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商业经典我的和好的

　　诗人尹丽川说：一下雪，北京就变成了北平。北京和北平，一字之差，这里头的宁静与诗意，只有我们才了解。大山们就算把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儿背的滚瓜烂熟，恐怕也难以真正体会。
　　哪怕老舍笔下处处有空儿的北平已经变成天天给人添堵的北京，对于这座城市，我们依旧一往情深。比方说，都是FifthAvenue，我相信走在曼哈顿的第五大街和中关村的五道口，你的心情一定会有很大不同。那些沿街叫卖的红薯摊，坑坑洼洼的行人道，像布朗运动无规则四下逃窜的路人，还有各种扑面而来的市井气息，所有这一切，都让你倍感亲切和温暖。
　　你当然也会抱怨北京，就像SexandtheCity里的Carry一样咒骂曼哈顿，但是骂归骂，骂完之后，矫情的白领丽人照样还会站在第五大街上张开双臂大声喊：我爱你，纽约！还不允许别人说纽约的不好。
　　同样矫情的还有下面这句话，说母校是什么，母校就是那个自己怎么骂都可以，别人却不能说一句不好的地方！自己可以骂，是因为母校的确坑过你，别人不能骂，是因为别人一骂你就感觉在骂你自己。
　　骂母校就等于在骂自己尽管这句话一脸欲拒还迎的献媚和撒娇，但我还是必须承认它的确有些道理。如果做道填空题，删去母校两个字，填上儿子或祖国，道理似乎仍旧说的通，原因很简单，这些字眼前面都可以加上定语我的，并且，还不是所有权意义上的我的，而是自我认同意义上的我的。
　　自我认同的奇妙之处在于，它不但把我的升级成我自己，而且还可以在价值论上进一步把我的变异成好的。社会心理学家说，一个心智健康的人自我评价往往会高于他人评价，将自我想象成是好的心理动力不仅普遍而且强大，与此相对，那些无法成功启动这个动力的人往往容易沮丧且缺少自信。
　　我的不一定就是好的，任何一个心智成熟的人只要稍作反思，都能得出这个结论。一般来说，人在年少时更容易成为一个唯我论者。其实不单是个体，民族同样也如此。在不成熟的民族眼里，这个世界只有两类东西：我的并且是好的东西，以及不是我的因此也就是坏的东西。古希腊人将周围的民族不加区分地一概称之为野蛮人，所谓Babarians，意思是说话时发出巴拉巴拉声音的人。唯我论者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能跳出来看自己，如果希腊人意识到自己的发音在那些野蛮人的耳朵里也是巴拉巴拉，兴许就不会这么的自信满满。
　　194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克拉克兄弟曾经做过一个研究，把两个洋娃娃（一个黑人，一个白人）给两个小朋友看（一个黑人，一个白人），然后问他们，想跟哪一个洋娃娃玩，哪个洋娃娃更漂亮更好看。不出所料的是白人小孩几乎全部都选择了白人洋娃娃，出人意料的是大部份的黑人小孩也选择了白人洋娃娃玩，并认为这个洋娃娃较好。显然，对于上世纪40年代的黑人小孩来说，我的和好的之间隔着十万八千里，这种强烈的自我否定，以及想要成为别人的愿望，正是自我认同出现严重失衡的后果。据说，黑就是美的观念要到1960年代民权运动之后才逐渐在黑人意识中扎下根来。
　　我的当然不必然就是好的，但是如果反过来认为‘我的’就是‘好的’无非敝帚自珍式的阿Q心理，又未免稍显表浅。
　　法国大革命之前，英国人埃德蒙？柏克曾经在凡尔赛宫亲眼目睹过路易十六的妻子，当时的她充满活力、光彩和喜悦，犹若启明星，璀璨夺目。十七年后，这个柏克眼里纤尘不染、完美无瑕的王后在暴徒的威逼中服下毒汁，柏克内心的愤懑可想而知：欧洲的光荣已往矣，那种对名分和女性的耿耿忠诚，那种自豪的屈服，那种富于尊严的依顺，那种即使在奴役制度中也能使高尚的自由精神不致失坠的心灵依附，所有这些，我们永远永远看不到了。
　　显然，柏克哀婉的不单单是法国王后的香消玉殒，更是那个属于他的生活世界如骑士精神、贵族生活等等一整套行为系统和情感模式的烟消云散。1927年6月2日，国学大师王国维在颐和园的昆明湖投湖自尽，陈寅恪评论其为文化殉节，所谓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好的东西总是相对于一个特定的坐标，人文世界尤其如此。我的与好的之间的关联性，在柏克和王国维这些处于历史转折处的文化人这里，显然要比敝帚自珍来的更加深沉和厚重。
　　每个人都有许多张面具，个体的自我认同会随着情境的变化而变化。一个哲学院的女教授在和中学闺蜜饭罪时，哲学家的视角会咕咚咕咚地往外冒；当她参加一群大老爷们为主的学术会议时，女性意识兴许就会凸现出来；如果这场会议发生在法国巴黎，黄种人或者中国人的自我认同没准就盖过了女性以及法学家。显然，在所有这些身份里，哲学教授是一个经过后天努力而获得的社会角色，假使有一天她厌倦了学院生活，完全可以脱离这个身份。但是种族（黄种人）和性别（女性）这样的社会分类，它们是被先天所规范的，而不是后天可获得的，这样的身份认同没有出口可言，哪怕有人实现了事实上的脱离，比如杰克逊，但是心理学家认为这种脱离在心理上也还是不可行。
　　在这个黄种女性中国哲学教授的所有身份认同中，最让人为难的也许是民族认同以及国家认同，它们介于先天规范与后天获得之间。曾经有人说，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什么英国人、法国人或者美国人，我看到的只有一个个具体的个人：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实情真的如此吗？以东方主义研究著称于世的萨伊德说，欧洲人和美国的身份绝不是可有可无的虚架子，当一个人与东方相遇的时候，他一定首先是以一个欧洲人或美国人的身份进行的，然后才是具体的某个人。当然是这样子。我有一个金融界的朋友，平均一个月出一趟国，每当提起在国外遇到不守规矩的中国人，都恨不能找一桶立邦漆把自己给刷白了，这种羞耻感恰恰反映出他对中国人难以摆脱的认同感你永远不会为了一个阿富汗人在第五大街上吐痰而感到羞耻。
　　斯特雷耶在《现代国家的起源》中说，在现代世界，最可怕的命运莫过于失去国家，如果一个不幸成为没有国家的人，那他什么都不是：他没有权利，缺乏安全保障，几乎没有机会去得到有意义的职业。在国家组织之外，不存在所谓的救星。这个状况不是自古皆然，事实上，历史上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仅国家不存在，民族也不存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有句名言说，民族不过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可是问题在于，即使民族（国家）认同包含着神话和建构的因素，一旦这个想象的共同体成为现实，人们就很难脱离既定的轨道。马雅可夫斯基说：我想让我的祖国了解我，如果我不被了解那会怎样？那我只得，像斜雨一样，从祖国的一旁，走过。这话说的轻巧，但在充满负累的现实生活中，有谁能够如此斜风细雨、诗情画意地脱离自己的故土和祖国？
　　胡适当年痛感中国事事不如人，既然如此，不如削骨还父、削肉还母，再造一个真身，全盘西化；而中国本位论的支持者则反其道而行之，主张凡是好的都是儒家的，凡是坏的全赖别人家。如此截然相反的立场，归根结底，仍旧是在拷问我的与好的之间的复杂关系。
　　时至今日，所谓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之争仍旧在延续这场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的主题。不久前，我的朋友刘擎说过一句特别点题的话：对于探索中国发展而言，若一定要谈论什么模式，更基本和迫切的真问题是：什么是好的（可欲的）模式？而以‘我们的还是别人的’作为标准来决定好坏与否，是一种智识上的混乱。这句话的有趣之处在于，它不仅否定了我的就是好的，而且把我的就是好的颠倒为只要是好的就应该成为我的。
　　当一个负面事件发生，比如汽车追尾了，恋人分手了，国家解体了，或者传统文化衰微了，为求理解，人们总要查找原因。归因理论的创始人海德认为，当事人和行动者倾向于诉诸情境原因天亡我也非战之过，总之和我没干系；观察者或者反对派则倾向于诉诸气质原因都是你的错。前者推诿责任，后者强加责任，说来说去，还是在和自我认同作斗争。
　　说到观察者和行动者的不同，不得不提柏克的这句话，他说：思想家应该中立。大臣却不能这样。按照施特劳斯的解读，这里的意思是，大臣（行动者）必定对于我自己的东西有所偏私，这是合乎情理的他的职责就是要站在自己这一方。而对于思想家（观察者）来说，他要毫不犹豫地站在优异性的一边，而不管它是在何时何地被发现的，也就是说，在好的与他自己的这两者之间，思想家要无条件地选取前者。
　　回到刘擎的那个判断，现在的问题在于，在权衡比较我的与他的、好的和坏的的复杂关系时，我们的身份到底是什么？观察家还是行动者，或者干脆二者都是？如果这两种身份发生冲突，我们究竟应该听命于谁？此外，好的东西就一定要成为我的吗，好的东西一定能成为我的吗？都说儿子总是自家的好，这里面除了有偏私有护短，还在于儿子打的骂的换不的。
　　去年我去威尔士的首府卡迪夫，坐在阳光灿烂的海湾边上喝咖啡。朋友抱怨说，这个海湾怎么不一望无际？为什么没有沙滩？又说卡迪夫只有一个很小的广场，到处都是破旧的房子还有呆板的面孔。这让我想起《杀手没有假期》里面，那个年轻的杀手最初也是这样抱怨的。最后他爱上了布鲁塞尔那座小小的、破旧的城市。
　　和一种文化，一座城市，一个人，一条狗，一本书，一首曲子建立起关系，需要独特的现实感知力和历史因缘性。正是这种无法被量化和还原的特殊记忆让我们成其为我们，让我们了解那种只有我们才了解的好。
　　文周濂（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著有《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