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导报和我龙虫并雕斋琐语代序原文及赏析

　　去年今日，《生活导报》第1期出版，当时我已经注意到它了。但是，我虽则注意到它，却没有感觉到它是值得注意的。尤其是当时有人对它作种种恶意的批评，更使不愿花两元钱买一张来看看的我，猜想它也不过是一种低级趣味的读物而已。后来我看见我所敬爱的朋友，如潘光旦、费孝通诸先生，都常有文章在《生活导报》上发表，就把我的错误的观念矫正过来：他们的作品里如果还有低级趣味，更有谁的作品是高级趣味的呢？
　　但是，除了偶然买一份消遣消遣之外，当时我和《生活导报》并没有什么关系。直到今年5月里，我从重庆回来，卧病在床，费孝通先生来看我，这时他才使我和《生活导报》建立了关系。他是《生活导报》的台柱，那时他快要到美国去了，他表示希望我为《生活导报》常写文章，并且希望我写些像在《星期评论》和《中央周刊》发表过的《瓮牖剩墨》一类的小品。费先生启程之后，《生活导报》的编辑又亲自来催稿子。于是我答应写《龙虫并雕斋琐语》。由瓮牖一变而为龙虫并雕斋是由自谦变为自夸。其实雕虫则有之，雕龙则未也。偶然想要雕龙，结果恰像古人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实在是雕龙不成反类蛇，所雕的仍旧是虫，只不过是一条长虫而已。
　　我开始写小品的时候，完全是为了几文稿费。在这文章不值钱的时代（依物价300倍计算，我们的稿费应该是每千字1500元），只有多产才不吃亏。正经的文章不能多产，要多产就只好胡说。同是我这一个人，要我写正经的文章就为了推敲一字呕出心肝，若写些所谓小品，我却是日试万言，倚马可待。想到就写，写了就算了，等到了印出来之后，自己看看，竟又不知所云！有时候，好像是洋装书给我一点儿烟士披里纯，我也就欧化几句；有时候，又好像是线装书唤起我少年时代的《幼学琼林》和《龙文鞭影》的回忆，我也就来几句四六，掉一掉书袋。结果不尴不尬，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文体。
　　像我们这些研究语言学的人，雕起龙来，姑勿论其类蛇不类蛇，总是差不多与世绝缘的。有时一念红尘，不免想要和一般读者亲近亲近。因此，除了写一两本天书之外，不免写几句人话。如果说我们写小品文不单为卖钱，而还有别的目的的话，这另一目的就是换一换口味。这样，就是不甘岑寂，是尼姑思凡，同时，也就是不专心耕耘那大可开垦的园地，倒反跑到粥少僧多的文学界里去争取一杯羹了。
　　记得抗战以前，有一位先生署名棱磨的（至今我还不知道这棱磨是谁）在上海《申报》的《自由谈》上发表一篇谈话。大意是说：语言学是介于科学和文学之间的学问，所以难怪语言学者常常走到文学上去。但是，语言学者不要忘记他们自己的园地。当然，像《之部古读考》一类的文章是不能引起一般读者的兴趣的，但是，像王了一的《论别字》之类却是颇有贡献。语言学者如果不谈他的本行，却只知道写些幽默的小品，未免太可惜了。这一篇文章发表于《论语》最盛行的时候，显然是讽刺林语堂，其恭维我的几句话只不过是傍敲侧击的一种手段而已。假使棱磨先生现在看见了我的《龙虫并雕斋琐语》，一定长叹一声说：王了一跟着林语堂堕落了！
　　老实说，我始终不曾以什么文学家自居，也永远不懂得什么是幽默。我不会说扭扭捏捏的话，也不会把一句话分做两句说。我之所以写《琐语》，只是因为我实在不会写大文章。我不明白为什么《生活导报》的宝贵篇幅肯让我这种胡扯的文章来占了差不多每期的八分之一。自从《生活导报》登载了《琐语》之后，可说是整个的《导报》都变了作风。所谓《生活导报》，顾名思义应该是指导人们的生活的，这几个月来，我因为每期都细细读它，每周都和它的编辑先生见面，更觉得《导报》的态度是那么严肃，编辑先生是那样诚恳，和我这种随随便便的文章太不相称了。听说费孝通先生称赞我表演精采，又据说读者们喜欢看《琐语》，桂林有人转载我的文章，这一切徒然增加我的惶惑。在这几个月来的《生活导报》上，我最喜欢看的是铁谷先生的《六朝隋唐女子的化装》，和闻一多先生的《端午节的故事》等等，无论从学问上说，从趣味上说，它们都胜过《琐语》百倍。《龙虫并雕斋琐语》根本说不上雕，因为太轻心了，太随便了。更进一步说，即使经心刻意地去雕，恐怕也雕不好，因为它的本质是朽木，非但龙雕不成，连虫也不会雕得好的。
　　不管雕得好不好，在这大时代，男儿不能上马杀贼，下马作露布，而偏有闲工夫去雕虫，恐怕总不免一种罪名。所谓轻松，所谓软性，和标语口号的性质太相反了。不过，关于这点，不管是不是强词夺理，我们总得为自己辩护几句。世间尽有描红式的标语和双簧式的口号，也尽有血泪写成的软性文章。潇湘馆的鹦鹉虽会唱两句葬花诗，毕竟他的伤心是假的；倒反是满纸荒唐言的文章，如果遇着了明眼人，还可以看出一把辛酸泪来！
　　我们也承认，现在有些只谈风月的文章实在是无聊。但是，我们似乎也应该想一想，有时候是怎样的一个环境逼迫着他们谈风月。他们好像一个顽皮的小学生不喜欢描红，而老师又不许他涂抹墙壁，他只好在课本上画一支老鸦来玩玩。不过，聪明的老师也许能从那一支老鸦身上看得出多少意思来。直言和隐讽，往往是殊途而同归。有时候，甚至于隐讽比直言更有效力。风月的文章也有些是不失风月之旨的，似乎不必一律加以罪名。
　　关于这个，读者们可以说，《龙虫并雕斋琐语》里并没有什么隐讽，只是瞎胡调。我也可以为自己辩护说，所谓隐讽，其妙在隐，要使你不知道这是讽，才可以收潜移默化之功。但是，我并不预备说这种强词夺理的话。老实说，我之所以写小品文，完全是为的自己，并非为了读者们的利益。其中原委，听我道来：实情当讳，休嘲曼倩言虚；人事难言，莫怪留仙谈鬼。当年苏东坡是一肚子不合时宜，做诗赞黄州猪肉；现在我却是俩钱儿能供日用，投搞夸赤县辣椒（《瓮牖剩墨》里有一篇《辣椒》，极力称赞辣椒的功能，结果是被一位药物学家写信来教训了一番）。芭蕉不卷丁香结，强将笑脸向人间：东风无力百花残，勉驻春光于笔下。竹枝空唱，莲菂谁怜！这只是吊月秋虫，偎栏自热的心情，如果读者们要探讨其中的深意，那就不免失望了。
　　感谢《生活导报》给我一个发牢骚的地方，以后恐怕不免还要再发几次牢骚。这对于读者们也许是味同嚼蜡，然而对于我自己却是一服清凉散。一个刊物能支持一年是不大会夭折的。我就借这一篇瞎胡调的文章来庆贺它的周岁，同时恭祝它长寿。这是为公也是为私，因为《龙虫并雕斋琐语》是和《生活导报》同其荣枯的。
　　（《龙虫并雕斋琐语》，上海观察社1949年出版）
　　注释语见《史记秦始皇本纪》：陈涉，瓮牖绳枢之子。孟康注：瓦瓮为窗也。日试万言，倚马可待：语见李白《与韩荆州书》。事见《世说新语文学》：晋桓温北征，袁宏倚马前草拟文告，顷刻而成。即灵感，英语inspiration的音译。语出《后汉书李云传》：云素刚，忧国将危，心不能忍，乃露布上书。古时称檄文、捷报一类的紧急文书为露布。西汉人东方朔，字曼倩。此人以诙谐滑稽著称。清朝作家蒲松龄，字留仙。所著《聊斋志异》，多记鬼狐之事。诗句见李商隐《代赠》：芭蕉不卷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即竹枝词，乐府名。亦作莲的，即莲子，比喻心苦。宋无《妾薄命》：不食莲的，不知妾心。语见蒲松龄《聊斋志异自序》：嗟乎！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栏自热。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
　　赏析这一篇《〈生活导报〉和我》，是作者的散文集《龙虫并雕斋琐语》的代序。《龙虫并雕斋琐语》中的小品，大都是作者抗战时期发表在《生活导报》上的。这些文章，具有知识性、趣味性，又蕴含着一些感慨，生动活泼。如《夫妇之间》、《劝菜》、《请客》、《辣椒》之类，读之，都令人捧腹，发人深思。这篇《〈生活导报〉和我》，虽是代序，也是一篇独立的杂文。其本意并不在序《琐语》，而在说龙虫，借此发些感慨。
　　这篇代序，其妙在隐。正如作者在文中所说，若是细细体味，从作者那些似乎不着边际的话中，还可以看出‘一把辛酸泪’来！
　　作者自谦，说是龙虫并雕，其实雕虫则有之，雕龙则未也；即使想雕龙，也会弄成雕龙不成反类蛇，雕出的不过是一条长虫而已。那么，既雕龙不成，为什么还要写这些小品呢？作者说，一是为了几文稿费，一是不甘岑寂，是尼姑思凡。或者有人说，这前一点是说着玩的。一个大教授，怎会为几文稿费而去雕虫呢？说起来也不大高雅嘛！其实不是玩笑。抗战时期是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人们的生活都很艰难。各种物价飞涨，只有人价低廉。当教授的，不如卖野药的。为了补助生活之用，放下大田，去开些自留地，也在情理之中。文学界虽然也粥少僧多，但能去挣碗粥，又何乐而不为呢？孩子们正等着粥吃的呀！
　　至于后一点，想来也是文坛之外的专业人员的共同心情。作者是研究古汉语的。那块园地的寂寞可以想见。有时为了换一换口味，在写天书之外，写点小品，也是一种精神调节。作者没有当作家的意思。写点小品，不过给文坛敲敲边鼓而已。这其实，就是对岑寂的感慨。人们见到的多是专家、教授的荣耀，对他们内里的孤寂清苦的生活，又有几人能了解呢？
　　作者是语言学家，很会说话；又是研究古汉语的，知识渊博。所以写起小品来，知识性趣味性强。这就可能成为一种罪名。这是这篇代序所讲的一个重要问题。作者对这罪名的回答是：实情当讳，休嘲曼倩言虚；人事难言，莫怪留仙谈鬼。
　　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很复杂。有许多事、许多想法，直捷道来，就得罪人。东方朔，以滑稽寄情；蒲松龄，以谈鬼托志。这不是他们偏爱隐讽，而是为了免招灾祸。所以作者说：有时候，甚至于隐讽比直言更有效力。风月的文章也有些是不失风月之旨的，似乎不必一律加以罪名。
　　这的确是事实。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急，谈的也是风月。但有些人，一说到风月，一谈到趣味，就摇头，就以为是轻松，是软性。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喜剧不就是让人笑着与旧世界告别吗？那么，笑着与旧世界告别和怒着与旧世界告别，其结果有什么不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