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六典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

　　《唐六典》是秉承皇帝意图，仿照《周礼》撰录的唐代官制汇编。旧题唐玄宗御撰，李林甫等奉敕注。唐玄宗于开元十年（722）亲手书写6条：理（即治，因避唐高宗李治的名讳而改）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命以《周官》（即《周礼》）为模式，撰录唐代官制。宰相张说将此事委派博学多才的徐坚，徐思之经岁，莫能定，于是改委毋煚、徐钦、韦述等，嘱他们以令式入六司，其沿革并入注中，仍然用工艰难，绵历数载。其后张九龄、李林甫又相继委陆善经、苑委等进行工作。开元二十六年（738）书成，由李林甫奏上。开元年间距《周官》编著之时已有千年左右，实际情况悬殊。本书虽经诸多人手，历16年，实际上仍按唐代官制体例编修，只因唐玄宗早已手书6条，故称《六典》。本书唐代写本早佚。宋以后的刊本有北宋元丰本、南宋绍兴本、明正德本、嘉靖本、清嘉庆扫叶山房本、光绪广雅书局本。此后久已绝版。中唐时本书已传入日本，享保九年（1724）近卫家熙以明正德本为底本，参校群书刊行。昭和48年（1937）广池千九郎在近卫本基础上，参酌宋刊本残卷及有关资料校勘刊行（1948年西北大学历史系影印广池本可供参考）。
　　张说（667730）字道济，洛阳人，唐玄宗开元时任相，擅文辞，工诗，朝廷重要文书多出其手。著有《张燕公集》。张九龄（678740），字子寿，韶州曲江（今属广东）人，开元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733736）任相，为李林甫所谮罢官。著有《曲江集》。李林甫（？752），小字哥奴。开元中任相19年，口蜜腹剑，勾结宦官、妃嫔以固宠，政事败坏。
　　《唐六典》分30卷，以唐代中央及地方机构为篇目，依次是：三师、三公、尚书都省；尚书吏部；尚书户部；尚书礼部；尚书兵部；尚书刑部；尚书工部：门下省；中书省、集贤院；史馆、匦使院；秘书省；殿中省；内官、宫官、内侍省；御史台；太常寺；光禄寺；卫尉、宗正寺；太仆寺；大理、鸿胪寺；司农寺；太府寺；国子监；少府、军器监；将作、都水监；诸卫；诸卫府；太子三师、三少、詹事府、左右春坊、内官；太子家令、率更、仆寺；太子左右卫及诸率府；诸王府、公主邑司；三府、都督、都护、州县官吏。各机构以职官为目，记述官称、员额、品阶、职掌、属官，以及有关典章制度，间或简要涉及沿革。有关的令、式分别纳入。如卷1在尚书都省机构内，设尚书令1人，正一品，其职掌为总领百官，仪刑端揆，其属有六尚书，法周之六卿，即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凡庶务皆会而决之。卷2吏部，以尚书为长，侍郎副之，掌天下官吏选授、勋封、考课之政令。其属有四个司：吏部、司封、司勋、考功，分别掌管官吏的选拔、任用、封爵、策勋、叙阶、奖惩、假宁、致仕、考核等等公务，又各有其规章制度。如考功郎中条载内外文武官吏的考课：凡应考之官，皆具录当年功过行能，本司及本州长官对众读议其优劣，定为九等，考第各于其所由司准额校定，然后送（尚书）省。凡考课之法有四善，即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这是对所有官吏的总的要求。对于特定官吏更有具体要求二十七最。如献替可否，拾遗补缺，为近侍之最；铨衡人物，擢尽才良，为选司之最；扬清激浊，褒贬必当，为考校之最等等。卷5刑部郎中、员外郎条备载唐代法律的四种形式：律、令、格、式及其篇目，唐律的主要内容，从五刑、十恶、八议直到审断、执行、狱政等等，几乎囊括。
　　注，是本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一是追溯历史渊源及沿革，大多相当详尽，如前揭刑部郎中员外郎条，在凡律一十有二章大凡五百条焉下的注，长约2500字，从魏文侯师李悝集诸国刑书，选《法经》六篇起，至永徽中复撰《律疏》三十卷，至今并行，缕述秦汉以下历代刑律制订经过、篇名，以及主要刑制的演变，犹如一篇简要刑律发展史。二是对典章制度作必要的解释和补充说明。如同条：凡六赃定罪有正条，下的注，解释六赃为枉法赃，谓受人财为曲法处分者；不枉法赃，谓虽受财，依法处分者；强盗赃，谓以威力取财，并与药酒及食，使狂乱取财；窃盗赃，谓私窃人财；受所监临赃，谓不因公事，受部人财物者；坐赃，谓非监临主司而因事受财者，并逐一明载六赃的量刑规定。对正文补充说明的，如同条：凡决死刑，皆于中书门下详复下注引开元二十五年敕：自今以后，有犯死刑，除十恶死罪、造伪头首、劫杀、故杀、谋杀外，宜令中书门下与法官等详所犯轻重，具状奏闻。其左降官，除逆人亲、并犯贿赃、名教，如有刻己自新，以功补过，使司应合闻荐，不须限以贬黜。
　　《唐六典》是否颁布施行，历来意见不一。编者之一韦述明白指出，此书开元二十六年奏草上，迄今在直院，亦未行用。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吕温《代郑相公（絪）请删定施行六典、开元礼状》说，本书在玄宗时只令宣示中外，而过了70年，尚未有明诏颁行。拟请选才士三、五人量加删定，诏下有司。北宋范祖禹也认为。《唐六典》虽修成书，然未尝行之一日。但《唐会要》载唐代尚书省、大理寺、监察御史等奏事援引《唐六典》者甚多，据此，南宋晁公武认为，该书虽不能悉行于世，而诸司遵用者骀将过半。程大昌则以开元以后的制度及活动援用《六典》，殆不胜述，否定该书不尝颁用之说。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综核众说，既基本上肯定韦述、吕温等唐人所说，当无伪误，即《唐六典》实未颁行；又不排斥其较高的权威性：疑当时讨论典章，亦相引据，而公私科律，则未事事遵用，与必须一体遵行的法典，似尚有所区别。与上述各议直接相关，晚近对《唐六典》的性质问题，进一步展开讨论。陈寅恪以为本书不过是帝王一时兴致之举，意在文饰太平。但既成书，应是在行政上便于征引的类书。另一种意见主张本书是唐代已经颁行的行政法典。否定此说者则以为本书是显示唐代制度盛况的官修典籍或政书，并不具备法律效力。
　　囿于唐玄宗六条的框架，作为以记述唐代官制为主的鸿制巨篇，本书在体例布局、逻辑结构、资料排比等方面，尚有不尽人意处，但大体上反映了盛唐的典章制度，是研究唐史和有关问题的重要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