得，居然不为五斗米而折腰。你不为五斗米而折腰，有人可是为了一斗米也会折腰的。你不干了，你过你的田园生活去了，可你想过没有，新上任的县令老爷是个什么角色？估计那家伙也不是什么好鸟，百姓又得遭殃了！清代那个写出巨著《儒林外史》的吴敬梓也是倔的楷模。他第一次参加乡试失败便发誓不再参加任何官方考试，甚至连原来的秀才学籍也放弃了。乾隆皇帝南巡，士大夫争相拜迎，他却企脚高卧向榻床，表示不屑一顾。你这先生，如果改了倔脾气，继续参加考试，凭着自己的真才实学，完全有可能博得一官半职，断不至于潦倒到寒冬腊月靠绕城跑步来取暖吧？
　　其次，文人大都很呆。你说司马迁，满朝文武大臣谁也不为叛变的李陵求情，他却为李陵开罪！汉武帝是什么样的皇帝？他惩处李陵是杀鸡给猴看的，你多嘴不是搅了他的局吗？结果，司马迁被处以残忍的宫刑。古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们的太史公却是典型的不识时务者。苏轼是了不起的文人，可是，他也犯呆。王安石大张旗鼓地变法，他却不理解，竟然站出来反对。结果呢？他被贬为黄州团练。王安石变法失败，保守派的司马光执政，他方才领悟到变法的必要性，一下子又站出来反对司马光。终于，保守派被斗倒了，新皇帝上任，又开始施行新政。按理说，这时候的苏轼应该大显身手了吧？事实恰好相反，他偏偏被当做曾经反对过变法的旧党，又一次遭贬，而且一下子贬到蛮荒的海南岛去了。这个苏轼啊，他的反应总是慢一个节拍，怎么也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柳永是有名的风流才子，其实，他早年也是个呆子。他热衷功名，可是，科场蹭蹬，两次都没有考上。于是，他就写了一首自信而又放浪的词，叫《鹤冲天》。词里写道：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很显然，柳永的用意是以退为守，引起皇上的注意结果却大大触恼了皇上。第三次考试，柳永发挥的不错，仁宗皇帝却把他给罢黜了，还批阅：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去填词。柳永不知道，仁宗皇帝深受儒学熏陶，根本容不得他这种风流。因此，柳永只好奉旨填词了。好在柳永后来长了一智，学精了，还是考中了进士，否则，他可一辈子都是白衣卿相了。
　　再其次，文人大都很傻。傻的表现之一便是承不住气。就说李白吧，好不容易结交上道士，道士又把他介绍玉真公主，玉真公主又把他介绍给哥哥玄宗皇帝，终于供奉翰林后事如何还很难说，他却烧得不行了，不光有前文写到的狂行，还留下狂文。如《南陵别儿童入京》末两句竟是这样的句子：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浑身冒着这样的傻气，不被赐金还乡才是怪事呢。傻的表现之二便是过高地估计自己。李白不必说，杜甫亦如此。《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末尾两句写道：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你看，杜甫俨然把自己当成贤臣了。实际上，李白也罢，杜甫也罢，他俩都涉足过政治，实践证明，他俩都是政治庸才。傻的表现之三便是把笔当成了枪。苏轼就吃过这样的亏。一般人以为乌台诗案是冤案，其实，苏轼是真的以笔为武器，攻击过王安石的新法的。苏轼还算幸运，仅仅遭贬而已像如上书讽刺武则天的骆宾王和拐弯抹角挖苦曹操的孔融，一个被投进了监狱，一个干脆被削了脑袋。
　　当代文人的范畴和古代文人的范畴是不一样的，甚至有很大的区别。就当代而言，文人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上讲，文人是指所有知识分子；狭义上讲，文人特指从事文学活动的专业作家和业余作家。应该说，狭义上的文人更接近古代的文人。那么，当代作家有没有驴性呢？有，只不过集中表现在对待文学的态度上罢了。要知道，古代文人的正统文学活动是直接与政治挂钩的，文学活动有最现实的政治前景，文学是高贵的，而且是最高贵的。当代作家虽然没有人再骑驴，但文人的驴性不改，依然很倔很呆也很傻地认为，当代文学活动同样是有前景的，同样是高贵的。事实上，当代作家的文学创作似乎与政治毫不沾边，充其量也就是个艺术。这个千丈落差让当代作家无所适从，也让好多当代作家失去了创作动力。时代在发展，功业在变化，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当代作家要改变驴性，放下文人的架子，定好自己的位子，勇敢地像演艺界学习，完全以一个艺人的身份投入创作，力求文学创作商业化，这样，我们的文学或许会真正地繁荣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