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食人考最骇人莫过将活人粉碎作军粮

　　在原始蒙昧时代，或封建社会的早期，以及现在还处于野蛮状态的未开化部落里，用活人作为祭祀品，然后分而食之；或将掳掠俘获的敌人，杀来吃掉的习俗，是屡见不鲜的。
　　这种食人恶俗，至今还流行于西非和中非，及南太平洋群岛。据说，苏门答腊的巴塔克人，在由荷兰人完全控制以前，还在市场上出售人肉。而打了胜仗的毛利人，将战斗中死去的人的尸体切碎，摆出人肉宴席，也是常见的。但是，社会进入文明状态以后，这种骇人行径，已普遍被视为反人类的罪恶。
　　中国虽称作文明古国，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却一直有持续不断的不文明的食人记录：
　　《管子小称》载：夫易牙以调和事〔齐桓〕公，公曰：‘惟蒸婴儿之未尝。’于是，蒸其首子而献之公。为了讨君王的欢心，这位极善烹调，后来被视为中国厨师开山之祖的易牙，竟把自己的儿子弄死。精心做了一道菜，端到宫殿上去。
　　暴虐的纣王，就是挖比干的心的那个家伙，曾经将姬昌〔周文王〕拘押在羑里，为了测试其忠诚度，将他的一个儿子宰了，剁成极细的醢（也就是肉糜），包在饼里，而姬昌居然一点不动声色地，将这人肉馅儿饼，全部吃了下去。
　　三国时刘备落难，逃到山村里，一位老乡听说他是皇叔，没有什么好招待的，连忙把老婆杀了，割下肉来炒了一盘菜，让刘备充饥。第二天离开时，才发现那个可怜的女人，像宰杀的猪那样，还在厨房里挂着呢！
　　想不到进入九世纪以后的唐代，白居易《秦中吟》，其中之七《轻肥》，竟出现了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句。中国人愈益文明发达的同时，将人食人的丑恶现象写到了诗里，那真是够吓人一跳的。
　　《新唐书》卷192，写安史之乱时，睢阳被围：〔张〕巡士多饿死，存者皆痍伤气乏。巡出爱妾曰：‘诸君经年乏食，而忠义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众，宁惜一妾而坐视士饥？’乃杀以大饷，坐者皆泣。巡疆（强）令食之。〔许〕远亦杀奴僮以哺卒，至罗雀掘鼠，煮铠弩以食。被围久，初杀马食，既尽，而及妇人老弱，凡食三万口。人知将死，而莫有畔者。城破，遗民止四百而已。
　　无论有多么正当理由，一座三万人口的睢阳城，吃到最后，只剩下四百来人。读到这里，那昏天黑地之感，压迫得连血管里的血液，都会凝滞住的。可在史官笔下，一声止四百而已，就了事了。文人们能以如此平静的笔调，写出这段惨绝人寰的悲剧，真让人为之气殪。张巡坚守睢阳，直至城破被俘，不屈而死，其英名千古长存，其气节青史流芳，那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对于围城的最后阶段，这种大规模的自相残杀，以人果腹的现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绝不能视为那是理所当然的做法。
　　因为具有正义的堂皇理由，就可以为所欲为地作出反人类的罪行吗？《资治通鉴》卷220载：议者或罪张巡以守睢阳不去，与其食人，曷若全人。说明当时，也是有人持不同看法的。清代的王夫之说：张巡捐生殉国，血战以保障江、淮的功绩，出颜杲卿、李澄之上。但是，他更认为，守孤城，绝外援，粮尽而馁，君子于此，唯一死而志事毕矣，过此者，则愆尤之府矣，适以贼仁戕义而已矣，无论城之存亡也，无论身之生死也，所必不可者，人相食也。
　　所以，他的结论：其食人也，不谓之不仁也不可。（《读通鑑论》卷23）王夫之发出这样正义的呼声，对这位远遁湘西四十年，筑石室著书而不仕清的明遗民，更多了一份崇敬。坚贞不屈的他，似乎应该赞赏这种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而作出的牺牲。但他却谴责了这种贼仁戕义的食人现象。如果连最起码的人道精神也不存在的话，人性泯灭，兽性张扬，这世界还有什么希望呢？
　　但是，回顾历史，唐以后的宋，宋以后的元人食人的可怕事件，仍是层出不穷，这实在是中华文明中极不光彩的一页。
　　北宋末，靖康丙午岁，金狄乱华，六七年间，山东、京西、淮南等路，荆榛千里，斗米至数十千，且不可得。盗贼、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之价，贱于犬豕，肥壮者一枚不过十五千，全躯暴以为腊。老瘦男子之‘饶把火’，妇人少艾者，名为‘不羡羊’，小儿呼为‘和骨烂’，又通目为‘两脚羊’杀戮焚溺饥饿疾疫陷堕，其死已众，又加之以相食，杜少陵谓‘丧乱死多门’，信矣，不意老眼亲见此时，呜呼痛哉！（宋？庄绰《鸡肋编》卷中）
　　元末，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之军嗜食人，以小儿为上，妇女次之，男子又次之。或使坐两缸间，外逼以火。或于铁架上生炙。或缚其手足，先用沸汤浇泼，却以竹帚刷去苦皮。或盛夹袋中，入巨锅活煮。或刲作事件而淹之。或男子则止断其双腿，妇女则特剜其双乳。酷毒万状，不可具言。总名曰想肉。（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九）
　　明末，蜀大饥，人相食。先是丙戌、丁亥，连岁干涸，至是弥甚。赤地千里，粝米一斗价二十金，荞麦一斗价七八金，久之亦无卖者。蒿芹木叶，取食殆尽。时有裹珍珠二升，易一面不得而殆；有持数百金，买一饱不得而死。于是人皆相食，道路饥殍，剥取殆尽。无所得，父子、兄弟、夫妻，转相贼杀。（清？彭遵泗《蜀碧》卷四）
　　一直到清末，食人风仍不绝如缕，20世纪初叶，辛亥革命前夕，与秋瑾同时起义的革命团体光复会人徐锡麟，行刺满清政府安徽巡抚恩铭，率领学生军，攻占军械局，弹尽被捕，最后，惨遭杀害。心肝竟被恩铭卫队的鹰犬们，挖出炒食，惨不忍睹。
　　从以上的例证来看，不禁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封建王朝的全部历史中，凡是标明为末的时期，都存在着农民起义和统治者不甘心退出舞台而疯狂镇压的对峙局面。无穷的战乱，无尽的天灾，和大大小小屠夫的毁灭性疯狂，就构成了中国人苦难的岁月。
　　虽然，总的来说，人类进步文明，社会发展成熟，是历史的大趋势，是不会倒退的。但是，在前进的过程之中，并不意味着不再出现倒退和逆转的可能。值得我们庆幸的是，食人族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终究是少得不能再少了。否则就果如唐太宗时魏征驳斥封德彝所言：若谓古人淳朴，渐至浇薄，则至于今日，当悉化为鬼魅矣。
　　所以，长达四千多年的封建统治，这种人食人的恶本质，已经阴魂不散地潜藏在中国人遗传基因之中。一有得以释放出来的机会，余毒尚存，又会产生出新的食人族。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文革狂飙弄得神州快要陆沉之际，被蛊惑起来的恶，压倒良知，压倒理智，压倒最起码的善以后，不也发生过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累累恶行吗？
　　在中国人所经历过的许许多多苦难之中，最大的苦难，莫过于人食人，而所有发生在王朝末代的这类人间惨剧，莫过于唐末。而在唐末，所有食人者，又都比不上以黄巢为首的农民起义军。
　　他在失败前夕包围陈州近一年时间里，采用过的机械化方式，将活人粉碎，以人肉作军粮，供应他围城部队，以保证他起义军的战斗力，创造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人食人纪录。
　　这一份骇人听闻的食人纪录，既是中国之最，大概也是世界之最。
　　按照历史教科书，黄巢是农民革命领袖，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是推翻封建统治的行径，那是具有革命的进步的意义，是毫无疑问的。但若是以毛泽东提倡的两分法的观点看，不那么以偏概全，不那么一白遮百丑，而取实事求是精神，这位革命领袖在荼毒非统治阶层的普通老百姓的手段上，历史上那些声名狼藉的屠夫，比之于他，都望尘莫及，甘拜下风。在一部《二十四史》中，只有他能够用敲骨吸髓四字，形容他的食人的残杀方式。
　　据唐代张鷟的（朝野佥载）：隋末荒乱，狂贼朱粲起于襄、邓间，岁饥，米斛万钱，亦无得处，人民相食。粲乃驱男女小大仰一大铜钟，可二百石，煮人肉以餧贼。生灵歼于此矣。
　　据《旧唐书》：贼首（秦宗权部），皆慓锐惨毒，所至屠残人物，燔烧郡邑。西至关内，东极青、齐，南出江淮，北至卫滑，鱼烂鸟散，人烟断绝，荆榛蔽野。贼既乏食，啖人为储，军士四出，则盐尸而从。
　　无论是黄巢以前的朱粲，用二百石铜钟煮人肉，还是黄巢以后的秦宗权，腌人尸作随军粮糗，都比不上黄巢。
　　〔黄巢〕贼围陈郡三百日，关东仍岁无耕，人饿倚墙壁间，贼俘人而食，日杀数千。贼有舂磨砦，为巨碓数百，生纳人于臼碎之，合骨而食，其流毒若是。（《旧唐书》卷150下）
　　到底黄巢这座食人工厂，一共吃掉多少人，史无记载。但据史书，他围陈州，营于州北，立宫室百司，为持久之计。看来，他从长安城里的龙椅上滚跌下来，意犹未尽，没有过足皇帝的瘾，干脆在此再成立一个临时朝廷，好唯辟作威，唯辟作福一番。中国封建社会能迁延数千年之久，毛病就出在这里，农民革皇帝的命，不过是革掉了皇帝以后，他来做皇帝而已。
　　但是，这位皇帝要养活自己的文武百官，和数万名为他打陈州的起义将士，持续三百天，按最保守的估计，至少得吃掉十倍于张巡守睢阳城时的被食人数。
　　舂磨砦的发明权，不是黄巢，应该属于朱粲，名称略不同，叫捣磨寨。黄巢围陈州，他已预感到，自己的丧钟快要敲响。一个知道死神即将来临的赌徒，还有什么筹码不敢推到赌桌中央呢？于是，将朱粲的食人法，光而大之，数百（一说三千）巨碓，同时开工，成为供应军粮的人肉作坊，流水作业，日夜不辍。将活生生的大批乡民，无论男女，不分老幼，悉数纳入巨舂，顷刻磨成肉糜。陈州四周的老百姓吃光了，扩大原料供应来源，纵兵四掠，自河南、许、汝、唐、邓、孟、郑、汴、曹、徐、兖等数十州，咸被其毒。这位革命领袖大规模吃人不吐骨头的行径，其野蛮，残酷，恐怖，骇人听闻，即使以唯物史观判断，也很难再冠以革命二字来美化他了。
　　当然，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在铁与血的较量中，你不能将敌人消灭，对手也会将你毫不留情地除掉。所以，历代农民铤而走险，反抗强大的统治者，起义军的头目，无不残忍野蛮，无不杀人无算。但是，像黄巢以人肉为粮糗的恶行，绝非一般意义的战场上的较量，而是人性灭绝的屠杀。
　　这位革命领袖从长安退出来以后，使其骁将孟楷将万人为前驱，击蔡州。节度使秦宗权逆战而败；贼进攻其城，宗权遂称臣于巢，与之联兵。结果，他没想到，碰到了陈州这个硬钉子。孟楷既下蔡州，移兵击陈，军于项城；〔陈州刺史赵〕犨先示之弱，伺其无备，袭击之，杀获殆尽，生擒楷，斩之。巢闻楷死，惊恐，悉众屯溵水，六月，与秦宗权合兵围陈州，掘堑五重，百道攻之。不下，不但不下，赵犨数引锐兵开门出击贼，破之。巢益怒（《资治通鉴》唐纪卷七十一）这里所说的怒，表明这位革命领袖精神状态，已经接近疯狂。
　　读中国史，农民造皇帝的反，确是封建社会改朝换代的动力。但在争夺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领袖人物，不管是成功的，还是不成功的，真正出身于农民阶层者，真正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劳动者，是并不多的。通常，都产生自农村中好逸恶劳的躁狂一族，也就是农村流氓无产者。由于他们具有坚定的革命性，野蛮性，破坏意识，盲动力量，亡命的痞子精神，所以，很容易在斗争中脱颖而出。
　　而黄巢，更属于这类痞子中训练有素的亡命徒、急先锋，起义前，他就是一个私盐贩子，起义后，追随的那个渠首王仙芝，也是一个私盐贩子。盐作为封建王朝重要税收来源，历来统治者对其生产销售的管制，采取极严密的措施。然而，极大的利润，自然诱发极大的冒险；而极强的镇压，也就难免遇到极强的反抗。所以，私盐贩子干的是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以生命为赌注的危险行当。残忍，狠毒，亡命，冒险，破坏，毁灭，嗜杀，劫掠，便成为职业习惯。
　　暴虐趋于极端，与疯狂无异。所以，食人，又算得了什么，如果黄巢需要这样做的话，连眼皮也不会眨一下的。这大概就是一千多年来，从官方史书，到稗官野史，所有描写黄巢的章节，看不到他的一生，曾经有过任何人性流露的缘故。
　　无论正史，野史，对于黄巢的评价全是负面的。可近五十年来，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那是封建统治者站在地主阶级的反动立场上，对于农民革命运动及其领袖人物的诬蔑。无论如何，农民革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然而，若是从黄巢之乱的唐末起，至五代，至北宋，至南宋，中华民族的总体国势，一直处于不断削弱的过程之中，这也是毋庸讳言的事实。因此，不禁疑问，黄巢吃了那么多老百姓的这场农民革命运动，究竟对历史起到了推动作用，还是起到了促退作用？对中华文明起到了张扬作用？还是起到了戕害作用？作实事求是的考查，平心而论，答案必然是否定的。
　　都张开大嘴食人了，还有什么革命意义好讲？难道因为他反对封建统治，披上一件红色的革命外套，就能把他像野兽那样以人为食的举世大恶，忽略不顾吗？
　　即使退一万步，领袖也是人，作为一个人，按王夫之老先生说，其食人也，不谓之不仁也不可，那么，加之于这位私盐贩子黄巢头上的光环，恐怕也就黯然失色了。
　　像这样经不起唯物史观实事求是地加以考量的革命领袖，又岂止黄巢一人。其实，据史书有关黄巢的行状，这位革命领袖，可算是一个乏善可陈的人物。
　　姚雪垠作长篇小说《李自成》，拔高这位明末的类似黄巢的革命领袖，不管是为了迎合讨好，还是胡诌八咧，竟然有了一点与毛泽东军事思想合拍的游击战略。这位私盐贩子以流寇起家，短期内也取得过天下，甚至比李自成坐龙椅的日子多得多。应该懂得，流，是他们这支起义军的生命线，只有流，才有可能在统治者的缝隙中求得生存空间。最后，居然傻不唧唧地在陈州搞开了阵地战，壁垒战，围城战，不是存心找绳子套在脖子上勒死自己吗！
　　因此，这位先生，一、文不成，始终是一个不及第的秀才；二、武不就，围三百日食人无算拿不下陈州；三、想被招安，讨价还价总谈不拢条件；四、想当皇帝，进了长安连板凳也未坐热，又卷铺盖去当流寇。是一个基本没有做成什么，或从来没有做好什么的，让人无法讲出特点和长处的半吊子。
　　不过，也许他可算是一个诗人。
　　清代编纂的《全唐诗》，收诗近五万首，录有他的诗作三首。因为在中国，不光唐朝，历代之君，都有爱写诗的雅兴。有的写得很好，有的写得很屁。黄巢的诗，属于后者。《全唐诗》，书名有个全字，自然要收黄巢的诗，不过占总量的万分之几，说得过去。解放后，社科院文研所编的，收诗六百三十首的《唐诗选》，对他破格相待，与王勃、宋之问、王之焕、贺知章等大家同享被选两首的规格，很显然，编委们是看在革命同志的份上，出于阶级感情之抬举了。在中国诗史上，从来没有黄巢的份，直到解放后，才获得革命诗人这顶桂冠。这就是中国人的习性了，喜欢倾斜，一倾斜，臭狗屎也能变成香饽饽，何况黄巢的诗，总还算得上合辙押韵，四平八稳呢！
　　其中一首《菊花》：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这首诗，更像打卦问卜的籤词，既有预言的神秘感，也有不第秀才的腾腾杀气。果然，应了这首诗的谶言，他第一次进长安，还真是什么花都杀，连菊花也杀光的冬天。
　　我估计这首《菊花》诗，应该是在公元880年左右，他挺进中原，直奔洛阳，西岳在望，临潼不远，都城长安已成为他囊中之物时写出来的。黄巢第一次进长安，是一个应考的举子；如今，第二次进长安，就是等着当大齐王朝的新科皇帝了。他曾自号冲天大将军，以及这首诗中冲天词语，现在他可以踌躇满志地说，那个不让他科举及第的唐朝之天，马上就被他冲破了。
　　黄巢能有这一天，第一，他得感谢唐王朝进入末期的倒行逆施，老百姓到了活不下去的程度，使他有了造反的群众基础；第二，他得感谢统治集团的腐败，无能，涣散，失控，无法形成合力，使他有了游走的生存空间。黄巢揭竿以后，先投奔王仙芝，王兵败被戮，王的二把手尚让，率余部与黄巢会合，就这样，渐渐壮大起来，成了气候。
　　黄巢的人马，在官方的史志中，通常称之为流寇，这个流字，倒颇为准确地描写了他们在各个节度使的夹缝中，从中原流到岭南，又从广州流到洛阳的征战过程。
　　公元879年，黄巢北趣襄阳，刘巨容与江西招讨使曹全晸合兵屯荆门以拒之。贼至，巨容伏兵林中，全晸以轻骑逆战，阳不胜而走，贼追之，伏发，大破贼众，乘胜逐北，比至江陵，俘斩其什七八。巢与尚让收余众渡江东走。或劝巨容穷追，贼可尽也。巨容曰：‘国家喜负人，有急则抚存将士，不管官赏，事宁则弃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贼以为富贵之资。’由是贼势复振，攻鄂州，陷其外郭，转掠饶、信、池、宣、歙、杭十五州，众至二十万。
　　公元880年，黄巢屯信州，遇疾疫，卒徒多死，张璘急击之，巢以金啗璘，且致书请降于高骈，求保奏；骈欲诱致之，许为之求节钺。时昭义、感化、义武等军皆至淮南，骈恐分其功，乃奏贼不日当平，不烦诸道兵，请悉遣归，朝廷许之。贼詗知诸道已北渡淮，乃告绝于骈，且请战，骈怒，令璘击之，兵败，璘死，巢势复振。
　　同一年：初，黄巢将渡淮，豆卢璩请以天平节钺授巢，俟其到镇讨之，卢携曰：‘盗贼无厌，虽与之节，不能止其剽掠，不若急发诸道兵扼泗州，汴州节度使为都统，贼既前不能入关，必还掠淮、浙，偷生海渚耳！’从之，既而淮北相继告急携称疾不出。京师大恐。庚申，东都奏黄巢入汝州境。
　　唐王朝本来有多次机会，可以将他肃清，或者，将他招安，但政权到了垂死阶段，文官武将，各怀鬼胎，终于坐看着一个私盐贩子要到长安坐龙椅了。
　　891年：〔孙懦〕于是悉焚扬州庐舍，尽驱丁壮及妇女渡江，杀老弱以充食。
　　893年：李克用出兵围邢州，辛巳，攻天长镇，旬日不下。（王）镕出兵三万救之，克用逆战于叱日岭下，大破之，斩首万余级，余众溃去。河东军无食，脯其尸而啗之。
　　902年：汴军每夜鸣鼓角，城中地如动，攻城者诟城上人云‘劫天子贼’，乘城者诟城下人云‘夺天子贼’。是冬，大雪，城中食尽，冻馁死者不可胜计。或卧未死已为人所剐。市中卖人肉，斤值钱百，犬肉值五百。
　　906年：时汴军筑垒围沧州，鸟鼠不能通，（刘）仁恭畏其（朱全忠）强，不敢战。城中食尽，丸土而食，或互相掠啖。（以上见《资治通鉴》七十三卷至八十一卷）
　　重新翻阅一过中国历史上的食人记录，使我想起鲁迅先生所写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其中有主人公这样一段话，实在值得深思的：我翻开历史一看，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两个字是‘吃人’！
　　不管是以仁义道德的名义，理直气壮地食人；还是以革命的名义，名正言顺地食人，当然也包括那种连眉头也不皱一下地咬人在内，所有打出来的一切冠冕堂皇的口实，不过是中国历史上非人道，或反人道的全部恶行的遮羞布罢了。黄巢只不过是这样的革命领袖之一，由此，便可知道中国人为了求得自身进步，数千年来，为这些食人狂所付出的代价，真是到了罄竹难书的程度。
　　写到这里，除了夫复何言的摇头感叹之外，还有什么好再说的呢！
　　中国的知识分子，似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大多数，属于绝对不敢造反的一群，刀架在脖子上，宁写悔过书，作深刻检查，痛骂自己为王八蛋，高喊吾皇万岁万万岁，也绝无站直了，任砍任杀决不低头的气概；一类为极少数，扰如农民中有流氓无产者一样，文人当中也不乏个别的痞子型的知识分子，黄巢就是这种不甚安分的躁动强项一族。《新唐书》说他世鬻盐，富于赀。善击剑骑射，稍通书记，辩给，喜养亡命。
　　前者，大多数举子，不第就不第吧，落榜就落榜吧，顶多作一首不才明主弃的五绝，发发怨而不怒的牢骚而已。后者，如黄巢，就不一定咽下这口气，巢喜乱，即与群从八人，募众得数千人以应（王）仙芝，转寇河南十五州，众逾数万。你不让我当进士，那我就豁出一身剐，把你皇帝拉下马。
　　这点革命精神，应该肯定。
　　宋朝的赵姓皇帝，在总结唐代失败的经验教训后认为，一是削弱地方政府的实权，不让他们成为唐代节度使，动不动带部队开到西安灞桥，要中央政府听他的摆布。二就是扩大科举取士的录取面，使知识分子得以成为政府一员的机会大大增加，免得他们心怀不满，走向对立面。虽然，这也并非良策，地方官手无兵权，难以抵御边敌，以致疆土日蹙；大量开科取士，政府冗员日多，只好坐吃山空。但两宋三百年间，特大规模的流寇现象，具有全局性的农民起义，倒也未曾发生过，说明这样的绥靖政策，未必没有道理。
　　黄巢似乎也明白这点奥妙，士这个阶层，可得罪，也不可得罪。当你坐稳了江山，他们就成了豆腐，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但是，你尚未坐稳江山，或者，你江山有一点坐不稳的时候，他们就有可能将你视作豆腐，给你捣点小乱了。
　　所以，巢因民谣，有‘逢懦则肉师必覆’之语，遂戒军中，不得害儒者。所俘民称儒者，辄舍之。至福州，杀人如麻，过校书郎董樸家，令曰：‘此儒者’，乃灭火弗焚。（清？赵翼《二十二史劄记》）当然，如果他果真以这样的政策来笼络知识分子，也许取唐而代之的不是后来当过他部下的朱全忠，而早就是他了。如果他能有朱元璋那点耐性，等坐定了江山，再腾出手收拾那些豆腐也来得及，也许不至于最后脑袋搬家。
　　我一直怀疑，这句顺口溜式的民谣，出自这位三流诗人的笔下，显然是为他千秋大业着想。最初还真是像模像样地做出了一些姿态，第一次进洛阳，丁卯，黄巢陷东都，留守刘允章帅百官迎谒；巢入城，劳问而已，闾里晏然。第一次进长安，民夹道聚观，尚让历谕之曰：‘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
　　应该说，这是一个颇为不坏的开头，要是黄巢能够坚持下来，也许真能成气候。但是，他率领的农民兄弟，和原来就不是地道农民的流氓无产者，以及与他一齐亡命过的盐贩死党，以及与他通声气的痞子型的知识分子，从金碧辉煌的春明、通化、延兴三门，进入长安城，到达皇城中更为富丽堂皇的朱雀、承天门时，眼前的红男绿女，花花世界，弟兄们一个个眼睛都直了。
　　当然，首先将眼睛直起来的，应该是黄巢。
　　从陈胜吴广起，中国全部的揭竿而起者，所有进城的农民弟兄，眼睛都会直的。毛泽东同志在全国解放前夕，让全党同志读一读郭沫若氏的《甲申三百年祭》，也是有这一份担心在内。再看看如今挖出来的巨贪，若是查查他们的干部登记表，你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十之八九，都拥有极好的出身，极好的成分，但由于眼睛太容易直起来，最后终于坐到了被告席上，拉到了法场上。
　　现在回过头去看黄巢带进长安城的数十万起义军中，有官逼民反，不得不反者，有无以为生，铤而走险者，有打家劫舍，盗掠成性者，有造反发财，投机倒把者，有匪枭亡命，杀戮为生者，这些胜利者总不能整日里在长安城的百货公司里闲溜达吧？即使那一水儿被裹挟而从，失去了土地和家园，跟着黄巢厮杀过来的地道农民，又如何？总不见已上尊号为承天应运启圣睿文宣武皇帝的黄巢赏赐下来的金银财宝，便迫不及待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了。
　　于是，寇性大作：居数日，各出大掠，焚市肆，杀人满街，巢不能禁；尤憎官吏，得者皆杀之。
　　史书上称这些在统治者缝隙间辗转作战的农民起义军，为流寇。是中国人成则为王败则寇的成败观的反映，不能责备史书作者的势利眼。因为，在流的过程中，兼而寇之的行径，历史上所有的起义军，都程度不同地存在过的。但夺得政权后，不流的同时，也不寇，或少寇，坐稳江山的可能性就大一些。相反，超越不过这个寇字，也就只能永远为寇了，历史总是这样惩罚那些太沉不住气的进城农民弟兄。
　　遗憾的是，黄巢和他的起义军，始终也未摆脱掉流寇状态，一路征战过来，所经之地，旋即放弃，都是雨过地皮湿地一掠而过，既不派兵驻守，也不建立政权，而抱着吃大户的迫不及待，去攻打下一个目标，这就注定了他最后失败的结局。甚至拿下长安以后，居然不继续派兵马追赶逃亡的唐僖宗，而是忙于登基，忙于封官，忙于找女人充实三宫六院。那么，他的数十万军粮匮乏的战士，有什么理由不去大寇而特寇呢？
　　第二年，有人在尚书省门口，贴小字报，写了几句打油诗，嘲讽新任尚书的尚让。此人也是一个盐贩子，立刻火冒三丈，估计一定是本部门的干部或门卫所为，全部拉出来，一个个都挖出了眼珠，杀死，倒挂在尚书省的大门口。盐贩子觉得还不过瘾，下令把长安城中，所有能写几句歪诗的人，杀了个精光，不会写诗但识文断字的人，一经检举，统统去扫大街，刷厕所。这一场文化人的大清洗，三千多人掉了脑袋。
　　从这次整肃以后，曾经被大齐皇帝聘为翰林学士的，做样子也好，不做样子也好的那位诗人皮日休先生，便不知下落。黄巢杜撰出的那句逢儒则肉师必覆的民谣，便成了一句彻头彻尾的屁话。
　　于是，广明元年（880）十二月，起义军攻占长安的入城式，在长安市史上，怕是最壮观的一次，便成黄巢再也找不回来的美梦了。白旗满野，不见其际，举军大呼，声振河、华，晡时，黄巢前锋将柴存入长安，金吾大将军张直方帅文武数十人迎巢于霸上。巢乘金装肩舆，其徒皆披发，约以红缯，衣锦绣，执兵以从，甲骑如流，辎重塞涂，千里络绎不绝。
　　然而，以唐僖宗为首的统治集团，以及那些虽离心德，但也不愿意看到黄巢取而代之的将领、节度、实力派，反扑过来。广明二年（881）四月，在官军的围逼下，黄巢曾经一度退出长安，倒有点不怕摔了坛坛罐罐、诱敌深入的勇气，但是，再次攻占，首先他自己的流寇习性大发，巢怒民之助官军，纵兵屠杀，流血成川，谓之洗城。索性破罐子破摔，再无入城时的长远之想了。
　　广明三年，中和元年（882）四月，诸侯勤王之师，四面俱会。黄巢起义军的形势便走下坡路了。时京畿百姓皆砦于山谷，累年废耕耘，贼坐空城，赋输无入，谷食腾踊，米斗三十千。官军皆执山砦百姓，鬻于贼为食，人获数十万。黄巢从杀人到食人，大概从此开始，一开始便不可收拾。如果可以给这位革命领袖后来的食人罪行，稍加开脱的话，也只能说，诱使他走上这一步的，唐王朝的统治机器，是毫无疑义的教唆犯。
　　人类的恶行，从来像癌症的基因一样，潜伏在社会机体之中。恰逢盛世，社会如同健康的躯体，有足够的抵御邪恶的能力，纵使有个别或局部的恶，在受到抑制的条件下，文明、文化、道德、教育，能够有力量战胜恶的挑衅，即使构成一定程度的黑暗，其危害程度，不至于使历史倒退。
　　相反，一旦恶本质得到肆意释放的机会，便如癌细胞的转移扩散，整个社会处于失控的状态下，黑暗压倒文明，邪恶压倒善良，腐败压倒良知，动乱压倒秩序，那么，这个社会只能产生腐朽的政治，腐旧的思想，腐败的官吏，腐烂的制度，腐蚀的文化，以及使得王朝覆灭的，从上而下的一大批腐恶的败类。
　　正是这样的乱世，官方的败类才能按肥瘦论价，卖活人给起义军作食粮。随后，黄巢更创造出来世所罕见的食人纪录，自然与官方的启发分不开。于是，这种反人类的罪行，便以不可遏止之势，贯穿于整个唐末，直到五代。食人恶行之频密发生，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黄巢虽死，食人不止。公元九世纪末、十世纪初的中国，坠入空前的黑暗之中。
　　887年：戊午，秦彦遣毕师锋、秦稠将兵八千出城，西击杨行密，稠败死，士卒死者什七八，城中乏食，樵采路绝，宣州军始食人。
　　同年：杨行密围广陵且半年，秦彦、毕师铎大小数十战，多不利，城中无食，米斗直钱五十缗，草根木实皆尽，以堇泥为饼食之，饿死者太半。宣军掠人诣肆卖之，驱缚屠割如羊豕，讫无一声，积骸流血，满于坊市。
　　同年：高骈在道院，秦彦供给甚薄，左右无食，至然木像，煮革带食之，有相啗者。
　　889年：杨行密围宣州，城中食尽，人相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