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牛的资本

　　中国传统的道德是推崇谦逊、反对骄傲的，附带着，也就反感吹牛。可是，无论翻看史书，还是观察身边现象，爱吹牛的人还是很多。而且，不少大名鼎鼎的人也爱吹牛。若不信，我可举例说明。
　　司马迁，中国一流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道德文章堪称后人典范，可他吹牛的口气也不小。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岂敢让焉？意思是说，五百年而圣人出，周公死后五百年出了个孔子，到今天，孔子死了又五百年了，面对着继承圣人的事业的重任，我司马迁怎么敢让给别人呢？看看，直接拿自己与周公、孔子之类的圣人相比，这哪里有一点谦虚的影子？当然，司马迁说到做到，他写出了《史记》。这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巨著，足以让他跻身文化巨人的行列，所以，后人会把司马迁的吹牛说成是当仁不让！
　　大名鼎鼎的苏轼也爱吹牛，他说：我本不擅书，知书莫若我。意思是说：我老苏本来不擅长写书法（或许这是与他的诗、词、文相比），可是，若论对书法的理解没有人能超过我。这话以自谦之辞道出自负的心理，自得自信之情溢于言表。他还说，我老苏写书法，不能把纸全部写满，要留下足够长的空白，以便让五百年内的后人在上面写下赞美我的话。谁能说这话不带有吹牛的色彩？可是，苏轼是中国文化艺术史上的十项全能（柏杨语），他的诗、词、文、书法均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后人对他的赞美岂止五百年？
　　相似的情形还发生在欧阳修身上，他写了一首吟咏庐山的诗，便说当时的人谁也写不出来，只有唐朝的李白能行；又写了一首《明妃曲》，就说这首诗的后篇就连李白也写不出来，只有杜甫能行，至于这首诗的前篇，就连杜甫也写不出来，只有我欧阳修才成。这样的话，如果出自常人之口，他非被众人的吐沫淹死不可。可是，说这话的人是北宋的文坛领袖欧阳修，他是中国文学史上顶尖的散文大师，他吹牛有资本，别人也不好反驳，只好说他这是真性情。
　　而且，吹牛这事还有传染性，前人吹牛的思路、语气、方法，常常被后人模仿，借以说明我就是吹牛也是有学问有师承的。著名画家张大千就借鉴了欧阳修吹牛的思路，他画了一幅《青城山景》，效仿欧阳修的方式自赞，说自己的这幅画宋人有其雄奇而无其温润，元人有其气韵无其博大，明清以来毋论矣。这算不算吹牛？当然算。不过，人们可以从张大千的自夸中看到他的艺术自信和挑战意识。如果没有艺术自信，没有敢于挑战前人、挑战权威的创新意识，那张大千还能是张大千吗？
　　李敖更善于吹牛，他曾说，五十年以来和五百年之内，中国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有人对他的这种说法提出质疑，他便举出前文提到的司马迁、苏轼等人的例子进行反驳，说如果你们要骂我吹牛，请先骂司马迁、苏东坡等人我这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
　　由此看来，吹牛还是不吹牛，不是衡量一个人道德和才能高下的标准。吹牛本身不是什么大错，错就错在有些人爱吹牛却又没有足够的资本。嘴上说的是亩产万斤粮，可实际上连亩产千斤都做不到，这样的吹牛害国害民。所以，奉劝爱吹牛的人，在大话出口之前，先掂量掂量：自己到底有没有足够的本钱，说出去的话到底能落实几分？
　　另外，我还觉得，文学家和艺术家们吹吹牛是可以理解的夸张变形本来就是一种艺术手法，他们用惯了，话里话外难免会有职业特点；可是政府官员就不应吹牛，因为他们讲的是实事求是，职业特点要求他们不能像文学家、艺术家们那样惯于使用夸张的手法。可现在的实际情形是，一些政府官员惯于把成绩夸大，再夸大，把缺点缩小，再缩小。
　　不该吹牛的乱吹牛，这算不算是一种可怕的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