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自述二十五在柏林

　　1895年初，我在柏林大学学习，攻读经济学，同时继续做研究员资格论文。这时我在精神方面的目标已经基本确定，我决定不要任何专门职务，专心从事写作。这一天天气晴朗，但很寒冷，我独自一人在动物园散步，构想着未来的工作计划。我打算写一系列关于各类科学哲学（从数学到生理学）的书，同时还要写一系列关于社会问题的书。我希望最后这两个系列的书能够综合在一起，做到既科学又切合实际。显然这一计划是受到黑格尔的影响，不过后来在一定程度上我还是按照这个计划进行，跟我原来的预期相差不大。这是我思想成型的重要时刻。
　　这时我开始认真对付那篇研究员资格的论文，应该在8月份之前完成。我第一次体验到创造性的工作是怎么一回事。这里面既有希望也有失望，两者还交织在一起。最后我完成了论文，并且相信，我已经解决了有关几何学基础的所有哲学问题。当时我还不明白，在创造性的工作中，过分的希望和失望都是很可笑的，最坏的情况也不会太坏，而最好的情况也会不太好。由于我的论文既涉及数学又涉及哲学，就交给怀特海和詹姆斯。沃德两人去审。在最终宣布结果前，怀特海十分严厉而中肯地批评了我的论文，我感到它不会有什么价值了，不用再等待结果的宣布。但出于礼貌，我还是去拜访了沃德，出乎我的意料，他却给予论文极高的评价。到第二天，我获得自己被评上研究员的消息。怀特海笑着对我说，现在已经失去在我的论文中发现严重问题的机会了。
　　在我第一次结婚的最初几年，怀特海慢慢地从我的老师变成朋友。1890年我还是大一学生时，听过他关于静力学的课。他要学生去看教材的第35章，然后对我说：你就不要看了，因为你已经搞懂了这个问题。在10个月前，奖学金考试中我曾引用这一章的话，他还记得，这让我十分感动。
　　在英国，人们只是把怀特海看作一个数学家，只是到了美国后，才发现他还是一个哲学家。哲学方面，我跟他的见解不一致，因此无法跟他合作研究什么。他到美国后，我很少有机会见到他。一战期间，他从根本上反对我的和平主义立场，我们只有背道而驰。不过他在对待我俩的分歧上态度更为宽容，由此导致的彼此友谊的冷谈，很大程度上责任在我。
　　这次大战的最后几个月，怀特海的小儿子战死，年仅十八岁。怀特海悲痛欲绝，只是借助精神力量的支撑才能继续工作。这一丧子之痛促使他转向哲学，并开始摆脱那种纯粹的机械宇宙观。他的哲学十分难懂，有些至今也没有搞清楚。他十分喜爱康德，而我对康德哲学不怎么喜欢。我的气质使得我和他分开得越来越远，我认为纯粹理性并不一定能够判断谁更为接近真理。同意他的见解的人会说，他是旨在给人们带来心灵的安宁，而我却让哲学家难以忍受；而赞同我的观点的人会说：他在取悦于哲学家，而我是给人们带来幸福。无论如何，虽然我们在思想上是分道扬镳，两人在感情方面还始终维持着。
　　从1898年开始，每年我都在剑桥住一段时间，一直到1902年。那时我正在竭力摆脱德国唯心主义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是麦科达格和斯托特造成的。这时我常常见到穆尔，他在这方面对我帮助很大。让我十分激动的是，在抛弃世界是不实在的观念后，又发现桌、椅这样的东西之实在性。而我真正感兴趣的是逻辑问题。我总是喜欢思考那些有实在关系的东西。我发现，一切判断都具有主语和谓语，对于形而上学是一个极大的打击，感到十分高兴。学院要开一门关于莱布尼兹的课，而任课的麦科达格要去新西兰，让我代上这门课，使得我有机会来阅读莱布尼兹的著作。在研读和批判莱布尼兹的过程中，我得以举例说明自己关于逻辑的观点，而这一新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穆尔的启发。
　　1900年，我写的《莱布尼兹哲学》一书出版。这一年7月我来到巴黎，开始了新的生活。
　　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