辟邪,来源于梵语,意为大狮子,多见于汉代至南北朝时期的墓道守卫或石刻、玉器、陶瓷等装饰。中国古人认为辟邪是一种驱邪去秽、拔除不详的神兽,因此从古至今深受人们喜爱。古代织物、服饰、带钩、绘画等物品上常装饰有辟邪的图案。尤其是陵墓前石雕辟邪,更是能体现其捍卫守护、避邪驱鬼的功能。 一、河南出土石辟邪的典型代表 (一)许昌榆林出土的石辟邪 1978年在许昌榆林出土的石辟邪(图一),现藏河南博物院,属东汉时期,长150、高130厘米,用完整的石灰岩雕成,保存完整。造型为站立式,昂首挺胸,颈部竖长,头、颈与背部近于垂直,胸部外凸,整体造型呈L形。阔口藏舌,双目圆睁,圆耳挺立,神情矍铄。辟邪呈走势,左侧双足在前,右侧双足在后,四爪锋利,长尾曳地,四足与长尾在踏板上成一个整体,增加了雕塑的稳重矫健感,刻画非常写实。 (二)洛阳孟津出土的石辟邪 1955年出土于洛阳孟津老城乡油坊街村,现藏洛阳市博物馆,属东汉时期,长297、高190厘米,辟邪呈走势(图二),昂首怒目,张口吐舌,长舌垂于胸前,长尾曳地,头上有一角,肩部两侧生翼,身躯矫健,气势威猛,被作为洛阳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三)洛阳孙旗屯出土的石辟邪 1955年出土于洛阳孙旗屯,辟邪长166、高109厘米,头部略有残损(图三)。石辟邪背部阴刻隶书缑氏蒿聚成奴作7字,可知石匠是今洛阳偃师缑氏乡人。雕塑用整块石灰岩雕制而成,头颅似狮,高扬,阔口怒张,露出十余颗极其粗硬尖利的牙齿;鼻如蒜瓣,鼻窦突起;眼如铜铃,瞪视前方;耳朵如扇,耳上生角;嘴巴下面,雕塑一束胡须,胡须作卷曲状下垂;身体似虎,身长腰细;四足宽大似狮蹄。肩生双翼,翼稍部作卷穗状;臀部之后是长尾,也有卷穗状纹饰。造型独特,纹饰华美。 (四)洛阳伊川彭婆镇出土的石辟邪 1963年出土于伊川縣彭婆镇东高屯村,长172、高114厘米。保存较完好(图四)。该石辟邪与洛阳孙旗屯出土石辟邪基本相似,不同之处在于头部生有双角,羽翼上翘,走势欲向前扑,形象更为雄健凶悍。雕刻技法是圆雕与浮雕相结合,使雕塑在艺术形象上更加完美。 二、文献中的辟邪与其形态的辨析 辟邪与天禄、麒麟都是表现吉祥的一种瑞兽,从造型上看,它们往往表现出狮子的特征,因此也给这些石雕名称的界定造成了很多困难。先从辟邪、天禄、麒麟的形态上进行一些辨识,以便从造型上将它们区分开来。 对辟邪最早进行记载描述的文献是汉代东方朔所著《十洲记》,其中记载:聚窟洲在西海中申未之地,地方三千里,北接昆仑二十六万里,去东岸二十四万里,上多真仙灵宫,宫第比门不可胜数,及有狮子,辟邪巨齿,天禄长牙,铜头铁额之兽。东方朔将天禄、辟邪视为狮形、巨齿、长牙、铜头铁额的巨兽,认为二者可统称为狮子。 (一)天禄、辟邪的辨识 天禄一词原意是指天赐的福禄,最早见于《尚书大禹谟》: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东方朔《十洲记》中记载,天禄、辟邪是一种兽类,而且将狮子说成是传说中辟邪和天禄的结合体。文献记载中辟邪与天禄往往是成对出现。《后汉书灵帝纪》中记载:今邓州南阳县(今南阳市)北有宗资碑,旁有两石兽,镌其膊一曰‘天禄,一曰‘辟邪。 天禄、辟邪成为中国神兽,与两汉时期中外文化艺术交流的蓬勃发展是分不开的。天禄的艺术原形来自西域动物扶拔。这种动物最早见载于《汉书西域传》:乌弋山离国,王(城)去长安万二千里,大国也。而有桃拔、师(狮)子、犀牛。绝远,汉使希至。至乌弋山离,南道极矣。转北而东得安息。据此可知,乌弋山离为西汉时期丝绸之路南道的终点,汉使稀至。这里提到的桃拔应是扶拔的讹误。曹魏时期的孟康注曰: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长尾,一角者或为天鹿,两角者或为辟邪。《后汉书章帝纪》记载:章和元年,月氏国遣使献扶拔、师(狮)(狮)子。《后汉书西域传》再记:安息国,章帝章和元年,遣使献师(狮)子、符拔。符拔形似麟而无角。可见,天禄与扶拔桃拔符拔天鹿指的是同一种动物,生活于中亚和西亚地区,形体如麟,似鹿,头生角。 根据当代学者研究,辟邪可能就是古代文献中所记载的符拔,现在一般习惯上统称为辟邪。也有研究认为,有一角者为天禄;有二角的为辟邪;而无角的是符拔。其实符拔就是桃拔,可以统称为辟邪。 (二)麒麟的辨识 麒麟是中国古老传说中的一种灵兽,先秦文献中关于麒麟的记载并不鲜见,早在《诗经周南》《春秋》《公羊传》及《左传》等春秋文献中麒麟以麟或麐见载,麒麟并称最早见于《礼记礼运》:山出器车,河出马图,凤凰麒麟,皆在郊薮,又谓:麟凤龟龙,谓之四灵。 先秦时期,麒麟是体现仁德的瑞兽,其形象是有角的似鹿类动物。《诗经周南麟之趾》有载:麟之趾,振振公子,吁嗟麟兮;麟之定,振振公姓,吁嗟麟兮;麟之角,振振公族,吁嗟麟兮。振振形容人多势盛,又指仁厚德盛。这里用麟比喻文王的子孙个个宽厚仁爱。《公羊传西狩获麟传》载:(哀公)十有四年(前481)春,西狩获麟,何以书记异也,何异尔,非中国之兽也,曷为获麟大之?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麐而角者。从这段记载可知,麟,也不是中国所固有的动物,它的形象是有角、类鹿。 imgimg 在中国古代,四灵说以东方为龙,西方为虎,南方为朱雀,北方为龟。到东周时期,则流行五行说,以五色即青红白黑黄,分别配五方即东南西北中。《左传》中载:麟,中央轩辕大角兽也。把麟作为中央神兽,以黄色作配,为以后麟代虎成为五灵之首,奠定了基础。 秦汉时,四灵说有了新的阐释。《礼记礼运》:彩麟凤龟龙,谓之四灵麟以为畜,故兽不狘。郑駮说:三者取象天地人,四者取象四时,五者取像五行,今云麟凤龟龙谓之四灵,是则当四时明矣,虎不在四灵。《大戴礼》说:毛虫之精者曰麟,羽虫之精者曰凤,介虫之精者曰龟,鳞虫之精者曰龙,倮虫之精者曰圣人。龟龙麟凤,所谓四灵。这里虽说到五精,但除去圣人,仍然与《礼记礼运》中的四灵相合。汉人许慎案《礼记》时提出了新的说法:麟凤龟龙谓之四灵,龙东方也,虎西方也,凤南方也,龟北方也,麟中央也。这就是后来的五灵说。后世典籍中也有麟凤五灵,王之嘉瑞,以及麟凤与龟龙白虎五者,神灵之鸟兽,王者之嘉瑞也的说法。汉章帝元和二年(85)至章和元年(87)凡三年,麒麟五十一见郡国。汉安帝延光三年(124)七月,麒麟见颍川阳翟。延光四年(125)正月壬午,麒麟见东郡濮阳。汉献帝延康元年(220),麒麟十见郡国。如此之多的麟现事迹记载,可见两汉时期麒麟为瑞兆说的风行。《礼纬稽命徵》中说:古者以五灵配五方:龙木也,凤火也,麟地也,白虎金也,神龟水也。蔡邕《月令章句》也说:天官五兽之于五事也,左苍龙大辰之貌,右白虎大梁之久,前朱雀鹑火之体,后玄武龟蛇之质,中有大角轩辕麒麟也。这表明到汉代,五灵说与五行说的融合和逐渐完备。古人龙凤龟虎配四时、四方,而在四时中,秋为白虎,秋主收而白虎主刑杀,灵兽不应主杀,于是出现了以麟易虎的变异四神兽而流传后世。 汉代文献中有关麒麟的描述仍然与鹿的形象极为相像。《史记封禅书》中记载了汉武帝获麟的事迹:其明年郊雍,获一角兽若麟然,有司曰:陛下肃祇郊祀,上帝报享,锡一角兽,盖麟云。《汉书终军传》说:从上幸雍,获白麟,一角而五蹄。显然是一种独角鹿的形象。《尔雅释兽》把麒麟解释为麕身、牛尾、一角,《说文解字》中分别对麒麟麐作了解释:麒,仁兽也,麋身、牛尾、一角,从鹿其声;麟,大牝鹿,从鹿粼声;麐,牝麒也,从鹿吝声。总的说来,麒麟形象的基本特征有:麋身、牛尾、五趾、一角(肉角)。 汉代时,还有外国贡麒麟的记载。《汉书宣帝纪》载:九真献奇兽驹形,鳞(麟)色,牛角,仁而爱人。班固在《西都赋》中明确说到了长安西郊的上囿禁苑,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支之鸟,踰仑昆,越巨海,殊方异类,至三万里。于是此后又出现了不同于古传的麒麟形态。刘向在《说苑辨物篇》中也详细地描述了麒麟的体性:麒麟,麕身牛尾,圆顶一角,含仁怀义,音中律吕,行步中规,折旋中矩,择土而践,位平然后处,不群居,不旅行,纷兮,其有质文也,悠闲则循循如也,动则有容仪。东汉王充《论衡》中说:孝宣之世,九真贡献麟,状如麞而两角如鹿。这些描述大概来自实物,麒麟无论从体形、颜色、角、蹄的描述上都发生了变化,与长颈鹿的特征十分吻合。都是躯高颈长,似鹿非鹿,身被纹彩,头上生有肉角,尾如牛尾的动物。在徐州茅村汉墓的画像石中也有与长颈鹿形象相近的麒麟画面。 就麒麟石雕而言,晚至秦始皇時代已经作为石象生列于陵墓之前。汉籍《西京杂记》卷三记载:五柞宫有五柞树,皆连抱,上枝荫覆数亩,其宫西有青梧观,观前有三梧桐树,树下有石麒麟二枚,刊其胁文字,是秦始皇骊山墓上物也。头高一丈三尺,东边者前左脚折,折处有赤如血。父老谓其有神,皆含血属筋焉。但并没有麒麟造型的描述。而于陵墓前列置石麒麟、石天禄、石辟邪等神兽流行于东汉。天禄、辟邪的艺术形象对传统的麒麟艺术形象影响极为深远。南朝帝陵前的麒麟石雕形象经常与天禄相对出现,并受其影响,从类鹿形象转变为狮虎形象。 (三)辟邪、天禄、麒麟等神兽雕塑狮虎化的原因 辟邪、天禄、麒麟是中国古代艺术中的象征吉祥、权利、震慑、守卫等功能的神兽,形象并非写实,而是人们通过想象,将不同种类的动物夸张变形组合而成的一种瑞兽,至少在东汉,他们的形象都与狮虎比较接近。瑞兽之所以出现狮虎化特征,大概有以下几种原因: 首先,威猛的狮子形象符合人们对神兽的种种希冀。狮子非中国产物,狮子最早是西汉时从西域诸国作为贡品进入中原地区。狮子是百兽之王,被当成威猛、力量与权威的象征。这些习俗也随着西域的狮子进入中土。因此,狮子也被认为具有辟邪攘灾安吉等神异功能。作为保护神,狮子雕塑后来广泛出现在寺院、陵墓、门阙之前。 狮子本就可称为辟邪。《益州名画录》记载:蒲延昌者,孟蜀广政中进画授翰林待诏,时福感寺礼塔院僧摹写宋展子虔狮子于壁。延昌一见曰:但得其样,未得其笔耳。遂画狮子一图献于蜀王。昭远公有嬖妾患病,是日悬于卧内,其疾顿减。王乃召而问其神异。延昌云:宋展氏子虔于金陵延柞寺佛殿之内,画此二狮子,患人因坐壁下或有愈者。梁昭明太子偶患风恙,御医无减,吴兴太守张僧琳摹此二狮子,密隐寝堂之内,应夕而愈。故题曰辟邪,有此神验久矣。张僧琳是南朝梁武帝时的著名画家,他画的二狮子,题曰辟邪,具有驱魔祛邪,利物利人的奇特功能。说明在当时,狮子是可以称为辟邪的。《水经注》曰:汳水迳其南,汉熹平中某君所立,因葬三弟,刻石树碑以旌厥德,陵前有师(狮)子、天鹿。这是传世文献所载最早的狮子石雕,从碑铭可知,设置狮子的目的是镇慑邪魔、守护墓主灵魂平安。而能够辟邪除群凶的正是辟邪。因此,在艺术形象和实际使用上,狮子与辟邪趋于一致。《抱朴子》中就说:又有神兽,名狮子辟邪,三鹿羔羊、铜头铁额、长牙凿齿之属,三十六种,尽知其名,则天下之饿鬼饿兽,不敢犯人也。人们赋予狮子避邪御凶的神性,希望狮子具有消除或防御来自超自然的病源或祸患的能力。这样,狮子就被赋予了避邪的功用。 其次,老虎威武、凶猛,是强大武力的象征,在中国一向被视为百兽之王和保护神。比如虎符是兵权的象征,军事装备上饰以虎头纹,军中主将办公的地方称为虎帐,军中议事厅称为白虎堂等。《淮南子兵略训》说:所谓天数者,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高诱注:角亢为青龙、参井为白虎、星张为朱雀、斗牛为玄武。用兵军者,右参井,左角亢,向星张,此顺北斗之铨衡也。也就是说,它们是东西南北方位的守护神而担当车舆的警卫。虎作为四神之一,其艺术形象在汉代的墓葬中有许多表现。而狮子在进入中原地区前后,不管是文献记载还是口耳相传,人们都参照老虎,介绍狮子。狮子作为殊方异物,甚是珍贵,东汉时石匠们恐难见真容,他们按照老虎的形象塑造狮子。直到宋末元初,周密在《癸辛杂识》中还曾有这样的记述,近有贡狮子者,首类虎,身如狗,青黑色,宫中以为不类所画者,以非真。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记载:狮子身才(材)短小,绝类人家所蓄金毛猱狗。诸兽见之,畏惧俯伏,不敢仰视。气之相压也如此。出现了人们见惯匠人们创造的狮子形象,当一睹真狮反而不知是何物的怪现象,原型的天然隔绝给人们提供了更多的想象空间。 三、结论 由以上论述可知,中国早期的一些辟邪等雕塑与狮子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第一,这些神兽本不存在,它们早期形象的出现,与狮子相同,都是在没见过实物的情况下,匠人凭着耳口相传加之想象力创造加工出来的。第二,在狮子被内地人士所知后,其形象成为当时一些石兽的创作蓝本。第三,内地本有老虎,其形象亦被人所知,中国早期的一些石兽及最初的狮子形象也有仿照老虎的成分。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狮子和老虎这两种动物在形象上客观存在一些共同点决定的。 石辟邪在形象上更接近于真實狮子的形象,许昌榆林出土的石辟邪,从整体造型和细部结构特征来看,更接近于东汉献帝时期。目前发现的石辟邪中,最早的应属东汉晚期的安帝至桓帝时期的辟邪,其造型呈S形或L形。翼、角、舌、纹饰等有无雕刻的情况均有发现。头部多后仰,或写实,或神化。胸部外凸较明显。翼为阴线浅雕,线条粗放。在其后的献帝时期,辟邪整体上呈S形或L形。多数无角、藏舌,翼也是或有或无。头部多为写实的雕刻技法,类似虎头。有翼的一般分作34翎,平直后展,雕刻细致。胸部多呈内敛的姿态。造型基本上以写意为主,整体感觉简练粗犷、古拙厚重。所使用的雕刻技法简洁明快,通常是按照石坯素材的整体形态和所要雕刻对象的主要特征,在关键部位加以凿刻,从而达到整体轮廓相似。雕刻手法上擅长夸张,尤其是那饱满雄浑的胸脯,极具张力。许昌榆林石辟邪的整体雕刻技法为圆雕,同加以浮雕、线刻等技法,手法高超娴熟。可以看出,工匠使用工具已与当时成熟的冶炼技术有密切的关系,东汉时期我国的冶铁技术已经相当发达,铁制工具应已广泛地使用与生产中。比较西汉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等16件石刻,可以发现这些石刻大多是利用天然石块不规则的形体,因材施工,略加雕凿,学者或工匠以为这样的做法是为了求得自然之势,天然之趣,实际上如果我们考察其他石刻,就会发现它们雕刻得比较粗糙。东汉的神兽石雕,撇开所代表的具体内涵不论,单就雕刻技法上,明显较西汉进步许多,而且写实性增强。 东汉石兽雕塑,在审美情趣、艺术风格、造型特点、表现方法、雕刻技法等方面,都一脉相承地体现了惟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的风格,许昌榆林出土的石辟邪是中国雕塑艺术中的瑰宝和佼佼者。从造型上,它代表了一个时期的吉祥符号与象征;从文化内涵上,它反映了一个时代民族文化精神的变迁以及先民智慧与情感的寄托;从艺术上,它折射出一个时期人们的审美情趣以及雕刻绘画技法的水平,并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