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自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杀父情结

　　《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父亲被杀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亲命运之间存在着不容置疑的联系，这一点使得为他写传记的作家们深感震动，并有意请教于现代心理学家。从精神分析的观点出发，我们想了解父亲被杀对他严重伤害的情况，并将对这一事件的反应作为他神经病的转折点。
　　我们的分析有一个确定的出发点。据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小的时候，其癫痫症的发作具有死亡的意义：发作之前对死亡感到恐惧，表现为昏昏嗜睡。这个病首次发作时，他还是个孩子，他的感觉是一阵忧伤突然无缘无故地袭来，就像要当场死去一样。后来他对朋友索罗维耶夫谈到自己的体验。实际上，随之而来的，确实是与死亡极其相似的状态。他的兄弟安德烈告诉我们，在他很小的时候，常在睡前留一张字条，写着：由于害怕在睡眠中死去，要求他的葬礼推迟5天举行。
　　我们明白这种死一般发作的意义和目的：它表明病人与死者认同，这死者要么是一个真正死了的人，要么是一个还活着、但病人希望其死去的人。后一种情况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因此，这个发作具有惩罚的意义。一个人希望另一个人死，现在这个人就是那另一个人，也就是说，他自己也死了。精神分析理论认为，对一个男孩讲，那另一个人通常是他的父亲，因此这一发作是对自己希望其可恨的父亲死去的自我惩罚。
　　由于对父亲的恐惧、害怕被阉割，对父亲的仇恨被压抑了。其中第一个因素是对惩罚和阉割的直接恐惧，第二个因素是对女性态度的恐惧。这种两性同体的素质是神经病的先决条件或增强因素。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肯定有着这样的素质，它以一种潜在的同性恋形式表现出来：在他的生活中，男性友谊起着重要作用，他对自己的情敌也有一种令人费解的温柔态度；在他的小说中，有许多事例表明，他对那些受压抑的同性恋情况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
　　我们可以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疚感和受虐行为溯源于一种十分强烈的女性成分，具有这种素质的人特别能够防止自我依靠严厉的父亲。他早年像死一样的病情发作可以被理解为其自我与父亲的认同，这一认同作用被超我作为一种惩罚而容忍：你为了要我成为你父亲而杀他；现在你就是你父亲，然而是一个死了的父亲。这是歇斯底里应有的症状。接下来是：现在你父亲正要杀你。对于自我来说，死亡是对男性愿望幻想的满足，也是对一种受虐狂的满足。对于超我来说，是一种惩罚性满足，也就是施虐狂的满足。这里自我和超我都扮演了父亲的角色。
　　有一件事很清楚：在发作癫痫之前，陀思妥耶夫斯基常常出现一阵狂喜，这很可能是在得知死亡消息时感受到的胜利和解脱，接着是一种更为残酷的惩罚。我们从原始部落里那些杀了父亲的兄弟们身上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情感变化顺序：先是胜利，然后是悲痛；先是欢庆，然后是哀悼。我们发现，在图腾祭宴仪式中也有类似的情感变化。如果说实际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时不曾发作过癫痫病，那是因为，发作是对他的惩罚，当他受到其它方式惩罚时，就不需要再发作了。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判为政治犯是不公平的，他自己也一定知道这一点，但他接受了沙皇对他不公平的惩罚，以此作为他反对父亲应受到的惩罚。沙皇是作为父亲的代理人而惩罚他，而不是他自己惩罚自己。这里我们看到社会实施惩罚在心理学上的合法性。实际情况是，有许多罪犯想要受到惩罚，他们的超我要求这样，从而避免了自我惩罚。
　　可以肯定地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来没有消除因杀父意图而产生的罪疚感。这也决定了他对国家权威和上帝的态度。首先，他对假父亲沙皇是绝对服从的，在现实中这个沙皇跟他演过一出杀人的喜剧，他的发作经常在戏剧中表现出来。这里较多地表现为忏悔。在宗教方面，他的自由度更大一些：据可靠报道，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然徘徊在信仰和无神论之间。他的智慧超人，这使得他不可能忽视由信仰而产生的种种难题。他希望能找到一条出路来摆脱自己的罪疚感。
　　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佐西玛教士跟德米特里谈话时，发现对方正准备杀父，就跪在他脚下。这一行为不会让我们感到钦佩，因为这意味着这个教士正在竭力克服自己对杀人者的憎恶，向杀人者示好。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罪犯的同情，已经大大超出这些人所应该得到的，实际上是无边无际的，让我们想起敬畏一词。而过去人们就是这样来看待癫痫病人和神经病人的。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一个罪犯甚至可以看成是耶稣基督样的人物，他承担了本该由别人承担的罪责，因为他杀了人，别人就没有必要再去杀人了；人们一定会感激他，如果不是他，别人就不得不去亲自杀人。这里不仅是仁慈的同情，而是有相似杀人冲动的认同作用，实际上是一个稍微移置了一下的自恋。这个由认同作用而产生的同情心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选择题材的决定因素。刚开始他描写的是一般罪犯和政治、宗教罪犯，直到生命晚期，他才描写那个主要罪犯即杀父者，并在一部艺术作品中通过这个杀父者来完成自己的忏悔。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杀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